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同北京电机厂有协作关系，为了办一张该厂的工作出入证，需要一张照片，别人催他几次，他才腾出一个星期天去照相。顺路到酒仙桥新华书店去看了看，没想到正好买到一本急需的参考书，便急切地找了个角落读起来了。这样便把照相给忘了。由于照相馆已经关门，他只好乘电车往回走，一上车他又继续读，结果又坐过了两站，下车后，他又利用等车的机会，站在路灯下埋头读起来，一连过了好几辆车，他都不知道，直到他坐过站的那辆车从终点拐回来时，售票员认出他就是刚才因看书坐过站的那个人，便喊了他一声，他才赶快上车回去。这时，天已经很晚了。
一九六七年，罗健夫出于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摧残科学文化，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的愤恨，劝告一些参加造反的青年人说：“跟着人家瞎跑什么，相信党迟早会纠正这个扩大打击面的错误。你们坐下来，读读马列、学学业务知识，别虚掷了青春……”
有人指责罗健夫有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他微微一笑回答说。
“那要看你们搞的是什么政治了……”他一如既往，毫不动摇，把学习抓得更紧了。晚上，他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休息，常到宿舍走廊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同志问他：“老罗，你在这里看书能看得进去吗？”罗健夫说：“可以，在这种环境下读书，也是一种锻炼，只要钻进去了，你就会觉得这吵闹声离你很远很远了。”
罗健夫的学习总是和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既重视书本，又重视实践，既有高度的热情，又有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他们搞超声压焊机所用的锆钛酸铅压电陶瓷换能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协作试制的。声学所不仅提供了两批不同配方的换能器，还介绍了设计公式和频率特性。有的同志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按设计公式干，省事多了。”
“是呀，反正我们是搞应用技术的，既然有现成的公式，用就是了。”另一个同志附和说。
罗健夫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颌，摇摇头说：“不，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还是仔细测试验证一下。”
“那，多麻烦……”
罗健夫耐心地说：“搞科学，哪能怕麻烦呢！”
在他的带动下，组里同志把三十多个换能器逐一编号，按加工过程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对频率特性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并绘出四十多张特性曲线图。由于做了这项工作，使大家对这种器件有了较深的认识，掌握了它的特点，在以后装调超声压焊机时，避免了盲目性，少走了弯路。后来，北京电机厂的一位老工程师指着罗健夫画出的一张张曲线图，向几个青年技术人员赞叹地说：“这才叫搞科学研究，严格、严肃、严密，我们都应该学习老罗这种科学态度、科学作风。”
在那动乱的年月，国内虽有许多半导体厂都在试制超声压焊机，但都互不通气。罗健夫他们的设计虽然新一些，可是，机械加工能力较差，工作进展很慢，许多东西还得慢慢摸索，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
有一天下午，机器自动控制部分出了毛病，罗健夫和一位同志查了好半天，也查不出原因，直到天黑以后，他俩才走出车间，到厂外不远的一家小吃店去就餐，他们一边吃，一边讨论，还不时用筷子在餐桌上画来画去。
小吃店要下班了，服务员一边扫地，一边喊着说：“快吃，快吃，我们等着关门。”当他们从小吃店走出来的时候，罗健夫的同伴一边走一边嘟囔说：“才八点钟就关门，关门太早，关门太早。”
罗健夫正在默默地思考，一听对方的话，突然高兴地喊道：“你说什么？关门太早？对了，是关门太早，是关门太早。”
原来“关门太早”这句话启发了他，使他找到了机器自动控制的毛病，问题就出在“逻辑门”的开关状态上。他兴冲冲地拉着自己的战友，在小吃店外的路灯下，就地画图，讨论起来。直到深夜，两个人才高高兴兴地走回工厂。
后来，他们在控制电路上多装了一个电容，提高线路的驱动能力，迫使“逻辑门”提前“关门”。问题得到了解决。
任务是艰巨的，工作是艰苦的。然而，每解决一个问题，攻克一个难点，罗健夫都由衷的感到高兴，而在这时，他也不由得更思念远在西安的妻子和女儿，渴望她们母子俩也在身边，共享胜利的欢乐。
