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线集团由左、中、右三路配置：右路为154团及青海骑兵支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战役发起后，154团自邓柯渡江，紧随骑兵支队南下，佯作欲经黑河进军拉萨。待过囊谦后，即向类乌齐、恩达疾进，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歼了青藏军东援。中路为52师师直及155团、156团、军直炮兵营。继154团于邓柯渡江，经郭堆、生达南下，直取昌都。左路为军直侦察营、工兵营并配属54师炮兵连，担任正面钳制任务，于岗托渡江向昌都方向攻击缓进，不使昌都守军过早逃跑。待我中、右两路部队逼近昌都切断藏军退路后，配合围歼昌都守军，并以一部迂回昌都南面，阻歼南逃藏军。
南线集团由53师157团和云南十四军42师126团(欠1个营)、125团3营组成，分为左、右两路，分别由42师和53师指挥。右路53师157团由巴安西南渡江，歼灭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昌都藏军西南退路；左路42师一部，由滇康边的德钦、贡山出动，歼灭门工、碧土、盐井藏军，尔后向西北方向佯攻，配合北线集团作战。
对军首长赋予52师的作战任务，师党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将士们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他我们完成任务的关键是要切断藏军退路，即要抢在藏军撤退之前占领类乌齐、恩达。从金沙江边到恩达行程约五百公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开进和作战地区的地形及其他自然条件心中无底，对藏军的布防情况也不甚了解，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打乱他们的行动计划。但是，他们仍然充满信心，这信心来自对52师部队素质的全面了解，相信任何困难也难不倒他们这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
三、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遇害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携带几名随员毅然西行入藏。
当地群众跳起神舞，欢送格达。
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吴忠发表了即席讲话：
“亲爱的兄妹们，这次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欢送格达活佛，因为格达活佛要为西藏人民而远道入藏。你们也是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跳锅庄来表示欢送。格达，最受尊敬的活佛，现在离开了，你们不要难过，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完成任务，重和你们见面的。解放军是为解放藏族人民而来，今后藏族人民的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我们一起欢送格达活佛，我们心里很激动，这里买不到好吃的东西，送给你们仅仅很少一点钱为礼物，请不要嫌少，收下吧!”
人们静静肃立，眼泪簌簌流下来。一些老阿妈手摇转经筒，嘴里喃喃祈祷着。
格达一脸宁静地和大家道别。
在拒绝了吴忠和天宝带来的银元之后，吴忠建议活佛带上两支美国卡宾枪，以便在途中防止散匪袭扰，格达点点头收下了。
他翻身上马，与吴忠、天宝并辔而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格达从邓柯与岗托渡口中间的卡松多渡过金沙江，前往昌都。
他将用鲜红的血液作墨，在和平解放西藏历史画卷上描绘这样一个人：戴一顶礼帽，穿一件藏式长袍，眼神深邃，宽厚的嘴角紧抿，方正的圆脸上流溢刚正之气的格达。这幅图画如此之高大，以至于透过几十年的时空，我们仍要仰望它。
格达活佛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
所有人的心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拉紧了。随着活佛的远行，这根绳索被越拉越长。越崩越紧。
活佛去的是龙潭虎穴啊!
