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来临了。
日本人的历史观或许值得这一代中国人重新考量，他们并未将明治维新当做一个国家崛起的开始。在所有后来日本人的研究中，均将黑船来航事件当做是文明开化的开始。“恢复天皇、驱逐蛮夷”，最初的口号似乎仍有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数千年的王朝历史中，中国历来视外国为“蛮夷”，日本也曾是其中之一。而日本似乎同样继承了这样的自大思想，他们视之为蛮夷者，自然也是西方人。但黑船事件过后，美国商人只用了几艘舰队就打掉了日本人的信心，日本人的屈辱感很快就演变成了传统的方式——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
截至今日，中国关于现代文明的开始仍遵循着旧有的说法，不正义的鸦片战争成为整个文明史的破坏点，而非新的起点。
而日本不仅开始向西方学习，他们也注意到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榜样——中国，现在正处于灾难性的困境中。
1862年，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被称为“千岁”号，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土峰源藏在《清国海上见闻录》中如是说。
“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证据为，彼不能造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能造防敌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敌国之外，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
倒藩时代的狂士，吉田松阴的学生高杉晋作在这一年就对中国的海军衰弱甚为叹息，他为日本开出的方略是“速造蒸汽船”。
剑桥晚清史的编著者们得出结论：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对抗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提供轮船和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寄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很早的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
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19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开始追寻民族的来源，追寻国家的身世。
在全球化时代开始的刹那，一个国家的精英们开始追问“日本人是谁”或者“谁是日本人的问题”，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处于东方，面向西方，日本人对自己处境的追问极其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个性，除却国家利益、民族感情之外，文化和心理上的这种变迁更耐人寻味。
日本的自我发现其实也经历了不同的过程，日本学者南博在其著作中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这一时期日本先行者们的思路历程，其时有“日本人不变说”、“日本人变化说”、“日本人劣等说”，最后演变到“日本人论”、“日本人优秀说”，一个民族从不自信到自信过渡的轨迹清晰可见。
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一批最早的“日本人论”著作问世，代表性的作品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内村鉴三的《代表的日本人》以及冈仓天心的《说茶》等。
日本人优秀论应运而生。鼓吹日本人优秀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贺矢一。他著述颇丰，1907年发表了《国民性十论》，引起很大轰动，后来经缩编写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其他还有《国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远藤隆吉等。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苍具视、西乡隆盛则是这些理论的执行者，“明治精英”们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
吉田茂后来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评价明治诸人时称：“他们具有双重能力，一点是在打倒幕府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敏锐的政治机智，另一点是在攘夷失败后到外国的学习观察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确定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
吉田茂举了大久保利通的例子，位列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明治初年出访欧洲，看到了欧洲的工厂、道路、铁路，赞叹不已。回国的大久保利通作出了引退的决定。他说：“像我这样年近半百的人，今后已经无能为力了，也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便唯有引退了。”
引退之后的大久保利通全力以赴扶植日本的民族产业，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能作的最大贡献。
此时，李鸿章为了劝说那时的人们接受铁路，甚至将小火车送呈给了慈禧太后，当然也就创造了“马拉火车”这一近代史上最奇特的笑话。但在那时，却是李氏曲线救国的最佳方案，正是凭借讨得老女人的欢心，中国的铁轨才得以开始缓慢延伸。
与中国的政坛精英们颇为不同的是，明治时代的政治人物对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判断。极少有像李鸿章一样，陷入政坛各种派系之攻讦中，在维持大局的同时，还要自保。
日本同样有“开港论”与“攘夷论”的争论，当高杉晋作正在率奇兵队与四国联合舰队开战的时候，正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立刻返回长州，劝说高杉晋作停止盲目攘夷，“由于进行这样无把握的暴战，恐怕要有连续失败的后果，如果不迅速废除幕府，还政于朝廷，在谋求我国统一的同时，打破攘夷的谬见而执行开国的方针，则一定没有希望维持国家的前途。”
此时，李鸿章还在劝说更多的同僚接受洋务运动。
托马斯·麦格劳认为，在明治维新所有的变法措施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大规模向外国学习的努力。在明治时期的头10年里，日本加速引进西方的体制，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国人来到日本，传授西式的组织、管理和生产方式。明治政府把开支的2%用于雇用外国专家。日本还花了大笔的钱，向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派遣留学生。大批政府要人访问西方，从英国引入了邮政系统和海军建设，从法国引进了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从美国引进了小学系统和国家银行系统，向德国效仿陆军的发展……日本人把他们素来具备的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
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05年制作了大型记录片《明治维新》，重新回头去解读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变化，一所明治维新时期的小学，一些明治维新时期的建筑，还有数万份来自民间普通百姓及上层精英提交的建白书（我们所言之建议书）。他们将明治维新的成功归结为四个原因，一是教育，二是模仿与创新，三是农民与税收，四是民意。
1884年，距甲午海战爆发还有10年，明治政府发表了10年经济发展计划，长达30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计划之一。在这一年，清朝陷入中法战争之中，耗银3000万两，战胜而求和。
清国在这一刻已经成为日本的标靶，此后10年日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积蓄力量，他们要用战争来证明自己，旁边这个曾经的老大帝国是最好的练习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