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领导艺术是其成大事的一大法宝。他在如何激励别人，如何给人以信任，如何允许别人说话，婀先做自我批评等方面，富有独到见解和成功实践，同时也暗合当代领导科学的基本特征。这种令人产生亲切感的政治家，在封建君王中并不多见，而康熙帝就是其中之一。
1．与属同乐，健身又鉴心
人生活在世界上，要工作、要奋斗，要实现自我。但凡事都有极限，人的精力也有穷尽的时候。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关于劳逸结合的益处，众所周知。作为一代明君，康熙帝从政之余的情趣也是多方面的，其主导思想是排除一切有害的娱乐，所有活动都要有利于身心健康。
康熙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旅行、狩猎、钓鱼、赛马、练武，以及读书研究科学等等。从现代医学原理上看，这些活动有利于身体、有利于智力，其乐无穷，延年益寿。
他喜欢进行长途旅行，不断地出访各地，既是从政活动，又是旅游活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游山涉水，鸟语花香，赏心悦目，于身心有益。在旅途中，或坐轿、或坐车、或骑马、或徒步，康熙皇帝都能适应。而他更喜欢的是骑马和徒步，这对于健康尤其有利。
为狩猎，康熙每年都要在山区或射猎场地过上两个月左右的打猎生活，有时在巡行途中也顺便开展狩猎活动。
各种动物都是康熙帝猎取的对象，他尤其喜欢打虎，在东巡的路上，他曾猛杀东北虎达数十只之多。现在由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老虎成了濒危动物，但在当时，从狩猎活动和体能训练上说，打虎更能培养人的勇敢和傲视天下的阳刚之气。
康熙亦喜欢捕鱼。他练习撒网，学会各种鱼网的用法，以便达到熟练而技术高超的程度。在巡行中打鱼，同时他也常到北京郊区的河边去钓鱼。北京的御花园有水有河，因此康熙帝有时在游乐的地方钓鱼。他时而用竿钓，时而用网捞，并将收获的成果分送给身边的大臣，自己的亲人，有的还送给外国的传教士，若有谁能得到这样的恩赐，那将会喜出望外，终生难忘。
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康熙在辽河网鱼，赐给陪从诸王、贝子、公勒和内大臣、侍卫官、部院官员们。三月初八日，康熙到沈阳后亲自网获鲢鱼、鲫鱼，剖成段块腌制后，派专人送给皇后品尝。四月初一日，康熙帝又在松花江网鱼，赐蒙古诸王、台吉并内大臣、侍卫等人员，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挥笔作《松花江网鱼最多颁从臣》诗一首，诗曰：
松花江水深千尺，捩柁移舟网亲掷。
溜回水急浪花翻，一手提纲任所适。
须臾收处激颓浪，两岸奔趋人络绎。
小鱼沉网大鱼跃，紫鬣银鳞万千百。
更有巨尾压船头，载以牛车轮欲折。
水寒冰冻味益佳，远笑江南夸鲂鲫。
遍令颁赐扈从臣，幕下燃薪递烹炙。
天下才俊教四方，网罗咸使登岩廊。
尔等触物思比托，捕鱼勿谓情之常。
此诗系东巡吉林时所作。康熙在诗中描绘了他亲自网鱼的情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运用自如，收获颇丰，自然不胜喜悦，扈从就地烹炙品尝，其乐融融，美不胜收。同时借捕鱼烘托出为政之道，应该网罗天下人才，以优才仕于朝，表露他时刻不忘政事，思贤若渴的心情。诗用大众喜闻乐见之体，具有关乐地方特色。
康熙不经常举行赛马活动，一年之中也就只进行一二次朝臣都参加的规模盛大的赛马活动。每当此时，皇上和朝臣都从上驷院挑选好马参加比赛。在赛马中取得良好成绩，能跑最远路程的骑手，可以得到奖赏。满族人对马上活动都有浓厚兴趣，人们都愿意参加。
除赛马之外，康熙还亲自练弓弩、枪炮等武艺，皇子们看到这些自然感到高兴。皇上时常操练京师军队，有时令其中的一部分在御前比武，军事技术熟练者自可得到奖励。有时参观各种新式武器，如西式大炮、小炮、迫击炮、青铜小型野战炮的制造和演练。到了新春元宵佳节，康熙亲率诸臣到西苑观赏花灯烟火。
康熙不仅注重身体的训练，而且还注重精神的培养，为了避免一天无事可做，悠闲自在，对颓废不健康的东西，他坚决反对。除体育运动之外，康熙帝还把大部分时光用在阅读中国古籍，研究西洋科学上，在巡行的路上，在宫中一有时间他就读书；有时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侍臣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他也时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甚至测量某两地的高度差。
康熙最反对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生活。他坚决反对抽烟、喝酒、耍钱、玩女人，屡下禁令，如有违反者严惩不贷。也反对把业余时间消磨于淫词小说中，康熙认为，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成材，基本上是庸庸无碌之辈、浑浑噩噩之徒，对某些人进庙烧香、叩头、拜菩萨、上供品的人，康熙也认为此辈囿于祸福之说，靡费钱财，有害无益，下令禁止。
