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社会还停滞在封建农奴制阶段，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在我国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对广大农奴联合专政性质的政教合一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援助支持下，西藏统治者尚能以“民族”和“宗教”的旗帜，控制和影响人民群众。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固然是代表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应当领导和帮助西藏人民推翻原有这种对西藏的繁荣和发展极为不利的制度，但西藏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当人民尚未普遍地觉悟起来时，由中央派军队强行去推翻西藏的旧政权，会给国际敌对势力和达扎等人以可乘之机：把部分群众推到他们一边去，从而延缓西藏革命的进程。所以，必须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两步走，把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分成两步走。邓小平曾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说：“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共产党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西藏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重要体现。
同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前三个劝和团受阻之后，又派出以格达活佛为首的第四个劝和团。
结果如何呢?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一行到达昌都。
那时的昌都，被当地人形容为臭虫多、妓女多、性病多、乞丐多。
踩着满地流溢的污水，格达一行到达昌都镇内一个叫玛塘的地方，住了下来。
经过多方努力，昌都总管府的总管拉鲁·次旺多吉答应在总管府见格达活佛一面。
总管府建于昌都云南坝的斯托塘，是一座白色的碉楼，内有18根柱子。一楼的窗边是一溜卡垫。拉鲁的卡垫是用蓝呢子做的，很厚，正中镶着一块四方形的朱红色呢子。37岁的拉鲁正坐在卡垫上，他身穿黄色缎袍，脚穿朱红色的彩靴，头戴“江克达”红缨帽，显得干练而精明。
侍者接过格达活佛的礼帽，并倒上热腾腾的酥油茶就退到一边去了。
“总管大人，解放军已决定进军西藏，让我先来进行和谈。但解放军无论如何是无法阻挡的。如果和平谈判不成，就会强行进军，那样对大家都不好啊。”格达活佛直抒来意。
拉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
“你我彼此相熟，关系密切，但你和解放军的关系真的很好吗?”
“我和解放军的关系很深，早在红军长征时就有联系，尤其是和军官朱德关系更好。”格达看出了拉鲁的疑惧，加重了语气。
“西藏无论如何也要解放，这已是定了的。我曾去仲萨钦泽活佛处占卜，卦中说，昌都已出现凶兆，必须马上修一座佛塔，举行一些佛事活动加以禳解。解放军的条件最好尽快回答。他们委托我提出三条，这三条是，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二、边防由解放军把守。三、旧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国主义断绝一切联系。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务，均可由旧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请把上述内容电告拉萨噶厦和摄政达扎；如能接受这三条，就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
拉鲁沉吟道：“能和谈也好；一旦打起仗来，首当其冲的是我，我会陷入困难境地。因此，和谈对彼此都有好处。但这是一件重大事情，在没向噶厦报告以前，我是不敢作主的。”
谈话结束，满满一碗酥油茶格达活佛没喝一口，被侍者倒在地上。
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月。格达活佛心急如焚：拉鲁以种种理由搪塞着。他说，已把解放军的意见电告达赖和噶厦，噶厦又要在西藏全体大会上讨论，会上一部分人主张和谈，另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不妥，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此后噶厦又复电说，此事要稍缓一下，现在会上尚未作出决定。拉鲁还说，拉萨有一个德国人叫海瑞，他到处制造谣言，说西藏是独立的，你们绝对不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后两条更不能答应。
半个月后，拉鲁以房屋宽敞为理由，让格达活佛搬到江嘎居住。这是郊外的一幢二层楼房，是英国特务福特的发报台。此时，一只罪恶的手正悄悄向格达活佛伸来。
一天，格达活佛又找到拉鲁：
“大人，这样拖延时间不好。我到昌都快一个月了，还没一点消息，我想亲自到拉萨谈谈。你以为如何?”
拉鲁说：“你亲自去更好。摄政王达扎和您有师徒关系，对您很敬重。但噶厦来电说，请转告格达活佛，现在正在开会，尚没作出决定，决定一作出会马上告诉他。他不宜来拉萨，也不要回去，请他暂时住在昌都。”
格达满脸焦急：
“再拖延下去，就很危险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着解放西藏呢?”拉鲁的脸阴沉下来。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这与国际上争夺世界屋脊有关，国家要统一，所以要很快解放西藏。”
在这次谈话后，拉鲁又给噶厦发去密电，声称：“这样拖延下去，边界会有很大危险。”
噶伦索康亲自给拉鲁回电说，我们无法确定和谈。如边境有危险，希望你先顶住，能顶多长时间顶多长时间。把格达活佛留在昌都很有好处，如果顶不住，格达可以留下来当人质，他能救你的命。
据拉鲁后来回忆，一次，格达活佛把一封写给解放军的信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这个信的中心内容是：达扎和拉鲁有和谈的想法，因此，请把进军的时间稍推一下，一旦谈好，我即返回。拉鲁回答说：“信的内容基本上写得很好。请求把进军的时间往后推一下，在这期间争取能开始和谈。但是信中提到我和达扎的名字，达扎是西藏的摄政，写他的名字无妨，请把我的名字去掉。如果信中写上‘拉鲁愿意和谈’等话日后传出去，我将来可能丢官，说不定人身不保。除此之外我没其他意见。请把信寄出去吧!”
