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代青年纷赴日本之时，旧王朝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自杀。
1900年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
当时的《宣战诏书》全文如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灵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抗战，倘若我们以现代的方式来翻译这篇天下奇文，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跟你拼了！
当然，要用四百余兆人民的血肉。此番人肉战要选在紫禁之巅进行，清朝当政者可谓孤注一掷了。
还是来看看西方人怎么想吧，在一张当年明信片上有一幅漫画：一个愚昧的皇帝，打开了一壶茶，里面冒出来的却是八国联军的枪炮。这颇有点像现在人们彼此讽刺对方“脑袋进水”的意思，1900年这张明信片看起来对中国皇帝向八国宣战这样的神经质事件，只能用茶壶里的枪杆子来证明最后的结果。
事情的起因相当复杂，后果则相当沉重。
慈禧在思想陈旧的大臣毓贤夸大的报告中，竟然把戏台上看来的故事信以为真。她真的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另一个极力排外的大臣刚毅更是在慈禧派其前往涿州视察的机会，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因此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团民到处搜捕洋人、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义、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
局势逐渐混乱，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区，清军则袖手旁观。其间，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开腹剖心。西摩尔率领之联军2000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向北京推进。团民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又设下埋伏，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2000名清军（聂士成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近400人，就地防守。
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率士兵出外寻衅，看到义和团练拳习武，毫不迟疑地下令开枪，打死团民约20人。一周之后，当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军虎神营士兵伏击致死。
在1900年夏秋，死亡同样地不断降临到中国人和西方人头上，有各种各样的死亡，也有着和死亡同等数量的对死亡的反抗。
混乱之中，慈禧的态度曾经发生了相当惊人的逆转。失控的局面一度引起慈禧的紧张，她曾下发解散团民的上谕。但随后在接到洋人出兵的同时还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的虚假情报后，慈禧态度大变，她随即任命刚毅等大臣统领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远居广东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在接到慈禧命令他北上勤王的上谕时，竟然抗旨不遵，这位远谋深虑的权臣回复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于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当中央政府宣布向11个国家开战时，处于东南的各省份却宣布不参加这次战争，那些已经了解西方国家实力的地方大臣们明白，以卵击石是无济于事的。一个朝代的没落，显示于其庞大组织的软弱和领导者的昏愦。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仓皇避难，15日清晨6点，慈禧率光绪及大阿哥溥俊等仓皇出逃。天未明时，载澜飞驰入宫，说夷兵已攻东华门。慈禧太后知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要跳水自杀，载澜拉住她衣服说：“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慈禧太后这才哭着徒步出宫，发不及簪，光绪穿着素服在后跟随。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一同登车，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跻跃跄跄，形成一支千余人的扈从队伍。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8时出西直门。天忽然下起了细雨，从者皆未携雨具，全被淋透，狼狈不堪。
八国联军随后在紫禁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些用武力取胜的“文明人”自然要对宣战者有所惩戒。当时的军官、牧师、记者以及商业摄影者似乎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对准了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影像记录。
两个月后，李鸿章再度受命议和。
注定一生背负骂名的李鸿章拖病北上，结果是大清国赔款４.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４厘。列强们说，４.5亿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惩罚并未结束，西方人用另外一种方式证明了至高无上之皇权实属扯淡。
西方人第一次深入到紫禁城内许多宫院和大殿，他们以旅游者的形象来羞辱中国皇帝，不止一个人坐到了皇帝的御坐上拍照，尤其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女人，更有甚者进入皇帝和皇后的私人房间体味着当皇帝的快感。
美国陆军准将达格特回忆称：“有人认为，如果不进入紫禁城的话，中国人将会认为是神灵进行了干预，保护着那些神圣的通道，使它们不会因万恶的外国人的践踏而受到玷污。因此，为了打碎中国人的迷信并且让他们知道是在联军的支配之下，最好是占领紫禁城，至少是进入该城。”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白人从来没有进入过紫禁城，尽管外国人进不去该城的说法是一种迷信，但它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情感之中，打破这一迷信并将之碾碎，将会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使之难以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可能会因此失去和列强进行和谈的能力，也不能够支付赔款，中国也可能会被瓜分。
第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联军最终决定不占领紫禁城，但联军的一个纵队应该行军穿过从南门到北门的大道。
胜利游行于1900年8月28日举行，八国联军的部队行进在过去只有皇帝才能通行的紫禁城的中央大道上。
俄国，800人。日本，800人。
英国，400人。美国，400人。
法国，400人。德国，250人。
奥地利，60人。意大利，60人。
这些士兵，代表着西方乃至东方，向世界宣示了一个国家的彻底没落。这一幕被摄影机记录下来。摄影师里尔卡坦讲，参加议定和约的清朝代表，声名显赫的李鸿章，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也感到非常费解，李鸿章在翻阅“摩西十诫”以后，建议“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李鸿章的批评相当有分量。
《纽约太阳报》的记者钱伯林表示，尽管这些宫殿“一派衰败景象”，但仍然会给人带来一些快乐。他接着说：“我坐遍了皇帝和太后坐过的每一个宝座，并且坐到皇帝床上，躺倒在上面。我真正地享用了地地道道的皇家东西。”
莫利循也表示，他曾在胜利游行时坐过皇帝的宝座。
这种坐上威权时代象征至高无上的位置给人带来的瞬间快感，让这些西方人相当愉悦。今非昔比。时至今日，紫禁城里仍提供金灿灿的戏服，供有着当一日皇帝的普通人享受刹那间的摄影快感。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有机会进入那个封闭起来成为文物的皇帝宝座上体会那种无与伦比的权力快感。
当人人都可以坐上皇座的时候，那个皇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欧美人的身体进入到皇帝的宫殿和私人房间，以及对私密的皇家物品的偷窃，并不是把清朝君主权祛魅的唯一方式。另一个实现同样目标的手段是摄影。”何伟亚说。
在他看来，将紫禁城，皇室，慈禧太后的私人居室，所有的这些通过摄影进行存储，复制，并且与其他媒介相结合。紫禁城就以这样不难操作的方式，被改造成一个恒久不变的流动体。
日本人甚至拍摄了一本《北京皇宫写真账》，由东京大学的工程师们拍摄了170张照片。至今这仍是紫禁城唯一的标本式的写照。西方人用惩罚或者相当普遍的好奇心替那个时代祛魅，固然仍有人对此如丧考妣，但也有更多的人从此不再相信皇权。当泥塑的神位被推落下来，真神必须重新寻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