总之，有利于社会、个人身心健康的业余活动，康熙就提倡，反之就制止。听其言，观其行，康熙帝能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不菲的建树，与他的生平言行是分不开的。这些能透视出他为人为事的品质和态度。康熙帝明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所以他时刻警示自己。
2．亲理河工，与民同乐
黄河易于决堤泛滥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麓发源，全长一共五千四百六十公里，途中流经内蒙、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几个省市，不仅容纳晋、陕之间几十条支流的水量，而且夹带大量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平均每立方米含沙量达三十七公斤，暴雨季节最多超过六百公斤。“一碗水，半碗沙”之说，形象地反映了黄河含沙量之大。黄河自河南高津进入下游，河道宽阔，水流缓慢，中游带来的约十六亿吨泥沙，有四分之一左右淤泥在河床中，每年河床平均升高约10厘米，这样年复一年，泥沙不断地淤积，致使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河床高出地面少则数米，多则十余米，靠的全是人工修筑的河堤来挡着水”但是一旦年久失修，黄河水就很容易冲决改道了。
元朝定都北京，明清也都依照在这里定下来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穿过黄河，延伸到了北京的通州。这样一来，黄河和运河交汇在一起，更增加了它随时都会泛滥成灾的可能性。此后，治黄已不单纯是疏导通流，防止泛滥，还要使黄河保持一定的水位，以便蓄黄济运。对此，康熙帝曾说：“前代治河皆以宜疏决而放海，则永无河患；但今运道自淮以北，必由黄河一百八十里后而达运河，与古代形势不同，则古说亦何可尽行？”尤其是明朝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经云梯关人海之路线固定下来，此后二百八十年间（至1855年改道前）一直以此为惟一人海河道。这固然使人们免受改道之苦，然而，洪泽湖以东的清口，不仅是黄、淮交汇之地，也是大运河出入的咽喉，使这一带成了最易出事的地区。如果黄淮势均力敌，尚能相安无事，而实际上经常是黄强、淮弱。因为黄河水荟萃众流，来自万里，力大势强，而淮源近由豫卅，北御黄、南资运，力分而势弱。淮不敌黄，经常发生黄河水倒流。“倒灌之弊，小则扪塞河口，大则淤垫河身。甚至黄淮二水一起涌入运河，冲堤决坝，泛滥成灾。除此之外，清初战争不息，河道年久失修，致使河患十分频繁。受寒最重为淮安、扬州二府所属的七个州县，七州县地势低洼，堪称下涌地区，凡发生黄河水倒灌清口，运河堤坝冲决等事，七个州县必然被淹。每时河道官员为护堤保漕运，不得不将堤坝冲决，即主动开闸放水，下河七个州县又自当冲，难逃水患之苦。
六月七日，康熙帝亲政不久，就遇到了一场大灾难，河道、运道进一步敝坏，每年通过河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至北京，供给官兵俸饷。运道受阻，事关重大。因此，康熙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定为国家的重要任务。每当发生水灾，他便派人巡视同河工、绘图以进，及时掌握情况，详考古人治河经验，采取对策。
十一年六月，康熙令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酌治理清口，以免水患。
十二年十月，康熙帝批准工部议复河道总督王光裕奏疏，令清口筑堤，“以遇浊流”，并于“水势缓慢的七里墩建闸，挑浚新河”，“使湖水自七里墩闸进口，即由新河文华寺入运”，以使“黄水可遏，运道无虞”。然而，在年底爆发了吴三桂等人的叛乱，康熙只好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平叛，治河一事暂无暇顾及。
康熙十五年，各处又复大水，黄、淮再次一块涨水了，其实情远远超过了康熙六、七年的那次大灾情。江南部分地区又被淹，运道受阻，对支持平叛战争极为不利。事后，尽管国家财政依然较困难，但是，康熙还是下定了决心，一定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
自治黄、淮两河以来，几番周折，还是没有太明显的成效，因未治其根源。对此，康熙帝一直在沉思着：怎样才能够避免河水再次泛滥成灾、堤岸永不溃决？经研究薪辅的治河经验，并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治河实践，形成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如果真的治表不治根，徒然，就治的下流也是白费功夫，终而无效。最佳的办法就是集中精力治理上河。
治上河的关键在于解决黄河水倒灌、淮水势力弱，不能敌黄河，全注入运河，运河根本就无法容纳得下淮河与黄河这两条水的，结果流积大量排入下河地区。这是淮河、黄河经常发生水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惟有提高洪泽湖水位，降低黄河水位，使集中在洪泽湖的水“三分入运，七分归黄”，这样才能使民生免灾，运道始安。康熙把这一治河的思想向于成龙及大学士等官员谈过之后，又在三十八年二月至五月的第三次南巡途中采取措施，作了具体的部署。使治黄、治淮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
