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西藏，到处充斥着“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老祖宗延用的思想和礼节轻易不能改变。它在封闭中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放缓着发展的步伐。即使在夏天，官员中还有人戴着大皮帽来办公。按规定，噶伦们前来办公，前面要有一名侍卫官开道，侍卫官后面跟着一名随从和一名知宾，中间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噶伦，紧随其后的是三名随从。进入室内，噶伦之间要双手合什互致问候。入座后，噶伦将帽带解开，侍卫官趋步上前，把帽子摘下，挂在帽架上；噶伦不能自己动手，以示尊严。噶厦开会时，四位噶伦的侍卫官都必须守在门口，防止其他人随便入内。给噶伦斟茶时，噶伦各自的侍卫官来到藏桌前，一膝跪地，从怀中取出噶伦的酥油茶碗。茶碗外用一块红色或蓝色的绸布包着，内放一块白布，用于擦碗。碗擦净了，放在桌上。这时，噶厦的朗生提着一把银茶壶给斟上茶。侍卫官还得将碗托起，双手献上。噶伦喝完茶后，侍卫官将残茶倒掉，擦净包好，揣入怀中。有时茶倒上很久也不见侍卫官来敬茶，就是茶凉了，噶伦也不能自己端碗喝。即使噶伦上厕所，也得先将侍卫官唤入，待他把帽子从帽架上取下给噶伦戴上后，才能离开会场。噶伦走到厕所跟前，侍卫官又得上前摘下噶伦的帽子，举在手中，站在一旁等候。
达扎连倒茶摘帽的人也不准入内，可见事情之重大。
七十多岁的达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上台后，一副亲英嘴脸暴露无遗。1943年，他恢复了西藏“外交局”；同年，还同意在拉萨仲吉林卡成立英文学校，后因三大寺喇嘛强烈反对而停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藏以所谓向美、英、中国“致敬”为名，派员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暗示独立态度；1947年又派人打着“雪山狮子旗”参加在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
他盘坐在卡垫之上，缓缓说道：“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卡逊先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的时刻，国民党可能垮台。但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如不立即将他们驱赶出境，将来他们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黎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名单和住址……”
说到这里，他望望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和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噶雪·曲吉尼玛。他们斜倚在墙边，身穿宫廷内库黄缎子制的藏袍，戴着红缨顶子帽，肩上披着蒙古式的披肩。自七世达赖时设噶厦机关，皇帝册封了四位噶伦，并规定他们的穿着。现在他们穿着清帝赐予的官服，正谋划着如何让西藏“独立”。索康正在打瞌睡，他的文化水平极高，老于世故，一向羡慕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希特勒是“能够动摇世界的非凡人物”。他的生活十分放荡，每晚都要打牌、下棋、玩女人。据称他家的女佣人、侍女、奶妈共二十多人，无一不被他奸污过。即使拉萨街头的妓女、仓姑寺的尼姑他也不放过，且把此种丑行对自己的夫人津津乐道。他每天要玩到很晚，上午应该是他睡觉的大好时光。坐在他身边的噶雪·曲吉尼玛长得圆头圆脑，他正对达扎的话作洗耳恭听状：
“各位，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
会议开得很漫长。
他们议到了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说来话长：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筹建于1934年。此前国民党没在西藏设正式机构。民国初年，达赖一度亲英而与祖国内地若即若离，好在其晚年有了醒悟。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进藏吊唁，藏方同意留下代表团参议刘朴枕及一随员常驻拉萨，作为双方间的接触渠道：另在常驻代表处设一无线电台，以便与内地联络。
