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三千元奖金，他自己应得的那份儿一分不要，全部上缴组织。中国电子学会设备组邀请骊山公司派一位有学识的同志参加学术指导活动，领导决定让老罗参加，他婉言谢绝，把这份荣誉让给了别人。这期间，一位同志到外单位搞协作，忘记了一个设计公式，写信向罗健夫请教，老罗不只告诉几句公式，而且把自己呕尽心血、积累多年的全部技术资料统统寄去。想起社会上存在的技术私有，相互封锁的不良现象，那位同志捧着厚厚的资料，嘴角颤抖，半天才说出一句。“老罗呀老罗……你……你真是老罗！”
二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犹如奔向共产主义前程的万里长征。这个长征，也有“雪山”，“草地”，也要克服艰难险阻，冲破围追堵截。党内不正之风、社会不良风气，就是“思想长征”路上的障碍。在一个一个的障碍面前，有人抱怨上苍。有人听天由命，也有人失足落水……然而，罗健夫这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九五一年参军时抱定的“牺牲个人的一切”的决心，一九五九年入党时写下的“忘我无私地工作”的誓言，却矢志不移，本色不变。
一天，一位年轻工人来找他，说：“老罗，我们两口子两地分居多年，听说走后门送礼才能调到一起，帮我参谋参谋，送点啥好？”
老罗一听，气得发抖：“你这叫干什么？搞不正之风，做缺德事！送礼的腐蚀人，缺德；受礼的以权谋私，更缺德。依我说，宁可不调，也不搞这邪门歪道。”
年轻人羞愧地低下头，打了个唉声。
“叹什么气？与其埋怨，不如自己给周围人做个样儿看；与其叹气，不如想想自己为纠正不正之风出点什么力！”这就是罗健夫对待不正之风的坚定态度！
请看他是怎样做的：
报考高级工程师：这本来是每个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愿望。但是，罗健夫看到个别人争职称的歪风，感到忿然。按他的水平和贡献，考取高级工程师应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两次报考机会，他都有意避开了。领导动员他，他说：“我水平不够，以后再说吧。”许多同志听了感动地说：讲水平、论贡献，咱们都比老罗差，人家不报，咱还争什么？
调工资：这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公司党委作了一项决定：同意五名同志让出调资指标。五个人中，四名是领导干部，只有罗健夫一个“兵”。当时，公司正在进行一九七七年那次调资工作，老罗属于应调对象。但是，他看到有些人为此吵吵闹闹，于是提出：“国家有困难，我家生活不困难，我不调！”其实，他们夫妇每月工资总共一百三十元。两个孩子尚小，并要月月负担他插队的妻妹的生活费，还经常给老人寄钱，有时遇到周围同志生活有困难他又解囊相助。就在调资开始前，他的弟弟去世。他立即写信给弟媳，让她不要向国家伸手，以后自己月月寄钱给予补助。罗健夫带头让调资指标，一些干部、职工也纷纷找领导请求：“不要调我。”公司领导除了批准四名领导干部做表率外，看到老罗态度最真诚、最坚决，特意批准了这个“兵”的要求。老罗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激动地说：“我感到这是党对一个党员的最大信任，是我精神上的最大安慰！”
晋升职务：罗健夫看到有的地方“官儿”太多，干起工作来扯皮划圈，不讲效率，他对这种现象早就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组织上准备提拔罗健夫任一个室的主任，他坚决不当！一九八一年，组织上又要提升他为公司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决定做出了，他又一口谢绝。领导找他六次长谈，老罗摇摇头，坦率地说：“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这里的‘官’够多了。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老罗的爱人看他如此固执，在家劝他。“别让领导左一趟右一趟作难了，你就挂个名吧。”老罗笑笑说：“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实事的，我想通了，就会答应，答应了就会实干，当挂名领导，有啥必要！”
出国、去港：这本是难得的考察学习机会。但也有个别人却想乘机捞点“外快”。然而，在罗健夫的眼里，什么外快、实惠，糠秕而已！一九七八年，组织上派他去日本实习，他以手头忙为由，多次谦让。后因领导一再催促，他才服从决定。在国外期间，他是实习小组组长，一分一分地抠着开销，将节约下来的百分之四十的费用全部上缴国家。一九八一年，组织上又派他去香港考察，他硬是把这趟差事让给了别人。
分配住房：一九七八年，公司盖了一批宿舍楼。安老罗的条件，完全可以分到采光好、楼层适中、离上班地点近的一套好房。但是，他看到有的人吵吵闹闹很不像话，便主动提出：“我要离上班地点最远、最顶层、最边角上的。”有关同志劝他：“还是按规定办吧。”老罗不依，自己挑了较远的边角的一间半房。也风趣地说：“边角好，肃静，少干扰。”
教育子女：老罗严格教育孩子，在公司家属区早就出了名。他培养孩子从小要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靠勤奋自立的人，不让孩子幼小心灵沾染灰尘。一九八一年，两个女儿面临升大、中学问题。有一天，老罗把孩子叫到面前，严肃地说：“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眼前的升学问题，将来的工作问题，都要靠组织安排，靠你们自己发奋，不要指望父母。我这个人没什么‘后门’，就是有，也绝不干这种败坏风气、坑害你们的事！”孩子们点点头，并用行动回答了父亲的期望。大女儿思想要求进步，学习成绩出色，十五岁就以渭南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
公私之间：罗健夫十多年来，天天加班加点。但是，什么加班费、夜餐费，这个“补”那个“贴”，没见他领过一回。他廉洁奉公，从不侵占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罗健夫就是这样，每时每刻用自己的行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带领群众树立新风；每时每刻向着更高的精神境界，进行着思想长征！