其实，格达活佛的信已发不出去了。
西藏反动的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对格达活佛下毒手了。
两股浊流合在一起，为了熄灭一个美好的愿望。
英人福特此时粉墨登场。
英国特工是于1949年大批进入拉萨的。孜本夏格巴在印度聘请了一个英国电台的报务员福克斯，在拉萨建立了电台。福克斯又以擦绒聘请的名义把福特派到昌都。
福特，英文为FAOD。他长得又高又壮，一头浓密的头发，下巴和上唇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用一般标准说，他有些潇洒，但在中国人民眼中，他是一个丑恶至极的人。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中，他用自己的行为画出了一个跳梁小丑。
当年只有三十多岁的福特，出生于英国一个殷实富裕、享有声望的家庭。在大学，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加入谍报机关，成为皇家情报部门的军官。他经常带着漂亮女人，去米兰大剧院看歌剧，到北爱尔兰围猎场打猎，或者到地中海海滨的大旅馆度假。
1949年，他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
在印度新德里，一位公开身份是文化参赞的英国驻印谍报头目召见了福特。
参赞在喝酒，另一只手里夹着粗黑的印度雪茄：“把我们最得力的人员派往西藏，是大英帝国利益的需要。”喷云吐雾之中，参赞又说道：“你一定知道，失去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眼看就要垮台，我们对这个政权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西藏的归属，这块土地比好多欧洲国家都大。”
初出茅庐的福特说“这堂课早已听过”。
参赞不满地把酒杯掷在桌上，盯着福特说：“你看过的那些材料，都是五年前的破玩意儿了。西藏是个相当复杂的地方。那里的当权者分成几个派别，各行其是。不过，只要他们还能源源不断地运出品质优良的羊毛、牛皮和其他物资，英国的工厂就能获得充足的原料。我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一个要求，那就是你必须竭尽全力，保住西藏这个前哨。”
“我得去多长时间?”
福特提出第一个问题。
“这就难说了，也许是一年，或许更长。我们希望西藏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加入英联邦。”
“我可以得到后援吗?”福特又问道。
雪茄烟雾从参赞鼻孔中飘出来：“明确地说是没有。西藏交通不便，经常派人去是不可能的。皇家空军也不愿每月派飞机去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
福特再提出一个问题：“我有什么装备?”
“电台，枪支，外加两名印度报务员，他们会说藏话。”
福特在年薪为2万英镑的合同上签了字。
半个月后，福特潜入西藏。其公开身份是贸易代表。噶厦政府中的亲英分子把他视为上宾。刚到拉萨的福特，一改其大少爷派头，穿一身普通藏装，皮鞋脏得辨不出颜色，更难得系一次丝绸领带。走在街头，他常常给叫花子们发巧克力。当地老百姓把他当成“好心人”。福特在拉萨的甜茶馆里款待各路朋友，这里号称是“消息中心”，大到军政要事小到家长里短都有人在传播，且出奇地准确。夜晚，福特和两名报务员在一座石头碉房里轮流发报，把白天搜集到的情报传到印度和英国。
当解放军的先遣支队陈兵甘孜之时，为了就近观察局势，福特奉命前往昌都。
1949年7月13日，福特到达昌都。
他带着一台美国赠送给西藏的交流电机，一部电话，还有二十余驮汽油是用于发电的。他的电台不能发藏、汉文，只能发英文。电话可以通到拉萨，商用每分钟收藏银50两。
昌都镇像患了恐慌症，一片混乱。家家门户洞开，忙着逃难。在沿街停放的上百辆牛车中，已有许多歪歪斜斜地上了路。七个代本的西藏地方军和民团正在集合站队，携带着英国造的单发步枪准备开往金沙江边。猛然间，不知谁走了火，枪声一响，立刻引起惊慌，更多的牛车轧轧地响着冲向城外。
昌都最豪华的总管府，在福特眼中实在太破旧了。门柱上挂满了蜘蛛网，院子里到处是鸽子粪，院墙的一角早巳坍塌，几只野狗正懒洋洋地出出人人。走进大门，福特看见几个藏族汉子正在屋檐下喝青稞酒，另外几个人躺在青稞袋上打呼噜，口里流出长长的涎水。
拉鲁起初把福特安排在城内一个叫“兜兜卡”的地方居住，可藏族老百姓把他当成一个幽灵般的魔鬼看，白天出门总会有一群老百姓围住他，吐着唾沫喊：“鬼、鬼!”没办法，福特只好搬到郊外一个叫江嘎的地方住。而且平日里戴一顶藏式礼帽，穿一身藏装，遮住了其本来面目。平日里，他喜欢进行地质勘探，捡矿石样品，搜集植物标本。他的生活习惯仍是英式的，打羽毛球，吃写满英文字母的“三五牌”罐头。他的藏语学得不错，再借助于翻译，他打听到不少情况。情报局什么都感兴趣，政治、军事、地理、人文，并且都愿付酬。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时，福特已把自己的特务机构扩大了不少。他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有学生四五个人，如旺札、顿易协巴、沙诺多吉等。昌都电讯总台下设了五个分台，散布于青康前线，如邓柯、岗寺、青稞寺、玉树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解放军在德格、玉树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以及我对西藏的政策等情报。福特为昌都电讯总台的负责人。
