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文艺界代表之间的对立强化了。由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就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与官方的意见完全有别，促使了这些知识分子对立情绪的增长。苏共领导把授予作家索尔仁尼琴（1962年写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西方的“挑拨行为”。在官方报刊上将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女歌唱家维什涅韦茨卡娅称作是“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分子”。书刊检查的作用加大了。
三、教育与科学
60年代苏联开始实行普及中等义务教育工作。在城市和乡村建起了新的学校，其数量超过了14万。扩大了教师的数量。为了改善普通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对教学大纲作了一些改变。从教育的第四年起，给学生加进了科学基础课程。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已完成向普及中等义务教育的过渡。职业技术教育是苏联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至1975年和1976年至1980年，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分别培养了950万和1100万青年专业工人，他们充实了工业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队伍。普通中学教育，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中学毕业生独立劳动的能力仍很弱。因此，1984年通过了学校教育法。该法规定用普及职业技术教育补充普及中等教育的措施。计划对中学生进行计算机义务教育。这项改革，按其倡议者的看法，已使学生接近体力劳动。薄弱的学校物质技术基础不可能完全实现既定目标。
高等学校的发展也经历了复杂而艰难的历程。扩大了高等学校网：许多学院改造成为大学。为了给青年工人们上大学提供帮助，重新建立了工农速成班。扩大了夜校教育和函授教育网。截至80年代中期，苏联已有各类高等学校894所，在校大学生共514万。苏联的大学生建筑队多年来已形成传统。每到暑期，大学生们千里迢迢自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参加劳动锻炼，考验自己。80年代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工作有3300万名专家。但是，其中许多人的教育水平不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同时，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增长，毕业生的工作安置问题出现了困难，许多年轻专家没有按他们所学的专业工作。苏联从1925年起开始培养研究生，1980年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关和高等学校约有2000个，其中1／3设在高校里。在“改革”的年代，高校和企业之间签订合同培养行业专家开始进入实践阶段。这一新的举措在高校的发展及其与生产的联系中并没有带来正面的进展。
苏联的科学发展历程也不单纯。自60年代末起，在科学的某些部门已发现滞后现象。苏联的一个科学家团体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写信给勃列日涅夫。科学滞后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科学家所必要的信息获取途径，它的发展依然靠的是薄弱的物质基础、不发达的科学仪器和设备。
70年代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扩大了，足以克服某些科学部门的滞后现象，继续研究过去年代已经开始的课题。其中包括积极进行宇宙空间方面的研究。载人长距离宇宙飞行已进入实践阶段，宇宙探索的结果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之中，其中包括在地质学和捕鱼业中的应用。
1973年12月18日至26日，苏联宇航员П．И．克里穆克，В．В．列别杰夫乘“联盟一13号”宇宙飞船沿宇航轨道飞行。
1975年5月24日，发射了“联盟一18号”宇宙飞船（机组人员П．И．克里穆克，В．И．谢沃斯季亚诺夫）并与“礼炮一4号”轨道空间站对接；宇宙飞行员П．И．克里穆克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1977年10月9日至11日，“联盟一25号”宇宙飞船升空；机组成员有指挥员В．В．科瓦列诺克，飞船工程师В．В．留明。
1978年6月15日至11月5日，В．В．科瓦连科、А．С．伊万琴科夫飞向“礼炮一6号”空间站，并在那里度过了当时最长的时间（140昼夜）。
1980年4月9日至10月11日宇航员Л．И．波波夫与飞船工程师В．В．留明飞往“礼炮一6”空间站，并在宇宙工作185昼夜。
1981年3月12日至5月26日，宇航员科瓦连科、萨维内赫乘“联盟T一4号”宇宙飞船飞往“礼炮一6号”空间站，在轨道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75昼夜。
1986年2月20日，苏联发射了和平号空间站的第一个舱段，以后陆续对接了5个实验舱。最后一个舱是1996年4月26日对接上的。至此，和平号空间站前后历时10年，才完成了全部建造工作。全部建成后的和平号空间站全长达87米，质量达123吨，有效容积达470立方米。