三
一九八一年十月，正当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进入紧张阶段，罗健夫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这时，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搞协作。一进北京，病痛加重。他抓了几服中药，晚上一边熬药，一边查阅资料。白天在工作室里，他一只手顶着胸部，一只手操作器械。同志们看他疼得厉害，劝他休息休息。他却笑笑说：“没关系，贴块伤湿止疼膏就好了。”骊山公司领导得知他患病，多次写信催他回去检查治疗。他却说。“这里需要我，我不能走。”就这样忍着病痛，坚持工作了三个月。直到春节前夕，才回到家里。
在组织的再三催促下，今年二月六日上午，他去西安看了病，下午又硬挺着上班了。傍晚，已知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的公司门诊所大夫，匆匆来到罗家，约他第二天再去检查。不料，老罗仍未回来。
这是个周末，下班后已过两个小时了。车间主任家有人敲门，女主人一看，竟是老罗！只见他一只手顶着胸口，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腋下夹着一大卷图纸，呼哧呼哧地走进屋。
“你怎么才回来呀？”车间主任不安地问。
“啊，这份图纸，部里急着要审核。我晚上赶出来，请你看看。”车间主任夫妇想到老罗的病情，双双滚动着泪珠。
此时，人们对老罗瞒着病情。他从大家阴郁的脸猜出了大半。于是嗔怪车间领导：“要因人而异嘛，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早告诉我，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不久，他在医院正式得知确诊：癌症，晚期！面对这沉重的打击，老罗异常镇定，他问医生：“我相信唯物主义，对癌症并不畏惧，请说吧，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嘱咐同去的同志：“不要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检查了，现在，每分每秒对我都宝贵！”这个已知自己的寿命屈指可数的人，没有哀叹人生的短暂，没有眷恋小家庭的温暖，没考虑给妻儿留下什么遗言，而只有一桩心事：“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此情此景，把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观、公私观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使在场的同志无不热泪盈眶。
二月二十日晚上，寒风呜咽，人们心情沉重。听说公司派人陪他去上海治疗，霎时，一二百人自动出来送行。老罗笑吟吟跟大家话别：“放心吧，我一定能回来！”
老罗面临死亡的威胁，却仍以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向着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度、一个纯粹的人的境界，冲锋！
在上海，他时刻想着工作，想着一个共产党员还应做些什么。白天，他抓紧治疗，抽空学英语；入夜，他辗转反侧，思虑工作：听说上海已经成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版中心，人家搞上去了。我们制版搞得最早，设备又好，还能不能保住全国领先地位？那一个月，他憋坏了，也急坏了，实在住不下去了，三月中旬折回骊山。
病情在急剧恶化！他胸腔的癌肿竟把胸骨顶得隆起。皮肤像烧灼那样剧痛。就这样，他还坚持去上班。组织上“命令”他在家休养，并叫爱人照顾他。
他终于同意养病，但不同意爱人照顾。他对她说：“我不能工作了，你再不工作怎么行？”硬是把爱人推去上班。而他自己，为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
组织上派人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联系住院。医院听说老罗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专家，立即决定：有了病床，首先安排罗健夫。老罗知道了，反而生了气：“有那么多病人等床位，把我安排在前头，影响不好，我不能做那种事。请转告医生，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按病情、按顺序安排住院。”因为一时不能住院，公司每天派救护车接送他看病。他开始执意不肯，一定要骑自行车跑七、八里路，直到手扶不住把、腿跨不上车，才不得不坐车。上了汽车还自言自语地嘟囔，“国家汽油这么紧，我一个人怎能坐一部车？”陪他的同志劝他。“救护车就是干这个的，你干吗自己那么苛求？”他稍停片刻，又说。“那好，汽油钱我付。”
为了照顾他看病方便，组织上特地在西安为他找了一套房子。他扫视一下房间，摇摇头说：“这房子还没住过人，以后有了住户，知道我这个癌症病人住过，会使人家不舒服。”他的后背已溃烂，无法躺卧，组织上派人从办公室搬去一只沙发，他生气地说，“给我搬来了，人家坐什么？”一位青年同志劝他。“老罗，你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照顾你，应该的。”罗健夫板起面孔说：“可不能这么想，为党多做工作才是应该的。”他想得太远了，太细了。在这生死关头，他脑子里想着国家，想着集体，想着他人。惟独忘了自己的生命！
四
四月二十八日，罗健夫作为垂危患者住了院。从此，癌细胞在急剧扩散，他那钢铁意志在经受锤炼！一个多月光景，他的头顶、颈部、牙龈、胳臂、小腹、小腿等部位，都隆起一串串红枣大的肿块，胸部的肿块象扣了个大碗，后背大面积溃烂，而且，扩散部位不断破坏着周围的骨组织。老罗承受着何等难以言状的折磨！他不由得皱皱眉，咬咬牙，全身冷汗湿透。
