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回到那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代，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时期。
1860年，32岁的英国人巴夏礼志得意满地前往北京，他的身后是一支两万人的英法联军，他的身份是英国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
此时，距巴夏礼第一次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19年，当年那个穷困的英国小子，因为在澳门学会了中文，从此得以步步高升。他从未来过北京，但在那些描述京都繁华的书籍中，他不止一次地梦想过那个富丽堂皇之地。
当然，巴夏礼的想法几乎可以代表身后两万多英法联军，法国史学家弗勒里在描述英法联军的侵略之举时，似乎更愿意把此行视为一趟传奇之旅：“他们历时近半年，远行6000来法里，来到一个辽阔而神秘的帝国，大胆深入欧洲人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虽然遭遇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处境，终于来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财富和珠宝面前，最后，伴着鼓乐声，步入拥有200余万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的、被历史赋予了无数梦想、幻想和幻景的北京！
战争似乎已接近尾声，因为清国的主政者面对大军压境时选择了和谈。
巴夏礼，这个英军专使的秘书，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主角。1860年9月14日，清朝派出的谈判大臣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但三天之后，巴夏礼却提出英国使臣向清帝面交国书的要求。
在西方世界，这是通行的外交礼仪。但在中国的大臣们看来，这纯属无礼要求。这一事情的纠缠一度又演绎出“见面跪与不跪”的问题。相持不下之中，清朝大臣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擒贼必先擒王，咸丰皇帝亲自拍板，于是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谈判全面破裂。
英法联军本已停滞的行动，因此次突发异变而加速起来。10日间便进入北京，对圆明园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抢劫。
28岁的奕登场亮相，这位皇帝的亲弟弟，此前因为在继承皇位问题上与现任皇帝咸丰有过争夺，是以一直被闲置。英法联军步步紧逼之时，咸丰皇帝作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临走时终于任命奕
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
爱新觉罗·奕由其生父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当时人称“六王爷”，接手外交事务时并无任何经验可谈。他亦认为巴夏礼奇货可居，试图从此人身上打开缺口，不仅为其承办肴馔，更有重礼相赠。
巴夏礼曾经写书给英法联军统帅称：“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
事已至此，奕虽领命全权处理此事，仍需要快马加鞭将和谈进展送给热河的咸丰。惊慌失措，上下不一之中，官员们竟将巴夏礼一行人员放行。当初扣得无理，现在放得荒唐。放回去的人质中，英人26名，死伤各半；法人13名，7死6伤。《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被大卸八块。
一方面是为了掩盖抢劫圆明园的罪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清朝当政者一个教训，英法联军的报复行动随即展开，此时还不忘发表一篇冠冕堂皇的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圆明园大火烧起，历时三日，北京城西北角黑烟遮天。
巴夏礼的书信没有起到应有之用，但却刺激了主事者奕。巴夏礼最终写信虽以中文书写,但在旁边有英文字数行。当时朝中无人识此英文,不知所写何意。听说天津有一广东人黄惠廉识得英文,奕乃扎饬调京。经黄辨识,几行英文只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区区数行“夷字”,因朝中无人识别,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了战和大局。
在和巴夏礼的交谈中，奕深感不通外文之苦。于是遂有建议设立外交机构之念，于是上书咸丰，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外事机构，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
正在热河避暑山庄避难的咸丰皇帝将该奏折批交议政王大臣讨论，并于1861年1月20日密谕批准。在关于设立总理衙门的谕旨中，咸丰帝指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衙门事务，由礼部颁给钦命关防，并通令选拔西语人才入署当差，奖励八旗子弟学习外语。1861年3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局旧址内宣告成立。
英国学者芮玛丽将之视为“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
从筹备人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在内忧外患国用拮据的条件下，这个昭示中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整个筹建过程体现了简朴与高效。在向皇帝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的奏折中写到，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司堂等，其大门是旧式住宅结构，如不改成衙门形式，外国人往来会晤，形象不够壮观，且有失尊严。除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因陋就简稍做整理，较各衙门旧例大为裁减。据记载，衙署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院内门窗全是自己动手糊饰，这里的办事效率超过当时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
总理衙门因外国人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即会裁撤，甚至认为“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显然当时的国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外交。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唯一的对外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名列中央六部之首，管理大臣皆享有丰厚的俸禄。作为清末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外务部的地位比起当年的总理衙门更加显赫一时，大量的洋务实业活动继续从这里发起。
此后20年间，奕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力促进洋务运动。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人称贤王。清流派呼为“鬼子六”。其人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于外交上主张保持与欧美列强的和平，支持并开办了中国早期的近代新式工商业以及政府机关，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中枢首脑。在其担任政府首脑期间，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以及西部各省的回民起事。
但是到1884年，光绪十年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奕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和战不定，最后军队败退，慈禧太后借口“萎靡因循”，罢去一切职务，令居家养疾。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同时被贬。之后奕常在西郊戒台寺静修，一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败战以后才再度被起用，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受尽折磨的奕不复当年，在收拾残局中他所能做的就是理解和支持李鸿章。
江河日下之际，1898年，再度出山不到4年的奕病逝。宣布了“同治中兴”一代的没落。
芮玛丽不无同情地写下最后的结语：“同治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