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倾向于祖国的摄政王热振活佛亲自去青海湟中寻找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而后国民政府又委派蒙藏委员会新任委员长吴忠信来拉萨，确定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于1940年2月23日举行，吴忠信亲临主持。事后吴忠信征得西藏方面的同意，在拉萨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由孔庆宗任处长。1942年2月，蒋介石访印回国后，鉴于英国在亚洲应付印度独立运动，无力干涉西藏事务的有利时机，欲重新经略西藏。到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蒋介石决定遴选一位自己所信任的官员到拉萨去完成上述使命。经考虑再三，蒋最后看中了侍从室第四组秘书沈宗濂。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为人精明干练，富有谋略。沈自进入蒋介石幕府后，潜心研究各类问题，为蒋出谋划策，其中有一份意见书，进言蒋利用当前时机，加强对西藏的经营。1944年春，国民政府关于委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任命公布后，蒋介石召见沈作了一次长谈。他强调沈此番入藏使命重大，要沈在不引起英印当局疑虑的情况下，宣传中央的实力和统一。中国的决心；强调中央政府对藏族人民的一贯友善和尊重态度；要求西藏方面同意履行前经由中央政府派员勘察康藏公路的修筑路线，一俟战争结束，即动工修建；另计划在拉萨设立电报局、银行、医院等，并扩大或充实拉萨原有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
蒋介石答应，拨出一笔特别款项，以黄金、外币计算，作为沈此行的活动经费；凡遇重要机密事宜，沈可直接致电蒋本人请示，不必再经过蒙藏委员会。为此，侍从室机要组专门发给沈一密码本供其使用。
1944年，沈宗濂一行分两批由重庆乘坐中航客机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沈去新德里会见了英印当局外交部长卡罗爵士，接着返回加尔各答，经噶伦堡到达拉萨。沈由已驻藏10年的办事处藏文科长李国霖陪同，分别拜访了噶厦的主要官员、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堪布、大小活佛等，赠送礼物，有的还个别宴请。此外，对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僧众颁发了布施。最后，约期拜见了达赖喇嘛。沈在拉萨活跃一时，显示不凡身手，令拉萨上层人士刮目相看。在对西藏情况深思熟虑之后，沈宗濂在一封绝密电文中为蒋介石提出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为加强同西藏的联系，应切实控制住西藏，使其不致倾向英印方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修建那条与滇缅公路相仿的康藏公路；而欲进行这项重大工程，又必先消除刘文辉割据西康的局面，并在彻底改组四川省政府的基础上，将西康省并入四川；派中央大员(例如吴忠信)，率一支中央军(建议使用胡宗南的一部分军力)坐镇成都、西康、康定一带。再借用该部队力量加速修通这条公路。
第二，利用蒋介石前次访印的影响，在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同时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同印度国大党会谈，订立君子协定，澄清印度独立后与西藏的关系，要其承认西藏为我领土的一部分。
但因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西藏，沈宗濂便萌退意，称自己患有心脏病，不宜久居高寒地带。蒋于1947年初任命其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沈宗濂调离后，国民政府决定由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章代理主任一职。
噶伦们判断，现国民党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必取而代之。共产党实行红色俄罗斯制度，是要消灭宗教的。西藏是佛教圣地，与共产党水火不相容。
会议突然宣布，要在两周之内，把他们前不久还祈愿能“赢得胜利”的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和在拉萨小学、医院的官员、教师、医生，以及在拉萨市内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乃至当喇嘛的汉人、回民及家属一百多人，全部驱逐出藏。并对汉人离藏的时限、路线和护送兵力等都做了具体布置。
噶厦还发布一道正式命令，让四品官夏扎·甘登班觉组织一次转神山、念咒经活动。据一部叫《噶雪森姆》的西藏经书记载，在拉萨河流域和南域山川间，仰卧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可怕妖魔，但因为有四大神山和周围二十多座小神山镇着，才一直没有作乱。这四大神山是，哲蚌寺后面的培关孜日山，拉萨东北的觉莫西西日山，曲水的加桑曲乌日山和桑耶哈布日山。从前，但遇天灾人祸，或是达赖喇嘛生病，噶厦都要命令这一带的群众转山、念经。这次，噶厦要求20个县的男女老少，放弃一切活动，全部去转神山、插经幡，并按惯例给大小二十多座神山拨供俸银，共拨藏银250两。
二、怕引火烧身西藏驱逐国民党
山雨欲来。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在布达拉宫会见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噶厦将派一代本带军队和向导护送至边境。
听了这番话，陈锡章说：“如果这样，我立即发电请示蒙藏委员会，等回电以后再答复你们!”