和平号是苏联第3代空间站，自发射后除3次短期无人外，站上一直有航天员生活和工作。和平号空间站是20世纪质量最大、载人最多、寿命最长和技术最为先进的航天器。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6个对接口，可同时与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和多个专用实验舱组成一座庞大的轨道联合体，从而大大扩大了实验与应用范围。和平号空间站的寿命大大超过了设计期限。1991年苏联发生的危机迫使一名航天员滞留在空间站达一年多时间，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得以返回，创下了在太空连续飞行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除俄罗斯的航天员外，和平号空间站还接待了其他国家和组织的航天员，他们在和平号空间站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设备老化，加之俄罗斯资金匮乏，从1999年8月28日起，和平号空间站进入无人自动飞行状态。原设计5年年限的空间站在太空服役了15年。2001年3月23日，俄罗斯为保护太空环境收回了重达136吨的和平号空间站，其三分之二的部件已在大气层焚毁，其余部件落在了南太平洋，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后，俄罗斯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上。
进行了电子学和激光领域的研究。建造了几座原子反应堆。
苏联研究人员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尤其在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学领域（В．А．科捷利尼科夫）、热力学领域（В．А．基里林）、应用力学和自动化技术领域（А．Ю．伊什林斯基）。П．Л．卡皮察院士因在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
解决国民经济中的课题要求科学更加紧密地同生产相结合。它们融合的主要形式是科学一生产联合体（НПО）。它们既可建在工业中（如列宁格勒光学一机械联合体），也可建在农业中（如“香精油”）。科学一生产联合体联合工业企业、研究机构、设计院和试验生产单位为统一的综合体。截至80年代中期，工业中约有250个科学一生产联合体，农业经济领域有近400个科学一生产联合体。苏联的“改革”与解体导致大部分的科学一生产联合机构被摧毁。
在转入市场经济的生产条件下许多科学家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转入从事企业和商业活动。一些精密科学的代表背井离乡，去国外的研究中心工作。
）第六节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的文化生活
一、文化与“改革”
在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苏联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与公开性”两大原则，同意实行“政治多元化”。这特别表现在，文化领导机关不再以行政方式管理文学、艺术、科学。激烈的社会争论场地是报纸《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以及《火星》报。发表文章的作者尝试搞清楚使社会主义变形的原因，以确定自己对“改革”的态度。公布了原先不为人们所知的十月革命后国家历史的一些事实引起了社会完全对立的意见。相当一部分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但是，更多的居民群众，其中包括专家、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在所进行的“改革”中看清了，这是在背弃社会主义的事业，于是他们积极反对这样的“改革”。面对国内正在发生的“改革”，人们抱有各种各样的心态。这也使知识分子的各个创作协会的内部产生了严重冲突。
80年代末，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家组织了一个与苏联作家协会针锋相对的“作家支持改革”（“四月”）委员会。列宁格勒的作家也成立了完全相同的委员会（“联合会”）。这些团体的成立及其从事的活动导致苏联作家协会分裂。一些学者和文学家发起建立的“俄罗斯精神复活会”宣布支持正在国内发生的民主改革。同时，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革”方针持否定态度。他们反对国家西化，这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一所高校的女教师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即Н·安德烈耶娃批评改革的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3月1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上）。
已经开始的“改革”激起了社会的混乱，部分知识分子争取文化解放、摆脱意识形态压力的希望被淹没在无休止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中，淹没在日益增强的民族矛盾之中，苏联的命运到了危机的关头。
“改革”的年代改变了苏联的文艺生活。在《新世界》、《十月》、《旗帜》等期刊上出现了曾经受到镇压的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出版了Н．С．谷米廖夫、О．Э．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20年代离开俄罗斯去国外的俄罗斯作家（И．А．布宁、Г．В．伊万诺夫、Д．С．梅列日科夫斯基、В．Ф．霍达谢维奇、В．В．罗扎诺夫）的作品问世。经过40多年以后，苏共中央承认有关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出现了非国营的出版社和出版团体。它们竭力使在苏维埃俄罗斯条件下形成的悲剧性人物的作品回到文学和哲学中来。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的宗教哲学书籍，它们的作者分别是Н．А．别尔佳耶夫、В．В．罗扎诺夫、П．А．弗洛连斯基。出版了В．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国家安全机关再没有机会没收他的小说了。
