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废掉皇太子完全是为政治所需。虽然太子被废，但被废后，他仍难以割舍父子之情。难过、伤心、愤恨、失望、忧伤、婉惜、怜爱等复杂心情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一连六天都睡不着觉。每对诸臣谈起来便老泪横流，涕泣不停。
九月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当天就召见文武群臣，齐集于午门（故宫正门）之内，宣谕拘留太子允祁之事。并亲撰告祭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废太子幽禁于威安宫，并于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康熙废掉了皇太子，尝到了人间的悲剧的苦味。事后他伤感地对皇子们说：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和废掉皇太子两件事，使他伤心不已，要皇子们能仰体他的苦心，不要再生事了。
10．儒道立国，康熙重经
康熙皇帝亲政后一门心思地尊孔崇儒，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其出发点也许不外乎是君主执政，所面对的是天下万邦形形色色的人，人群中有道德君子，肯定也有刁钻小人。为了社会的安定，公众的团结，乃至国家的繁荣昌盛，作为一国之主，就必须寻找一种适当的精神形态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道德基准乃至治国道统。
为了体现这一要求，这种道统应集治统于一体，不萎靡、不偏激；能振奋，不狂热；既有个人，也不忘公众，能体现人伦的魅力。这就是中庸。放眼观望，在中国的精神宝库里哪种学说具有这种品质呢？中庸是儒学的神髓。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历代帝王独尊儒术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自然是康熙之所以独尊儒术的识见所在。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其中之一，康熙还有他自己的特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康熙毕竟有许多自己的独特之处。少数民族出身，博学多才、深通经史、思想深邃、生活朴素、作风踏实、胸怀大略等等。所以说，康熙尊孔崇儒，应该不是一般的因袭前朝，更不是因为人云亦云所为。
剖康熙其人，可以发现，在他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始终都体现着“务实”二字。由此可以想到，他的尊孔崇儒，是因为他自己精神生命的需要，是他思想的需要，在封建皇帝的意识中，“朕即国家”，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皇帝，所以皇帝比下臣和百姓更珍视权力的去留，换言之，是把国家和生命一起看待的。所以康熙帝是在大清王朝君位绵延的祈求中相中儒学的，换言说，首先是为了皇权的巩固、地位的安稳而崇儒学的。历史的痕迹已在他祖父与父亲身上打下烙印，打下江山，又要坐稳坐定它。所以，在他的父、祖身上就早已现出了这种祈求与需要了。只不过康熙更自觉、更理智、更清醒、更有情感、更投入且更有时间实现他的种种愿望，因而其成效在清王朝也是空前绝后的。
由此来看，即使康熙尊孔崇儒，也仅仅只是从个人的素养上看问题的，他是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解析之后，带着明确的态度而选中儒家学说的，继而又是带着十分服膺的态度去顶礼膜拜孔子和儒学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就创造盛世而言，道家的作用并不亚于儒家。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如“文明之治”、“贞观之治”，首功皆应归于道家。但是，在一个天下扰攘的乱世，出来收拾河山的传奇人物往往也是道家人物。就人才质量言之，成就一个道家人物似乎比儒学更难，素质要求也更高一些。
不过，道家的无为与超然，往往也更容易被邪恶所利用，而相比较之下，儒家学说则更为平实可亲，也更可靠，所以历代君王总是“内用黄老，外用儒术”，其原因就在这里，儒家的长处也在这里。
正是由于对儒教的尊崇，康熙至大学祭奠孔子，一般都是亲自致祭，礼数与态度可谓极为认真与周到，当然这根本还是因为内心的虔诚。每当祭孔，去时总有众大臣陪同，至棂星门外就下车，再步行至大成门，到孔子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并致祭尊。
如果说京城祭孔只是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康熙三十二年阙里圣庙落成，康熙亲制的孔子庙碑则足见其心声了。他在碑文中说：“朕唯天道昭垂，尧舜启中天之圣，禹汤、文武绍危微精一之传，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虽不得位，而赞修删定，阐精义于六经，祖述宪章，会众理于一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与天地无终极焉。诚哉！先贤所称，自生民以来，未有成于孔子者也。往岁甲子，朕巡省东方，躬诣阙里。登圣人之堂，只将祀事。睹其车服礼器，金石弦歌，盖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顾圣庙多历年所，丹墙改色，榱桷渐圯，用是悲然于心。特发内帑，专官往董其役，鸩工庀材，重加茸治……，盖唯孔子之道，垂范古今，朕愿学之志，时切于怀。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齐治平之要，思以远绍前绪，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显者，靡不隆礼竭诚，以将景行仰止至意，而况庙庭之地，尤为圣人神明所凭依者哉？”
康熙还在碑文中作诗赞扬孔子：“范围百代，陶甄万类。道备春秋，德参天地，千载传心，四方式则”。