然巴摇摇头。
“国民党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再说，现在所有电台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傍晚时分，陈锡章回到私邸。他看到，大批手持英式步枪的西藏地方兵，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黎卡逊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一不刮起一股驱汉风潮。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消息传到内地，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大惊失色。《中央日报》于8月19日刊登新闻，作了如下报道：
“7月8日，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中断，中国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限两周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捣毁，席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里的汉籍喇嘛亦无幸免。这消息很使人惊诧，拉萨哪里有如许多的共产党势力?为什么我国驻藏的所有机关学校人员甚至和尚皆遭驱逐出境?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其实这个谜非常易解，英美殖民主义者的黑手，已伸过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他们如强盗一般，欲硬把西藏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醒来的睡狮，岂能让这一阴谋得逞!
西藏，这片褐黄色的土地，位于祖国西南属东亚地形板块。其地形构造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并逐渐由西向东倾斜。西藏西部和南部环境相对封闭，东部地形环境相对开放，故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可能性要明显大于向西和向南发展的可能性。西藏周围有世界四大文明圈中的两大文明发源地：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圈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要远远大于它与南亚和中亚文明圈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西藏文明史具有明显的“东向性”。
太阳从东方升起。
河流向东方奔流。
有谁，能让大地向西倾斜?
“驱汉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自己的土地被留在中国人民的管辖之外。
仅过了四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然而，拉萨似乎没有听到这庄严的声音。
旧拉萨由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八廓街构成，其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林卡，即园林，林卡中有一座座白色的碉楼。贵族和官员们过着西化的生活，地上铺桃木地板，花园里有摇椅；喝西式茶，吃西式点心；使用电灯、电话、照相机。
就在“驱汉事件”前后，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们，如一个个鬼影出没于这些豪宅大院之间。外边的声音不断传来，美国合众社的电讯说：“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英国通讯社发出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每当中国处于社会重大变革的时期，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都会策动“西藏独立”阴谋。辛亥革命时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是这样。但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广播。它起劲地鼓吹，“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红汉人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当被驱逐的国民党官员尚未离开西藏时，一个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进入西藏。他就是劳尔·汤姆斯，公开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无线电评论员”，其任务是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帮助”。经过一段时间活动，汤姆斯于10月离藏返回美国。
11月1日，汤姆斯在华盛顿拜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杜鲁门对他说，我曾与达赖联系过，我们希望他“组织世界上的精神力量反对不人道的势力”。半年以后，汤姆斯从纽约写了一封信，寄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说：“我告诉总统，去年夏天我在你们的外交局与你举行会晤，讨论了对西藏独立的威胁及你们急需援助的问题。我问总统能否向你的军队提供现代化武器和足够的军事训练顾问，总统不肯做出肯定的、积极的承诺，他只是对贵国的问题予以同情。”就在这次会见后，美国报纸便发表文章鼓吹“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还要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
《这个世界以外》一书，就是汤姆斯在西藏活动的主要“成果”。在这本书里，汤姆斯给噶厦政府出谋划策，要他们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伍，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还有一个英国间谍，叫福克斯，他长期在西藏活动，这时也写信给西藏地方军司令出谋献计。他说，西藏地方军要刺探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在山口和险要地区埋设地雷，破坏解放军必须经过的大路、桥梁；这样，共产党才不会迅速到来。
有西方人的撑腰，有那道难以逾越的金沙江天险，有佛爷发的护身符，西藏，欲拒解放军于大门之外。
噶厦政府倒行逆施，受到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出极大义愤的，是藏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区的人民。
天宝在驱汉事件之后，接着于9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对这一分裂祖国的行动。
共和国诞生的同一天，藏传佛教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