格达活佛的到来，使福特想起一件事。离开拉萨前，福克斯给他下了八条指示。指示的最后一条就是：阻止任何使西藏返回祖国怀抱的和平谈判的意图。格达是个有名望的高僧，但事实上是共产党的代表，并且决意要去拉萨。发现这一点的福特如热锅上的蚂蚁，格达到昌都一个多礼拜，福特就来到拉鲁家中，表示同北京政府谈判没有任何好处，应该把格达阻止在昌都，不让他去拉萨。这些话，他还对昌都总管府的其他官员反复说过。
格达活佛搬到江嘎福特楼下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杀害了。
这个黑暗的日子充满血腥：8月22日。
死后的格达活佛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一触即脱落。福特和拉鲁等人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据活佛的管家称，活佛的骨头都是黑的，显然是被人毒死的。活佛的所有随行人员被押往拉萨“主持超度”。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也被拉鲁软禁于昌都。
格达活佛是如何被害的?这似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北京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王贵原是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的见习参谋，曾参与过审询福特工作。他这样说，格达活佛去昌都时只有47岁，据天宝最近回忆，活佛离开甘孜时身体魁梧，体形富态，红光满面，说话声如洪钟，没有一丝病态。福特供认，他是杀害活佛的主谋，幕后教唆犯，在他暗示之后，西藏人很会干，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他从小就知道西藏喇嘛有把人弄死的秘方。
也有人说，格达活佛8月13日住进江嘎后，到电台要求直接发报，电商赴拉萨一事，福特借机在一杯红茶或咖啡里下了毒。入夜，格达活佛头痛不止，间歇性发作。
之后，昌都总管府的四品官楚噶吾负责软禁格达活佛。他与活佛接触最多。死前的几天，格达活佛有几天不能吃东西，口吐黄水，四脚麻木，鼻子流血。但楚噶吾不准格达活佛的侍从及弟子接近。8月21日，格达活佛肠胃一阵阵绞痛，在吃了楚噶吾给的一颗丸药后，当天夜里即壮烈殉国。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重任。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
格达活佛之死，是西藏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拒绝和谈、坚持分裂立场的大暴露。
江这边，毛泽东、邓小平、西南局、十八军、先遣支队都在等待着格达活佛的消息。
部队不断派出侦察人员到金沙江边打探情况。8月中旬，十八军侦察部门了解到这样几条消息：(1)格达活佛从卡松渡经过玉曲卡、多兰多等地，已经到达昌都；(2)听说格达活佛已见到旧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总管；(3)格达活佛至今仍然留在昌都，没能去成拉萨。
8月底的一天，十八军侦察科的参谋吕超、王贵和藏族小战士文绍华从德格出发，到龚垭村了解情况。龚垭处于德格县城到金沙江边的中间，是骡帮打尖的地方，可以了解不少情况。为行动方便，侦察员们都穿了一身藏装。
两个小时，他们走出15公里，到达龚垭。
远远地，他们看到村头的草地上，有一队骡帮正在休息。经观察，他们显然是金沙江西岸过江驮货的商队。几十头骡马正在低头吃草，驮箱在马背上没有卸下来，看样子装的是砖茶。七八个康巴汉子正盘腿坐在草地上，嘴里嚼着青草。他们中间，几块石头架着一个汉阳锅，底下的木棍烧得挺旺，锅里煮着的砖茶呈深褐色了。
吕超掏出香烟，给每个骡夫递上一支。
在文绍华的翻译下，他们谈了起来。
“你们从哪里来?”
“昌都。”
“去哪里?”
“康定，雅安。”
“今天早上是从哪里出来的?”
“岗托。”
“你们听到过格达活佛了吗？”
当吕超问到这里时，骡夫们的脸色骤变。一时间没有言语。他们几个互相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一个年纪大的骡夫“听说格达活佛已经死了。”
侦察员们又问：“在哪里死的?”
“就死在昌都。现在昌都人人都知道了。”
三个侦察员飞步赶回德格县城，向甘孜十八军前指报告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