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
1895年的中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在李鸿章前往日本下关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际，前驻日公使黄遵宪呕心沥血之作《日本国志》终于问世，这同样是一本迟到了8年的书。
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一被记录在案。黄遵宪有苦难言，1887年他写完这部40卷的巨著。次年即携书稿北上入京，取道天津而将稿本上呈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并请其将书稿代呈总理衙门。黄的目的即是，将此书由官方出版，他在日本任上写就的《日本杂事诗》诗集8年前就是由同文馆印书处刊行的。但此时他赋闲在家，没有职务，只能托人找关系了。
李鸿章看了这本书，写下了200字的批语。
“于东瀛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在前100个字里，李鸿章都是表扬，赞赏。但是在后100个字里，李鸿章写下了关键的评语：“日本摹仿泰西，仅得形似。”
一言重于泰山，李鸿章即如是说，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大概没几个会注意这“形似”的东西是什么。
一年过去了，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黄遵宪不死心，1889年他南下回乡，专程绕道广州，前往拜访当时声名仅次于李鸿章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这是黄剩下的唯一的手抄本了，“此书别无副本，道远邮递或致遗失”，因此他只是要求张之洞写个推荐语，自己好再交到总理衙门去印刷出版。
“（此书）实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目。”张之洞的推荐语相当的实在。
这本书开始了第二次总理衙门之旅，结果却是“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总署章京袁昶后来对黄遵宪说到此书的下落。
剩下只有一条路了，自费出版。
黄遵宪在1890年将此书交付给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这是一家私人书局。但是就在商议印刻的时候，黄遵宪接到任命，他被派往新加坡任总领事。黄匆忙起程，刻书一事自然停了下来。1894年，黄遵宪即将卸任回国时，又想起了此事。
书成。甲午战争落幕。
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接到出版后的《日本国志》，张之洞抛卷长叹：“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此书在那一年风行一时，成为年度之书。后来康有为在写《日本政变考》时，直接拷贝了不少内容，光绪皇帝亦两次下令让自己的师傅进呈此书，读后深受启发。
1898年总理衙门终于翻刻此书。十年等一回，此时已是“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
拷贝“明治维新”
日本的成功可以复制。
1894年,37岁的康有为第三次前往京城应考。
“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狂傲不可方物，正是康有为。
“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听到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之后，康有为几乎拍案而起。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广东举人上街游行，他们写下了一封名噪一时的请愿信——长达18000字，史称“公车上书”。不过，据学者茅海建研究，“公车上书”实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无论那封信有没有送到皇帝面前，都不重要了。那些被时势推动着的人们都在不由自主地向前走。
公车上书次日，会试揭晓，康有为高中进士第五名，授工部主事。
康有为的做法是不断地上书，不断地写信。他的职位低得不足以面见皇帝，但是他的文字却通过各种方式潜入深宫，他的弟子梁启超开始操办《万国公报》，他们将合力启动一个时代。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康有为的做法是拷贝。他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作。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干将，也都在维新期间不断地宣传明治维新，主张从日本吸取变法自强的经验用于中国的变革。
在戊戌变法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移植过来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持续了30年，这个“拷贝”版的维新竟然梦想10年速成。
“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康有为的计划中甚至有在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建议迁都上海，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但康有为的奇想不止于此，他甚至意欲移民海外，在巴西建立一个新中国。不仅当世之士，后世之人闻此也大都瞠目结舌。
一个狂妄到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聚拢了一批跟随的人，康有为的有勇无谋、志大才疏、倨傲狂妄都将对这场改革产生致命的负作用。
这一点，甚至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看得十分清楚，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道：“伯兄（指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激愤地说：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而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群，反而是最快乐的人。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历来如是。
英国领事班德瑞向总领事报告说：“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很显然，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他提议的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他这建议不是被忽略，便是惹起反抗。”
最极端的做法便是将现有人员的铁饭碗全部踹掉。当时的记录者称“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不是“民不聊生”，而是“官不聊生”。直至今天，行政官员的裁撤亦未有人能彻底解决，100年前就想试行腾笼换鸟术，遇到的反弹可想而知。诸多近代史研究者偕有著作指出，此举带来的后果是彻底将官员群分化，演变而成“帝后之争”。不是两党制，而是两个“皇帝”的权力争夺战，这大概是康有为所未想到的。
“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者也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道出了康有为所面对的即将反扑而来的海浪。
是以，谙于宫廷政治的慈禧只需要做一个“搬家”的象征性动作，即把若干书生的热血之举化为无形。
“百日维新”的后期，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变法情况。据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当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
朝廷里也有人呼应，贵州举人傅夔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如此一来“拷贝”版的维新或许就此可以通过资源更新摇身一变而为“正版”。
但是此举非但没有促成变法速成，反而加速了维新的结束。此前伊藤博文与康有为曾经见了一面，两人有一番对话，足以显示一位政治家与狂想家之间的分野：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伊藤觐见了光绪皇帝，事实上这仅是一次礼节性的会面，但据说二人商议了“公筹东亚安全之策”和日本“襄助中国”的计策。
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奕 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次日，慈禧返回皇宫，所采取的动作是将光绪痛骂一通，然后将所有公文翻了一遍，大概是找证据，最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
一场粗糙而急于求成的明治维新的拷贝就此失败，菜市口血光四溅。一个国家真正的启蒙至此才刚刚开始。
伊藤博文，这位明治维新的总设计师，没能成功地在中国再造一个奇迹。他固然有此雄心，但却也窥破了维新者们的命门，这位眼光毒辣的政治家由是评论道：“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我早料到其事难成，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改掉的吗？”
留日生
去日本！
1898年戊戌变法后，日本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越来越多对政局失望的人们越海前往日本。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的观感足以说明日本对中国士人的影响力。
在此之前，康梁皆未踏出国门。流亡海外将对他们的未来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897年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不过数十人。这个数字很快将会膨胀，变大。
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总理衙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矢野文雄讲述了自己的初衷：“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由于此辈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