“健夫，打打止痛针、吃片安眠药吧？”他爱人心疼地劝慰道。
“不！那东西刺激脑神经，我要保持头脑清醒，还可以想想‘Ⅲ型’研制中的问题，给大家当当参谋。”
老罗呀老罗，怪不得人家叫你“罗铁夫”！你宁忍裂身之痛，不失纯贞之心，你那高风亮节和钢铁意志，怎能不催人热泪滚滚！
一位和老罗共同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同志要出差去，特意向老罗道别。这时，老罗的呼吸已相当困难，说话吃力，痰中有血，体质极虚。可他硬撑起身子，拼足气力，气喘吁吁地和这位同志谈了两个多小时，从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设计逻辑，到调试中可能出现的麻烦，以及怎样处理这些难题，讲得那么详细，思考得那么缜密，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工作任务在身的垂危患者，却对党的事业那么尽心，那么认真！直到他去世前几天，一位同志来探视他，随口提起一台进口设备出了点故障，需要查阅资料，那一大堆资料不知从哪儿查起。此刻，老罗说话极其艰难，话音微弱。那位同志见他嘴唇嚅动，趴在他身边断断续续地听到。“那套资料……第x本，第×页上……有排除这……故障……说明，那本……在我……工作室……桌上。”在场的同志听到这，泪水夺眶而出！
过去人们常赞颂医务工作者中有“白求恩”。而今，罗健夫被人看做患者中的“白求恩”！直到最后一息，他还是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同室的病友都是癌症患者。有人长吁短叹，有人哭哭闹闹。老罗知道一位垂危病友为自己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发愁，就劝说：“要相信党组织会照顾好你家的。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他一住医院就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少麻烦人。”因此，在病房的四十九天中，他从未要求护士打一次止疼针，从未拉过一次信号灯，甚至从未呻吟过一声。夜里上厕所，他从不叫人，也不开灯，总是自己一点一点挪着去。
他的病势迅速恶化，什么药都不见效。医生打算采用一种烈性药物，但无把握，正在犹疑。老罗知道后，痛快地说。“怕什么？征服癌症也是一场革命，就在我身上试验吧！假如还查不出结果，我死后把遗体交给国家，你们解剖了，好好分析分析。”
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一位领导同志去看望他。老罗拉着这位领导同志的手，淌着热泪，艰难地说了一句话：“可惜……我不能……为党工作了……”在场的同志听了，都忍不住背过身去。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罗健夫同志逝世了，终年四十七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遗体做了病理解剖，医生们惊异地发现：他周身布满癌瘤，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胸骨已酥脆，一碰就碎了。化验结果：“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是癌症中最凶的一种，潜伏期已在两年以上。医护人员都哭了，并用最凝练的语言评价了这个患者：“很少见这样的病，更少见老罗这样的人，他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五
当罗健夫的战友们向他告别的时候，泣不成声地评说他的一生：老罗啊，你像一支透红的蜡烛，燃尽了自己，献出了光明！你为实践入党誓言，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
是的，看看罗健夫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了些什么吧：
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忘我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使自己永远成为一个真正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人。我还要用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工作，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本领，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胜任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
这段话语，并没有什么警句。但是，看看罗健夫一生的实践，他写的“献出一切（连同生命）”、“忘我无私”等等，哪一句没有兑现？哪一句经不起检验？
从罗健夫的人党誓言到他的一生实践，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答卷！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召唤着他，使他义无反顾，一往直前，不断增强自己的人生信念。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他，不管时间过得多么久远，环境发生什么变迁，他总是自珍自重，力排尘染，毫无折扣地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言，毫不停顿地向着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峰登攀！
这就是罗健夫留下来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原载一九八二年十一五日《工人日报》）
（作者邱文仲 刘军 庞文清 唐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