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打到相持阶段，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彻底失败，武汉保卫战后，抗日战争终于按照中国人的战略意图进行着。这一重人的转折时刻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浴血厮杀所致，也是在国共合作抗日力量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人胜”的持久作战方针所致。武汉人会战中，日军动用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加上海军舰艇140余艘，3个航空兵师团，总兵力超过40万众，中国军队则以百万之众拼死抵抗，击伤日军舰船600余艘，击沉40余艘，击落日机100余架，使日军付出了伤亡20余万人的惨重代价才得以占领武汉。“据日本第二、第十一军的记载，两军共死伤31486人，其中第十一军战死将校军官172人，伤526人。而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木部的资料统计，日俘曰供认定日本每师团伤亡在40%以上，参战华中派遣军约30万人，估计伤亡12万人左右。”(((武汉抗战史》168页)
连颇善用兵的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不得不哀叹:“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使我心情阴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伤员时，特别是在瑞昌野战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武汉抗战史》169页)武汉会战中，日本人不仅在军力和士气上遭到了抗战以来的最为沉重的打击，而且其国内战时的经济状况也已露出窘态。为了攻占武汉，日军消耗了总价值在30亿日元以上的物力，待武汉会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内债达到140亿元，外债12亿元。
中国的殊死抵抗表明，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和最富庶的地区，可是却征服不了中国(除东北以外，日本人的有效控制区域，仅仅局限于所占领的城市及其相连接的各交通沿线约10公里的狭长地带)。据”重庆行政院院长在1938年12月间所发表的数字，说明中国正规军已撤退的九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山西、湖北和河北)的796县中，只有59县真正为日军所占领，有489县的县长都在华军的统制下工作着……还有248县的县长仍然行使着部分的职权。因此，日军在占领区域内只能统制一小部分的领土。”(英)弗雷达·阿特丽著《扬子前线》224页)
武汉会战之后至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前，中日双方虽然仍有大规模的军事战役，但从总体上而言，日军的兵锋在武汉城下被消磨，再也无力发动如“汉口作战”那样海陆空并举，倾数十万举国之兵来犯的军事行动，双方基木上都在湘、赣、鄂、豫之间拉锯对峙。而随后开展的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战役、鄂西战役等正面战场的诸多恶仗皆可看做武汉保卫战的余波。
此后，日军再也不提“速战速决”之类的曰号，开始调整对华的整体战略，将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结合起来，图谋在沦陷区扶植傀儡政权，以“以华治华”的手段灭亡中国。日本虽然通过攻略中国的心脏地区武汉，迫使国民政府迁出了中原地区，但是国共两党的抗日游击队和难以计数的抗日民众将不断地骚扰和打击他们，使他们疲于奔命，而陷入全民抗日战争的汪洋之中。尤值一提的是，既有正面战场的奋斗，也有敌后战场的配合与牵制，这正是相持阶段抗战的显著特征。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古典爱国主义的含义有两层，其一是如霍去病“匈奴束灭、何以家为”的豪情，祖邸“渡江击揖”，扫尽胡氛的壮志，其二便是像岳武穆般集爱国忠君于一体的“精忠报国”的观念。古典的民族主义则基木上是以中原汉民族的利益为中心，以保护农业文明不受游牧文化骚扰破坏为宗旨。虽然古典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在思想上有着中古时代的局限性，可是他们的节操、骨气与事迹对后世的人，尤其是对投身抗日洪流的志士影响极为深刻。比如说在武汉会战里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万家岭人捷的名将薛岳，原名为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他后来认为要做就做真岳飞，遂去“仰”字。
另一位抗战名将白崇禧，是回族人，据其子白先勇回忆，其父一生只会唱《满江红》这一首歌，还常常教子女唱，并以做匡复宋室的岳鹏举自勉。
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军歌也流露出很强烈的古典爱国主义色彩，歌词云:“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弛无少停!”，俨然透露出汉唐边塞诗歌的悲J沧和rr慨。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都相应地丰富和扩人，抗日战争则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抗战使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而武汉大会战则是抗战8年里我国爱国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国共两党在武汉时期的合作是两党关系史上的蜜月期，统一战线在武汉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这表明抗战时候的爱国主义已超然于党派、民族与各个阶层，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国民党在武汉抗战时期所作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决议，基木上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作，两党在团结抗日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共识，互动甚为默契，为以后“重庆抗战时期”国共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间党派、海外华人、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的代表也于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人武汉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其次，武汉会战也升华了近代都会武汉的城市精神。1983年的武汉，民众的爱国主义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达到了抗战前期的顶峰。武汉人献金、火炬人*、公祭抗日烈士等活动所烘托的气氛已具备了崇高、悲壮的美感，中国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在武汉已到了自热化的地步。以前所爱的国家是一姓之朝代，所效忠的民族往往是人汉旅，所抗击的敌人也只是塞外的胡人，抗日战争却在很人程度上重新刷新了国家民族的含义。人家要保卫的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和一个人中国，要和共同的敌人日本做殊死决斗。爱国精神已破除了历史的局限和民族的藩篱，为中华民族每一分子所共有。近代武汉以九省通街的地理优势和三百年商业文化的积累，凝结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骨气。“汉口的政界精英，实业界的人腕与和华商，时时与外商争雄”，“在众多的西方财团面前，不惧怕、不盲从、不务虚，在人格上竖起了敢抗争、敢创新、敢藐视的精神境界，从而铸造了近代其他城市少有的一种昂扬精神”。(董玉梅《浅谈近代的“汉口精神”》《武汉春秋粗004年第3期)这即是武汉精神，也是人武汉的魂魄。历史证明，从张自洞的洋务运动到武昌首义的枪声，再从1927年北伐定都收回英租界到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武汉人的血气和不屈不挠的风骨已不只为商人、政界人士所有，而是弥漫于人武汉上空的民族和地域的一种文化，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魄中。尤其在武汉会战时期，武汉不畏强暴、勇赴困难的气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支撑1938年中国抗战的铮铮铁骨，武汉精神也得以成为以坚忍、牺牲而著称的“重庆精神”的先驱和基石，从而极人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