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态度是复杂的，剑桥中国史描述称：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年的维新运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义”，给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在百日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见。在皇太后对维新派发动政变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得到日本人的保护。康有为取得英国的保护到达香港后转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难。梁启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领事馆，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舰前往日本。
尽管这钱要从中国的赔款中出，但矢野文雄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外务省给中国总理衙门来函称，这些来日学生，除学费由日方提供外，“该学生等自备衣食、笔墨之费，一年约需三百元。”
在第一批留学日本的名单里，有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
这属于当时的高干子弟，据日本的海关档案记载：“张厚琨，直隶人，制台之长孙。随从包括周树林，蒋汉堂，袁舛及王福四名。”
留学而带4名仆人，大概在世界留学史上也属前无古人之举。
“支那俊杰张之洞门下的学生，不久前已有被派遣来日本，而此次又有准备从湖南、湖北两省挑选学生200名，于近期内派来我国。此乃近来之一大快事。”
日本人甫当老师，心中之得意溢于言表。
1898年出现在日本的留学生只有数十名。
1899年增加至120人。
1903年增至1300人。时人记载：“自辛壬之间(1901—1902年)，尉历游学，明诏皇皇，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据清国留学生会馆在当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清政府此年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
1904年留学生3000人。
1905年底大约达到8600人。这一年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也让更多的读书人无路可走，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北自北京，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舱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美国的日本史权威詹森（Marius Jansen）便认为，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
在留日生的名单中，有如下诸人：
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
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交流委员长，第一代留学生容闳之后代容应萸曾对留美生与留日生做了相当精细的研究，她根据4本不同的传记词典，统计出115位取得辉煌成就的留日生，其中15人是政治家，32人在军队，21人是教育工作者，21人成为官吏，18人成为作家，3人是记者，3人是工业家，2人从事其他职业。
据不完全统计，在120名留美幼童中，3人死于美国，1人成为总理，3人成为政客，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于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
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然而留日学生则学习制度改革的经验。在当时即有“镀金派”与“镀银派”的说法。
梁启超后来曾对留日派与留英派的分野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甚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的角色”。
日本话—中国话
赛先生，德先生。
也许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两位先生，在陈独秀独创一格天马行空的文章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
五四以降，这两个词实在是发聋震愦，见者无不欢欣鼓舞。
吊诡的是，这两个词的中文之名皆来源于日本。据语学界考证，1874年留学荷兰莱顿大学的日本留学生西周接受了孔德的学科分类思想，他在《明六杂志》第一次用日文汉字把Science译为“科学”，寓意为“分科之学”。
后来，日本学者加藤弘之等人于1877年开始使用，是为翻译Science而新造的。中国在此之前也有“科学”一词，但是那时的“科学”指的却是“科举之学”。金观涛检索清代近6000万字的文献，发现在中国最早提到“科学”一词的是康有为，他在1898年写《日本书目志》时用了这个词。
其时的中国，指代“科学”条目的名词是“格物”。
于是便有了这样经典的文字：“乃数十年来，印度以新法焙茶，而中国之利权夺；欧美以格致养蚕，而中国之土物衰”。
什么是“格致养蚕”，那就是今天的“科学养蚕”。
1902年，梁启超完成《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从此以后，梁启超很少再用“格致”来指涉“科学”，他欣然接受正在兴起的Science译名改变的大潮流，用“分科之学”的“科学”来取代“格致”。
科学一词渐至流行，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际，终于成为最好的靶子。
“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1918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再来看看“德先生”的来历吧。
“民主”是对应“Democracy”的最早的中文译名之一。1864年由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中已经多次使用“民主”一词，其中的一文中有“如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
民主(Democracy)，在马礼逊《字典》里，解释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仅此一句，大概他找不出合适的中文词汇，所以要用一句话来表达。
“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同文同种或许并不是太遥远，在日本人看来，那些汉字都可以拿来作为对应西方的词语概念。
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另一个在中国响当当的名人便是“革命”。
革命，这个玩意古代中国也有。不过，当时的意思绝非今日之意思。据研究者称，第一位使用现代语义的“革命”一词的，乃是中国第一位报人王韬的《法国志略》中所称道的“法国革命”。但是，据称王韬的用法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按照“Revolution”的本来意思，有另一个汉语词汇“反正”。不过自孙中山使用日制汉语词汇“革命”来指代“Revolution”以后，便成为习惯翻译。这里，“革”指改变，“命”指命令，即“天命”。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轰动一时的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1949年后，“革命”风行一时，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影响无远弗近。及至后来李泽厚等人重新反思历史之际，痛喊“告别革命”。
看看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话语方式的那些话语：
科学、民主、自由、经济、共和、
健康、美学、个人、政治、革命、
严复，那位影响了时代的翻译家，曾努力抗拒日本话之翻译方式。留学过英国的他试图找到英文和汉语之间更为优雅的通道。
他拒绝了日语的“社会”，坚持把它说成是“群”。
他拒绝了日语的“资本”，坚决把它说成是“母财”。
他拒绝了日语的“哲学”，按照汉学之流变翻译为“理学”。
唯一例外的是“自由”一词，严复左思右想，谓然长叹：“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连他都改不动了，当人间的话语沿着自有的传播规律变化生长时，一代宗师也无能为力。吊诡的是，尽管留学英国的严复长期与日本的西语译法作斗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却支持采用日本新名词，林乐知认为：“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然顽固之士夫，其眼目为科举场中禁用僻书之功令所印定，一见新名词，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旧拘墟之态，诚令人莫解其故也。”
后来的结果人尽皆知，严复的译文传诵一时，但其文言译法却未能流万世之语。
日本话就这样变成了中国话。
直至现在，我们仍在说着这样的话。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里统计，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海市既开，风潮震撼，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而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为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 邓实在1903年即观察到这一现象。
较多新词的出现大概始于制造局之译书，传教士和新式报刊也起了相当作用。
“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
当时的清国学部为了压制这种风气，一再下令要求少用新词。
1909年秋，清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而王国维任协修。但是未已，严复即领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再三年，清朝即宣布落幕，王国维亦投水自尽。
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
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
接受是渐近的，当最初的“洋烟、洋服、洋火、洋油、洋蜡”渐变成后来“香烟、西服、火柴、煤油、蜡烛”时候，那些“洋玩意儿”已经有了本土化的气息。
于是你会看到：“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
那些今天看来熟悉无比的字眼，当年却强烈地冲击着一代人的思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如果没有这些词汇，中国任何改革的努力，都要在词汇战争和争吵中失败。”任达在其《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如是说。
那些话语代表着新生力量，代表着新生事物，迅速而深入地融入了一个正在变化的国家。10年间输入的词语和思想渐渐发酵，及至后来胡适从美国高呼“白话文运动”时，应者云集，于是遂有后来之新文化运动。
那些说着“新话”长大的一代人，催生出旧中国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