在这则碑文中，康熙对孔子赞誉有佳，也景仰备至。而对圣庙的落成更是欢愉兴奋。甚至在碑文中，他还不惜笔墨抒情寄志，显然这是康熙的文人气质所致，不过更在于他对儒学的一片至诚真情。
作为一位满族出身的皇帝，康熙肯定不是在一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满清虽得了天下，但除了皇族，整个满族还相当程度地留在当初的文化状态中，而儒家学说毕竟相当程度地代表了中华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显示了几千前的魅力。也许正是因为自身还处于相对滞后的文化环境中，康熙祖、父历两代皇帝恰恰对先进文化抱有一种渴求的愿望，较之身处其中而视若无睹的汉人头脑更为清醒，心情也更为迫切，而心理也就迥然不同。
家族的影响使得康熙对儒学有了一种尊崇的心情，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本人的境界。
尊孔也必然尊孟，康熙在为孟子庙落成作碑时，在碑文中。他这样写道：“自王迹息于《春秋》，圣人之道或几于泯灭，卒之晦而复明，历千百世而不弊者，惟有孔子也。孔子没百有余年，寝假及于战国。杨、墨塞路，祸尤烈于曩时。子舆氏起而辟之，于是天下之人，始知诵法孔子，率由仁义。斯道之有传，至于今赖之。是以后世学者，如韩愈、苏轼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闽珞之儒，咸尊为正学之宗传。呜呼，盛已！天水之祸，隐然直中于人心。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从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因推述厥义，刻文于名，俾揭于邹之庙。其文日：尼圣既往，琼矣音徵……，唯子椁舆氏，距彼放淫。以承先圣，以正人心。述舜称尧，私淑孔子。正学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是传？宇宙晦雾，万物狂颠。我读其书，日仁日义。遗泽未尘。闻风可企。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万禹稷，德参孔颜。刻石兹文，于祠之下。诵烈扬休，用告来者。”
这一碑文，除了一般碑文常有的夸饰与溢美之词外，其中有两点是十分明确：一是它从中国思想史的视角，揭示了儒学的意义与地位，并因其写作目的颂扬了孔子与孟子，说孔子继圣人之道于将灭之际，孟子扬儒学于百家竟起之秋。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孔孟，才有了后来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下独尊儒术，说孔孟有齐天之功德。第二点是贬斥百家，康熙在这篇碑文里明确贬斥的是老子与佛学。
从康熙的一生来看，贬斥佛学是他的一贯态度，但对道学，康熙对它就不一定像他说的那样贬斥了。在这里康熙说得非常明确，为什么呢？这就是政治家的手段，用一句话就讲的很明白了——“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与以往帝王不同之处是，康熙用黄老之道远没有先人们那么深入，因为清初对汉人的残酷杀戳，及至连续八年的平藩战争之后，人们的心里相对比较单纯，因而康熙朝代还用不着更多的阴谋术。
由于康熙有着更为平实的认识，他曾对众臣一再申述尊孔崇儒的理由，他是这样讲的：“先圣先师，道法相传，照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近自然。然后施于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
为了搜集散失民间的善本书，他又说：“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批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乃为有用。”意思是说收集散失的善本书，应把重点放在有助于德化，关系着修身、理家、治国、平天下人的修养的方面，才是有用的、应该搜集整理的。
这就是康熙帝对孔子，对儒家的评价和阐释，他的这些理解涉及诸多精神现象，尤其是对诸子百家中的道、墨两家，未免有些偏见。
由于独尊儒术，儒家诸贤在康熙这里得到了空前的礼遇。尽管如此，康熙对儒学的礼遇仍然是有分寸的。因为他是实干家，他对儒学内容的选择就更是有彼有此，精细独到。除了孔子之外，他对其他儒学大师的评价都充满了慎审的意味。
对不利于他统治的学说，则避而不谈，也不想面对。
在这些态度中，也让人看到了康熙思想性格中的多种方面和不同点。
【异点】出淤泥而不染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最不洁净、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皇宫。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人。肮脏无比。其实，皇宫也是个没理可讲的不干净的地方，那里面养着成百上千的宫女、太监、整个宫廷被熏得香风阵阵。皇帝在朝堂之上一言九鼎，在后宫同样说的算，他可以随意选择侍寝宫女、皇妃。而康熙则不然他在这方面不像其他一些因女色而误国的荒淫亡国之君，能够洁身自好。
商纣因宠爱妲妃而被周所灭，周雍王为讨红颜一笑烽火戏诸侯而离心离德；春秋吴王夫差因宠爱西施而被勾践所灭。
康熙是一个博览群史之人，这些因美色而误国之君，他熟谙不以。故此在这方面他与其他帝王不同，尚能检点自己。
【胜点】欲正人先正己
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历来被用以掌权居官之人身上，但是不是每个掌权居官之人都能做到这点呢？封建社会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说。由此可见其一斑。康熙是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然而他在这方面可谓真正做到了率先垂范，以身做则。他不近女色。使人宽厚仁慈。不搞个人崇拜、务实治国凡此种种就做了最好的诠释。
【焦点】洁身自好，为人好善
身体是革命本钱，有健康的体魄是做一切事的前提。良好的体魄来自于自我的锻炼和爱护。良好的心态是做事的有鏖效前提，心存友善，好施助人。势必人见人结，做事必能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