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此系皇上之事，不能预定。
伊藤博文：凡约皆应写明换约之期，我主现在广岛，即可批准。
李鸿章：此近我远，不能相比。
伊藤博文：换约之地何处？
李鸿章：当在北京。
伊藤博文：北京我无使臣驻扎，如派人往，当派兵护送，不便。
李鸿章：此次我来，所费实多，签押之后，两国即系友邦，批约后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换约。我国换约，向在北京天津两处。
伊藤博文：此非成例。
李鸿章：议约我来贵国，换约贵国当派人来华，有来有往，方称和好。
伊藤博文：换约之前我兵在旅顺口大连湾者有二十万，可否在旅顺口换约？
李鸿章：日兵即可撤回，此约将必批准。
伊藤博文：不换约，和局尚未定。
李鸿章：何不派武员来津换约？最好派川上。
伊藤博文：派人皆由皇上定夺，川上未必能去。
李鸿章：川上为人和气，与津郡文武人员相好。
伊藤博文：他尚难离营。
李鸿章：签押后必不开衅，营中无事，川上可来。
伊藤博文：万一不准，又将如何？
李鸿章：一经批准，我即电告尔处，电报用何密本？
伊藤博文：电报可用英语，无须用密码。但换约之时与换约之地应定。
李鸿章：此皆我皇上之事，难定。
伊藤博文：凡约，皆定明换约之期，故请定十五日。
李鸿章：十五日为时太促，一月稍从容。
伊藤博文：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
李鸿章：一月之内可否？
伊藤博文：三礼拜内。
李鸿章：约内从未写“礼拜”两字。
伊藤博文：不写“礼拜”，写“二十日”。
李鸿章：一月之内。
伊藤博文：多至二十日。
李鸿章：我在下关三十日定约，不为不速。他日约本由津送京呈进，盖用御宝，然后派员来津，守候船只到烟台，此中耽误日期不少，何必匆促，为此不情之请！
伊藤博文：十天所差太多。
李鸿章：此甚小事，岂可因此龃龉！中国办事，向来延缓；比如正月十九日奉旨，即速料理，来此已二月廿三矣。换约之期，写明“签押后一月内”，我当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万一不及，又将失信。
伊藤博文：西国议和皆皇上自定，立即批准互换。
李鸿章：现在亚细亚，何必常以欧洲之事相比！换约之地从您尔，期限当从我。
伊藤博文：一月究竟太远。
李鸿章：那留兵贴费，究竟可去否？
伊藤博文：不能。
李鸿章：无法。
伊藤博文：中国为难情形，无论如何，兵费总须各认一半。
李鸿章：二百万兵费太多，一百万各半，不问所费若何，每年我净贴五十万，一应在内。
伊藤博文：此费只可养一营。
李鸿章：何必多派留兵，与贵国甚近，万一有需，即可调来。
伊藤博文：留兵为抵押赔款，非为别事。
李鸿章：英法留兵皆无兵费，贵国应宽大办理。
伊藤博文：换约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
李鸿章：已讲明一月。
伊藤博文：二十日足矣。烟台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即准贴费五十万。不然必要一百万。
李鸿章：换约之期，总须请旨，每年贴费五十万，自换约之日起。
伊藤博文：如能允二十日。
李鸿章：我不能作主。
伊藤博文：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
李鸿章：写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换。会议已久，当派参赞将约本校对清楚，后日签押。
伊藤博文：何不明日签押？我处明早即可写齐。
李鸿章：我处必须明晚方齐，后日签押。
伊藤博文：即定后日十点钟。
李鸿章：我回去请旨，换约日期，可空起。
但看伊藤博文一口一个“不能”，将李鸿章所提要求全部否定，李鸿章甚至到了苦苦哀求的地步，甚至不惜以个人交情来攀附小他18岁的伊藤。但是对伊藤博文来说，“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
甲午一战，非个人之战。伊藤明了，李鸿章亦明了。
国势如此，当年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少年壮士已年逾七旬，他所乞求的和平未来只是一场春花秋梦。不过，甲午一役，自当检点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10年中所作努力的成效，由是梁启超才慷慨悲歌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马关归来，李鸿章名为“入阁办事”，实际上成了“闲人”。他寓居在其老师曾国藩曾居住过的贤良寺，每天写字散步，过起了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悠闲日子。他的幕僚吴永回忆李鸿章在此间的生活：“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这种闲日子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是多年的官场历练已经使李鸿章学会了自我调节。
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作为，叹息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没有人在此时注意李鸿章的无可奈何，在他赋闲的日子里，京城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大戏，但主角不是他。此时的风头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整日谋划着变法，此日报纸方才兴起，上面的文字写满了变革的声音。
颇具意味的是，李鸿章也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当时的王公大臣如张之洞等人，都纷纷加入这个组织。对这样一个新鲜事物，李鸿章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被拒绝了。
在贤良寺赋闲的日子里，李鸿章被冷落的次数太多了，没有人把这个曾经最有实力的权臣当回事，连刚刚起步的官员都视他为无物。但是他们都错了，李鸿章的时代还未结束。战胜者伊藤博文则于1895年8月晋赐侯爵，赐金10万。戊戍变法期间，伊藤博文第三次来到北京，日程相当忙碌，但是他到北京拜会的第一个人就是李鸿章。
1898年9月15日，伊藤博文去贤良寺拜会已被免职的李鸿章，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伊藤博文曾对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阁下在北方建造了一个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
不过，此时的伊藤博文更关注的是维新派，此时的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898年日本的《镇西日报》揭示了伊藤访华的动机：“伊藤侯爵乃东亚第一流人物，瞻前顾后，维持亚洲大局，深惜中国执政大臣俱在梦中，毫不警觉，兹特航华，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伊藤此行所关甚大，故特志之。”
伊藤博文先后见到了当时权臣荣禄、崇礼、廖寿桓、张荫桓，也见到康有为，拜访了光绪皇帝。有史学家认为，正是伊藤的访华刺激了慈禧太后，所以戊戍政变提前发生。然伊藤通过与中国官员的交谈，已经洞悉维新人员绝无获权之可能，不过在事变后仍授意日本驻华使馆采取措施，保护梁启超出逃，并通过外交途径营救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驻日公使的黄遵宪和亲日英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
伊藤的营救之举自然让清政府当权者备感不爽，于是李鸿章回访伊藤博文，以追问康梁的下落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伊藤博文的回答相当得外交辞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则依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你说的那个事情我办不了，我也不管。
李鸿章事实上也无实际动手捉拿康梁的想法，他后来甚至托人捎信给梁启超，嘱其倾力于西学。
1901年12月26日，李鸿章死后50天，梁启超便写成《李鸿章》一书，并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有难比伊藤之处。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批评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甚也，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具为奴才。”梁启超如是评价二者之分野。
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老了，他的智慧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熟练的政治家。但是他的血性都洒在了早年的战场上。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次年，在与八国联军的谈判中费尽心力的李鸿章病故于北京。慈禧在逃亡中
亦痛哭失声，一个时代不可挽回地结束了。帝国灭亡的钟声已经响尽，那个和尚自然不需要出现了。李鸿章死后，严复有一副挽联，上曰：
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