就在格达活佛进藏之前，已有三个劝和团从西北和西南进入西藏，历经曲折、艰辛。
在西北，彭德怀派出第一个劝和团。
这是1950年初，彭德怀派一野情报部藏族侦察员张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开展劝和活动，并调查情况。张竟成身上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还有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声望的藏族高僧喜绕嘉措也给达扎带了口信。张竟成于2月1日启程，5月初抵达拉萨。向有关人员转交了信件。但以达扎为首的噶厦顽固分子坚持分裂立场，将他们一行送出藏境。
同年2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电指示，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放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电文中还指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即设法派去。据说达赖的长兄现在西北，望西北局调查是否可以派去。
志清法师是谁?他是留学藏地取得格西学位的第一个汉僧学者，本来叫密悟法师。
密悟法师，汉族，俗名霍履庸，是河北井陉人。他幼年随大勇法师入藏求法，在康定出家。后至拉萨哲蚌寺学经10余年，成绩优异。大约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在拉萨传召大法会上，经过辩经考试，他考上了拉让巴格西第七名。按照当时寺庙规矩，考上格西应对僧众施舍稀饭、酥油、茶和藏币。然而密悟是个穷喇嘛，从哪里弄这一笔可观的费用呢?幸亏国民党给了他一些资助，噶伦索康又给他几百斤酥油，他才得以过关。从此，他在拉萨声誉鹊起。他和噶伦拉鲁、贵族擦绒、宇妥交往也很密切。
1946年，密悟法师回到成都居住。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命令在成都成华大学政治系任教的地下党员熊子骏拜密悟为师，以学习西藏的“因明”、“中观”等藏学为名，向法师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法师成为倾向共产党的爱国进步人士。
成都解放后，熊子骏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把密悟法师的情况向邓小平、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的办公室里，和密悟法师进行过一次对话。
当刘伯承问从西康北路进军要经过哪些重点城镇时，密悟法师答道：
“是甘孜，江达，昌都，尤其是昌都，是西康入藏的门户。所以，若能占领昌都，则如解开衣扣，西藏将失去东方的屏障。”
谈到具体用兵，密悟法师建议：
“对藏用兵，须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渗透，以夺其气为主，不必实际攻击。一次如此解决依次皆可从之。进至藏边再与达赖及首要接触谈判，陈述利害，晓以道理，则对藏用兵，可做到不血而定。”
刘伯承则动员密悟法师再次进藏，为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回到成都后，密悟法师向熊子骏建议，要和原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少将参议贾题韬居士一同进藏。
接受任务后，密悟法师、贾题韬和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与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取得联系。他们决定于1950年3月份出发。因国民党留下一些特务，经常进行暗杀活动，为了安全，密悟法师改名为志清法师。
他们进藏的任务有二。一是通过密悟法师和西藏上层人物进行接触，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二是密悟法师对康藏地区较熟，可力争协助解放军解决一些进军中的困难。
这是我方派出的第二个劝和团。
他们跟在一个马帮商队后面，到了金沙江边。金沙江已有西藏地方军把守，必须有马牌才能通过。密悟法师在甘孜大金寺当过堪布，有些威望，就向寺里要了一个马牌。但西藏方面对金沙江防守甚严，有马牌也不让过。
过不了江怎么办?
密悟法师让大金寺派出一个名叫江巴伦珠的人，过江探听虚实。他们则在江边搭了一个帐篷，等候消息。十八军情报处的李奋处长这时在德格，密悟法师配合他向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做了很多工作。
江巴伦珠从江那边返回。他说，后比他们出发的格达活佛已到昌都，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并劝他们不要过江，过去也发挥不了作用。他们在此一直等候。直到昌都战役发起，才随部队过了江。在后来进军拉萨的过程中，密悟法师发挥了巨大作用，多次解决了部队缺粮和用房的燃眉之急。
在西北，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关于派人入藏说服达赖集团的指示后，立即派人展开调查，发现毛泽东电文中所说的达赖长兄当才活佛在西宁塔尔寺。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到塔尔寺对当才活佛进行动员，第二天，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趁塔尔寺灯节的机会，亲自去找当才活佛，经多次恳谈，当才答应人藏劝和。
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劝和代表团成立了。塔尔寺当才活佛土登·居美诺布为团长；副团长是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仓活佛，还有大通县的先灵活佛噶登加措。秘书长由夏日仓的弟弟格来加措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的迟玉锐是秘书，其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李铭为服务员，汪永德任藏语翻译。
5月2日，毛泽东给西北局复电，同意该劝和团入藏，并提出“要旧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
7月，劝和代表团从西宁出发。彭德怀亲自赶来送行。代表团带着中央批准的“十条”和电台，并携带着4挺轻机枪。他们和156个朝佛者、商人结伴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劝和团的三位活佛仿佛在用行动证实着这一论断。当才活佛是首席代表，但他却代表着西藏上层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贵族的利益，企图将情报尽快送到西藏。每天宿营，他总离代表团营地相隔半天或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机可乘，总想把代表团甩掉。先灵活佛整天念经，他参加劝和团不过是借机去拉萨朝佛。而夏日仓活佛却表现得立场坚定，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
有一件事给三位活佛出了一道考题。
