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更定宗室王公袭爵方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初，康熙认为，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十五，不问贤否概予封爵，以致视为故常，不知感激皇上的恩惠，对后辈的成长也无益处，因而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人员讨论具体改革办法，不久，宗人府提出：应将旧制停止，制订新例：
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待年二十岁，选择文艺、骑射技艺俱优者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人员去世，准一子袭爵，不拘年岁。康熙同意，并补充：如有人才超卓者，不拘年岁，特予封授。这样，宗室王公原有袭爵特权被取消，能否袭封，概由皇帝视其条件而定。
第五，改变都统、副都统补授办法。原来各旗都统、副都统缺员由各管旗王公在本旗内推举补授，因而管旗王公对旗务有很大的垄断权。为此康熙于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规定：都统等职改由本翼内打破旗分补授。他指出：“都统、副教统典兵重任，如果只由本旗选授，则下五旗即有本旗之王掣胁，办事不得其正者甚多。”
这大大削弱了诸王的权利，但也使诸皇子权势过大，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展开的诸皇子党争，大给康熙晚年政局造成很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康熙抑制诸王时所始料不及的负
9．关注八旗生计
清军入关以前，八旗所有官兵按各种规定分拨房地，发放粮饷，即使地位最低的披甲人（步兵）也能分得房屋二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遇有出征另有“行粮”每人每月银二两，每日小米八合三勺。顺治十一年（1654年），吏料给事中林起龙就针对此问题上了一道《更定八旗兵制疏》，其中总结八旗兵丁“有饷而穷”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连年征战，自备器械，不胜负担，二是土地收入没有保障。
为了维护八旗在社会的正常运转，采取措施缓解旗人生计艰难问题势在必行。其一是增加满州甲兵月饷，鉴于满州甲兵“牧养马匹，整办器械，费用繁多，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养赡妻子家口”的问题，康熙于九年（1670）三月决定，甲兵每人月增银一两，岁增米一斛，从而使前锋、护军、领催月饷达四两，甲兵月饷达二两。
其二是归并余丁，使闲散旗人得以披甲当差领饷。由于闲散旗人无差无饷，生计艰难，康熙特于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就此问题，在乾清门召集八旗满州、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六部尚书商讨对策，并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要求各管旗大臣对旗人加强管理，禁止其嬉游浪费。二是令酌量归并各佐领余丁，令其家丁披甲，使闲散旗人有机会披甲当差领饷，对此，都统图海等一致表示同意。结果，满洲、蒙古都统下每一佐领，除留一百三四十人为正丁外，其余丁量合为佐领，如余丁不足佐领定额，只要王、贝勒等酌无误，出结移送到部，也准编成佐领。此举不仅解决了八旗散闲人员的生计问题，也起到了扩充兵源的作用。
其三是解决之故兵丁葬地及贫困兵丁妻室、住房等问题。康熙于十七年闰三月巡视京畿时发现，八旗之故军士葬地狭窄，坟墓累累，也有竟无坟地者，原因就是近城地方土地价格昂贵，军士家贫无资购买。二十三年（1683年）八月，议政王大臣等奉康熙之命讨论决定：旗下兵丁贫无妻室者官府给资婚娶；无房屋居住者，令八旗王以下官员有房屋四十间者拨出一间给予居住，无田土者，以房部所存未分土地拨给。
其四是厚给出征补助。三十四年（1695年）秋天，康熙调盛京兵准备进击噶尔丹，规定：凡出征兵“各给粮二月，并给来岁一年俸饷”，对于去马场牧马官兵，康熙五十六年决定：每年往口外马场牧马官兵，每人各赏给行月钱粮五个月，不必扣除俸饷。
其五是遇灾荒厚给赈济。如康熙十二年九月，因水灾，户部提准八旗水淹地亩每饷给粮二斛。二十八年直隶遭受重灾，经康熙提议，自十月至次年秋收，“无力养马兵丁给银三两”。决定给贫乏无力耕作者资助牛、种；二月又决定给不能养赡的庄屯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余人，以及单身，退役护军等家口，庄屯人口六万三千多人，每人米一石，等等。
其六是代清旧债，设立借贷资金。康熙于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决定为满洲兵丁偿还旧日欠债，经反复商议，于次年二月下令户部动支库项偿还主旗满洲、蒙古护军校、骁骑校及零户护军、拨什库、马甲，并子幼或无嗣寡女、老病伤残告退兵丁所有积债。同时决定建立官库，令户部发努银给与八旗，派八旗属下部院堂官会同各旗都统、副都统掌管，根据情况借给穷困兵丁，于每月应发钱粮内陆续扣除。
康熙三十六年就三次豁免八旗兵丁年供官库银两。不过康熙发现，兵下也并未因此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他们每月领取钱粮“甫出部门，即被人持去”，奉行差役仍然不足，而户部每年为此耗费大量钱粮，因此于五十六年十一月决定：停止官库借贷，未扣完银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余两全部豁免；以后给兵丁全分银两。
其七是照顾老年及出征伤残兵丁。康熙于十年十二月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延长任期；二是尽量补授新职。对于伤残人员，原规定给予半俸退役，康熙则主张尽量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自食其力并养家糊口。
其八是增派驻防兵力，减轻京旗生计压力。康熙四十年（1710年）四月，山西右卫因裁减驻防额兵，腾出大量空闲官房，康熙认为：“满洲户口滋息甚繁，兵丁内无屋可居者有之。现在右卫有所造空房，若增驻兵丁极是善策”，于是经大学士等议准，添拨八旗骁骑二千四百名，汉军火器营兵六百名。
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京郊附近的兵丁住房已经竣工，康熙感到“八旗兵丁愈多，住房更觉难容”，便改变主意，令抽编八佐领满洲和二佐领汉军，前往驻防。