第一项治理措施是“深浚河道”。三月初一，康熙阅视高家堰、归仁堤等处，用水平测量，发现黄河水位高于洪泽湖，以致使河水倒流入湖，湖水无从出来，所以才会泛滥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造成了水灾。
根据这些，康熙帝总结出了黄河有两大缺点：底高、湾多，以致各处受险。据此，康熙对随从诸臣说：“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原治河诸臣并无言及此者。如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则无泛滥之灾，民间田亩也自然涸出。但如何才能深浚河底呢？”康熙在详加巡访后得知，“河直则水流急，水急则沙自刷自深。”于是康熙向于成龙等大臣建议：宜于清口西、婺曲湾两处试行浚直。如直浚有益，每年逐渐将上游曲处加以直浚，使黄河之险自除，而河底渐深，则洪泽湖水渐出，使七州县水患渐息。
第二项措施是改修清口。康熙发现，除黄淮水位高低有悬除之外，二河交汇之口，也过于径直，这也是造成黄河水泛滥的原因之一，因而主张：宜将黄河南岸近淮之堤，更迤东长二三里，堤筑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逸东湾曲拓筑，使之斜引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至倒灌人淮。为了便于实施，康熙登上了清口，在黄河南岸亲钉一桩，命从此向东，修挑水坝三十丈，使黄河、淮河的水顺行交汇，使清水更加流淌，就避免黄河水倒流。
第三项措施是拆毁拦黄坝。康熙一向非常重视云梯关以下至海口的水势情况，早在三十三年的正月，就曾对大学士等人说：朕思海口为黄河人海之路，海口水势迅急方能刷沙，河水乃得顺流，此为紧要所当疏浚。然而，前河臣董国安却于三十五年在云梯关附近误筑拦黄大坝，另挑马家港引河，导黄由小河口人海，使之下流不畅，上游淤塞。所以，在考虑浚直河道时，康熙帝命令于成龙：其拦黄坝应行拆毁。
第四项措施是引水归江。康熙乘舟沿运河再次南行，一路上只见两岸堤坝单薄低矮之处，就再三地嘱咐河臣增筑运河堤岸，并提出了引水归江的方案。
他说：高邮东岸之滚水坝、涵洞俱不必用，宜将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归江。入江之口如有浅处，则令挑深。如此修治，则湖水、河水俱归大江而不入下河，则下河可自治。
康熙吸收原河道总督勒辅的治河思想和经验，目的在于不断地改进、完善和发展。勒辅重视筑堤来水攻沙，康熙在此基础采用浚直河道急流刷沙法；靳辅为了护堤保运，而只顾上河，不再想下河，大量地利用减水坝，以致于下河七州县人民却常常遭到水患之灾，而康熙不仅顾到了上河，而且兼顾了下河，尽量减少用减水坝或改成滚水坝，千方百计减轻和防止灾情。
虽有这般好的见解、措施，由于治河大臣于成龙疾病加重而不能够按时完成，计划不能落实了。
3．身先士卒，亲赴一线
康熙帝用兵，在把握进退机会上能更胜他人一筹。在进剿准噶尔一事上，既已亲征，三路兵马的一切行动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在与噶不丹开战之前的准备工作就做得既彻底又充分，使乌兰布通战役的遗憾不复再有，路上虽然他十万分的劳累，不过内心却万分充实而高兴。一直到开战，他又“亲率前锋兵在前”，“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直到与西路军的夹击之势形成，才宣布开战。首次亲征，一气呵成，歼敌主力，使此次战役堪称中国战争史上的典范之作。
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康熙帝亲率中路大军从科图进入喀尔喀，至苏德图驻跸，派人通知费扬古：“噶尔丹于本月初，自土喇向克鲁伦移营”，“以此揆之，噶尔丹已近朕所统大军矣”。并叮嘱说：“可详询地里及彼脱逃之路，小心堵御，不可以彼向下流行而轻之。”其中心内容是令费扬古注意阻击溃逃之敌。
四月二十二日，康熙帝驻西巴尔台，得知噶尔丹“实在塔和尔济地方”；第二天又接到了费扬古的奏疏，知道了西路军于初十日已从乌兰厄尔启程了，进攻土拉，预计到五月初三日才能到达克勒阳朔。于是，康熙帝与诸王、大臣研究作战方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中路敌我迫近，西路拖延行期，在这种情况下，是缓行以待，还是主动出击？统领镶红旗大营皇三子允祉和领侍卫内大臣公福善等反对等待，主张出击，说：“一面移文催西路之兵，一面使贼不及为备前往击之”；其余诸五皇子大臣主张“缓行以待，两路夹攻”。
康熙帝基本同意了后者，采纳了有意迟缓进军速度的策略：在四月二十六日，中路军驻于察罕布喇克三天之后，再次讨论作战计划，好多大臣都主张“听彼逃窜”。康熙帝说：使之逃窜并不难，俟其舟近，遣使前去通知，说朕欲与之亲临约盟，令其前来与我军会议，“噶尔丹闻朕亲来，必连夜奔逃，我军即行追杀，如向土喇退去，必遇费扬古兵”。康熙帝说：但也担心夹击不成，使噶尔丹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