渴望以哲学的眼光认识过去，涉及到电影艺术（Т．阿布拉泽拍摄的影片《忏悔》）。出现了大量的戏剧社团，新的戏剧社团都想走自己的艺术之路。画家们组织了多次绘画展览，80年代在广大观众中小有名气的画家有П．Н．菲洛诺夫、В．В．坎金斯基、Д．П．什捷连勃柯。随着苏联的解体，全苏知识分子的创作组织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改革”的结果对文化而言是极为复杂的，含义是不同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同时，“改革”的过程对于科学和教育体制而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市场经济关系已开始步入文学和艺术领域。
）第七节 90年代俄罗斯的文化生活
苏联解体后，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消失了，书刊检查也取消了。国家用于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拨款规模急剧地缩减了。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为文化事业拨给联邦资金的2％，地方预算拨给约6％。但是对文化而言，国家划拨的资金实在太少了。
在所有的文化生活领域，私人企业家的活动被牢固地确定下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了国民教育体制的改革。产生于改革年代的相互排斥的、公私并存的教育机构变得更加强化了。除了国立学校以外，非国有的中学、贵族学校、独立学院也在发挥效力。中小学和高校正在逐步脱离教育体制的统一标准，脱离经过研究的课程设置和统一的教科书。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建立了社科方面的教学参考材料。扩大了非国有的高等学校网。截至90年代末，高校系统的非国有成分占现有高校总数的30％。在非国有的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占全部大学生的5．5％。
高校系统和中学系统中出现的新事物具有矛盾的影响。在非国有学校中缺乏有职业技能的教师，致使一部分学校和高校毕业生的教育水平下降。
俄罗斯的科学事业也处在极为严重的困境之中。俄罗斯科学院——前苏联科学院的继承者——经历了用于维持基础研究所需资金的严重不足。与前苏联的各个科学院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科研机构中断了联系。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的科学家制定并开始实施几十项联邦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计划。
自90年代初，联邦《文化艺术保护与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中对于民族文化项目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该计划对诺夫哥罗德、大乌斯秋格等俄罗斯城市的古迹作了修复。修复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С．А．叶赛宁博物馆、亚卢托罗夫斯克十二月党人博物馆和布良斯克州的А．К．托尔斯泰庄园。
特别是在莫斯科，对历史建筑古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修复了外商商场（中心商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建筑纪念碑），修复了体现历史价值的住宅楼和祭祠。90年代末完成了对大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的修缮工作。为修复古迹广泛地吸引私人投资者的资金。
住宅建设开始走向市场化。这使俄罗斯的各个城市出现了许多办公楼、商业楼和银行楼。根据各个独特的设计方案在郊区建起了一批低层的居民楼和单独小住宅。
艺术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转机。社会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促进了文学、绘画和雕塑方面不同潮流和不同风格的出现。但是日常生活的文化极少深入到艺术创作之中，这使得创作出的作品水平降低，内容贫乏。艺术中的新现象是在国外金融投资者的支持下创作艺术作品（比如，Н．米哈尔科夫与П．伦金拍摄的影片）。
1999年至2000年初俄罗斯的文化生活出现了显著的活跃气氛。俄罗斯各地隆重庆祝普希金诞辰200周年。重新恢复了莫斯科一年一度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国外的戏剧团体，舞台明星，歌唱家，音乐家的巡回演出更加频繁。外国画家的展览重新来到了。比如说，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线条画展览（纽约学派）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
在克服物质困难和市场支配的同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竭力保护俄罗斯文化遗产最优秀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