劝和团到达可可西里的下午，大约在四五点钟，马刚放出去吃草，忽然刮起一阵大风，足有十一二级。飞起的沙石，重重打在人身上。风沙过后，迟玉锐等人的四匹马不见了。他们被困了一个多星期。对这件事，当才活佛幸灾乐祸，先灵活佛表示无能为力，只有夏日仓活佛和弟弟格来加措，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处寻找，一面利用摸顶念经等宗教仪式，向群众了解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把马匹找回来。迟玉锐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赠送了200发步枪子弹。
当劝和团到达离藏北重镇黑河大约一马站的夏曲卡时，黑河的四品官堪穷土登桑布，带着一位六品俗官，出面阻止劝和团前进。并要没收代表团携带的一部老式的15瓦收发报机，以及自卫手枪。他们当即向上级请示对策，上级回电：“为了表示我们的和谈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手枪交旧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设法去拉萨。对新疆逃亡匪徒乌斯满、哈里瓦斯的部属要提高警惕。”
第二天，一个班的藏兵来了。电台里正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昌都已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转告西藏当局……”电报没收完，藏兵就伸手拉天线。当迟玉锐把昌都解放的消息告诉堪穷土登桑布后，他的态度稍有好转，并派人送来一袋大米和饲料。
这天，鹅毛大雪骤降，连续下了七八天，雪深过膝，放眼望去，到处是阴森森的白光，青草、牛粪全被覆盖，牲畜没有草吃。劝和团的粮食将尽，驮牛也冻死两头。而黑河仍在等拉萨的指示，不准劝和团前进。有一天天气转晴，土登诺布邀请迟玉锐和格来加措到黑河堪穷官邸会晤，说道：“路开了，噶厦通知你们可以去拉萨，但因道路难行，人烟稀少，须分批走。三位代表和随员先行两天，第三天你们汉人和其他人再动身。”
劝和团仅在黑河一地就被困四十多天。当才等三位活佛顺利到达拉萨。就在他们离开黑河的第二天，迟玉锐发现，一批新疆乌斯满匪徒约十余人也被放行去拉萨。在一顶哈萨克帐篷后面，迟玉锐见到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妇和三个男人，他们身边放着一挺轻机枪。草地上，有七峰骆驼，三四匹马。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对话。老妇用手指指空口袋，表示没有粮吃，示意要吃的，迟玉锐给了她几斤面粉。后来才弄清，这批匪徒是被噶厦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挡住的，当噶厦得知他们是新疆的土匪后，就放行了。并资助他们去了印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迟玉锐等四人由一班藏兵“护送”，翻山越岭七天，到达山南乃东县，并在一座孤楼里被藏兵软禁起来。熬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之后，迟玉锐等四人想方设法到达拉萨，并索要回电台和手枪。后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通过他们这部老式的15瓦电台抄转给噶厦政府的。这一消息有力地促成了西藏上层的分化。
劝和的使者屡屡被拒之于冰峰雪岭之外。
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大山，挡住了噶厦政府的目光。他们不知道外面已是怎样的世界，只盯住头上巴掌大的天空，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含义。老迈昏庸的摄政王达扎，状如一只顽冥的井底之蛙。似乎除了自己的鼓噪，听不进外边的一点声音。
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他们在等待着。
他们坚决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理论依据为支撑。
其一，西藏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区，藏传佛教原是在该地区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按照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内各民族必须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共同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对宗教必须实行信仰自由政策。藏族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过程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尤其是近百年来，为反对外国侵略，他们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同生死共患难，共同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必须把极少数顽固坚持分裂立场的人同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广大人民加以区别。对广大藏胞以及爱国上层人士，必须多做宣传教育工作，用信守民族宗教政策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团结他们而不能任意使用武力。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了武力，那也是针对内外反动派的，也还是为了以打促和，促进西藏和平解放。
其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人民自古以来都是酷爱和平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被迫领导人民拿起枪杆子坚持同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时，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能够以和平方式为人民谋取胜利的机会。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过以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全党为避免伤亡和破坏，尽量学会用北京和绥远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当然更有可能和必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了。
其三，在悠久的藏汉关系史上，互学、互助、互爱和友好合作的兄弟关系是主流，同时也存在着民族隔阂。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社会生产力落后、交通阻塞、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汉藏两族中反动分子实行的政策造成的。就汉族方面来说，其历代反动统治者不光压迫汉族人民，也压迫了少数民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捍卫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征服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