最后是对八旗人员的不良生活作风进行约束。如一再申明旗人赌搏、宿娼等禁。四十九年（1710年），针对八旗官兵往往将所领俸米即行变卖的情况，教育官民“以后务将所支之米加力节省，必用至支米之时，方不堕奸商屯米术中”，要求户部“计口支放，余者照时价给银”，以防止粮食流入奸商手中，康熙晚年，更经常令管理官员将粮仓陈米于八旗人员酌情多给。
由此可见康熙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可谓不遗余力，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有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八旗生计问题的根源在八旗制度本身的寄生性，而他的目的则是维护八旗制度，因而采取的只是一些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10．五十大寿，坚不受礼
全国文武百官给皇上上尊号，是属大礼。日常生活中的礼节，满汉最常见的礼节就是请安和打千。小辈对长辈，三日一请安，五日一打千。请安是小礼，垂手站立，鞠躬唱喏：请某某安。
打千也是请安的意思，但较请安为重，也有问候之意。请安不但限于平时的人际间关系往来，也是宫廷活动中的重要礼节。平级之间，下级对上级，大臣对皇上，皇上对太皇太后，都有迎送问安之礼。为严格君臣之位，上下有别，尊亲事上，康熙非常强调礼仪，包括请安在内，如有越格失礼行为，轻则训教，重则处罚。但是对一些不必要的仪式或礼节，或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或礼节，却坚决反对的，包括请安在内。
三十六年春天康熙访视宁夏，为集中力量消灭叛逃头子噶尔丹，他命令沿途官员，不要长途跋涉远道或间道前来迎驾请安，以节省人马主力，因噶尔丹未灭，马匹事关重大，请安是细枝末节，何足轻重。
五十七年二月六日，康熙久病不愈，满汉大臣向康熙请安，此为人之常情，表示臣下对皇上的关心，盼望圣体安康。不料，此次请安皇上并不领情，还亲笔给请安的大臣们写了一道谕旨，说：“众大臣诸官员们，时常请安，朕不好回答。如今朕身体骨瘦如柴，未觉痊愈，况且朕腿疼痛虽然较前有稍好，但走路尚觉困难。最近才能过问政事，一时难以处理清楚。顾虑事情渐多，心惊肉跳，坐卧不安，更痛皇太后大事，时朕身抱病，未尽到心意。每想到这些，连饭都吃不下去，怎么能谈到万安呢？请安无益，应停止。”
这又说明，康熙既重礼节，更重实际，无益之安不请。虚假之安不请，繁琐之安不请，以此告诉诸位大臣，如果只讲形式，而不以实为本，尽管是为皇上自己请安，但除了有误人、误事、误时、误国等弊病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日常礼节上他是如此，大礼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在前面已经讲到他坚辞上尊号一事，这里又有一例。早在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诸位大臣，百姓请上尊号，再三奉请不许。
康熙说：朕在位四十多年，未尝一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近安宁为本务。至于说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麟风之奇，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也打动不了我的心。俊言祥瑞的人只能贻笑大方，留在史册上让后人讥笑。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要看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是夸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决不是我的意愿。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老是上奏，无论是谁上奏，我都不会答应的。
四十二年正月初六，诸王大臣们又旧话重提，请皇上在南巡出发之前，行庆贺礼，并进献鞍马、珠宝等物。康熙说：我的生日你们献礼物，在外地的总督巡抚也必然效法，朕一定不接受。我向来爱好学问，你们中谁有诗文，可以送给朕过目。
大臣们都非常感动，欣然从命。
三月十八日这天，黄河、淮河工程要竣工，康熙颁诏全国：朕在位四十多年来，寝食不安，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凡是与国家有关的大事，民间的乐利，无不时刻注意。今天海内升平，年岁稍和，生民乐业，诸位大臣认为朕五十寿辰，请上尊号，朕坚决不答。为什么呢？因为朕不以名誉称扬歌颂为乐趣，惟以海内和平民富裕为心愿。近来因为黄淮河工告成，亲往阅视，见到数省年近花甲老人也都欢欣鼓舞，由此可见民心皆一。并大赦天下，赏给八旗官兵银两。赐一般老百姓肉米等物。
以上是康熙为自己的生日所做的表示，不仅不收诸王大臣送的礼物。而且释放犯人、赐物于百姓，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举动，才令古今国人颂扬。
【异点】从思想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的思想也是不断文明更新的。康熙虽出身少数民族，但却有着深厚的汉民族文化。他知道，在他统治下以大清帝国。决不是陈胜。吴广折竿为旗，篝火狐鸣那个蒙昧的时代了。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一定要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从官场内部做好实事，他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之理，于是制定了“端本澄源。源清流洁”的指导思想来加强内部官吏治理，实践证明，此法确为行之有效的。
【胜点】标本兼治，流源具截
治病要去根，治人要治脑。这是很有道理的，满族身为贵族，自恃帝业已固，不思进取，贪婪者颇多，而对这种情况，康熙自有他的办法。那就是杀一儆百，在惩制腐败的同时，还要提倡清正廉明之风。树立榜样，以敬百官效仿，这种做法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而且，时至现今，仍有现实意义。
【焦点】头脑冷静，客观处世
凡事有张有曲，有黑有白，在使人处世上切不可一味对待，是非不分，遇事多冷静分析客观处理，切不可为感情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