一九六五年当罗健夫要调去北京工作时，他们夫妻两人是完全可以同时调去的，但这时，陈显万已经怀孕，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他们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的痛苦。从此，两人开始了十二年的分居生活。罗健夫到北京以后，书信便成了他们夫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工作一忙，有时连信也顾不上写了。一个星期天，为一件事罗健夫给陈显万写了一封信，专程去发。路过图书馆，又不由自主地走进去了，在图书馆看了一天书。不久，陈显万又来信询问，他还纳闷：事情不是已在信上写清楚了，怎么还问？换衣服时，他才发现，信还在口袋里，根本没有寄走，已揉成了一团。
一九六七年，陈显万出差到东北，路过北京，只停留一天顺便看看自己的丈夫，罗健夫正忙着，见妻子来了，高高兴兴地说了一会话，叮嘱一句：“多来信！”就一个心思地又忙工作去了。别的同志抱怨说：“老罗，你这样对待老陈，可有点不近人情。”罗健夫淡淡一笑说：“没关系，她是会理解我的。”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正的爱情。为什么陈显万偏偏爱上了罗健夫呢？就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罗健夫是一个正直、朴实、有事业心的人。这样的人，是她理想的人。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个正直、朴实的人，有着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强烈事业心。在他们看来，爱情并非是花好月圆，卿卿我我，而是两颗志同道合的心之间自然的相连相通。
一九六八年春节，陈显万到北京探亲。她看到罗健夫还是整天埋头于超声压焊机的研制工作，顾不上多招呼她，并不计较，自己到食堂买饭吃。看到屋里到处堆着没有整理和抄写的图纸资料，她就主动地从早到晚为罗健夫抄写资料，整理图纸。探亲一个多月，两人竟没有出去玩过一次。直到临分手上火车前，两人才匆匆忙忙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像，留作纪念。
经过近三年的苦战，到一九六八年底，罗健夫负责研制的超声压焊机进入了总装调试阶段。当时他们是在排除武斗、停产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总装调试十八台样机，需要连续两个月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他们只有两个人，每人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还分成两次，一次只睡两小时。有一次，在实验室里搞测试已经很晚了，罗健夫去厕所，一路上，还一直思考着刚才测试中出现的问题，进了厕所，他误以为是到了宿舍，就解扣子脱衣服，直到把扣子解完，才发现不对头，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由于他们忘我地努力工作，国家急需的超声压焊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罗健夫在几年中，从超声材料，压电陶瓷换能器到超声压焊机的总装调试过程中，积累了厚厚的一本资料笔记。其中，不仅有公式，推导数据、实验曲线、草图、工艺规范、工艺流程、还有经验体会，十分宝贵。几年后，一位同志参加一个国内组织的超声压焊的攻关会，在工作中对一个公式记不清了，就写信向老罗询问。老罗收到信后，本来，只需把这个公式告诉他就行了，可他却马上托人给他捎去这本厚厚的工作笔记，使这位同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那位同志一回来，就向罗健夫表示感谢。罗健夫微微一笑，诙谐地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知识，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古人说，‘学以致用’。放在我这里，不给你们用，就不叫‘学以致用’，要叫‘学以自用’了。”这位同志听了，十分感动，联想到社会上一些技术私有，相互封锁的不良现象，不由感慨地说。老罗给我的，何止是本笔记呀，是他对同志的一片深情厚谊，对祖国科研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罗健夫从牧马人到大学生，从普通电工学实验教师到国防科研尖端设备的研制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总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顽强战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一九六九年底，他负责的非标准设备研制组又承担了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图形发生器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制作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的专用设备。这种掩膜版，是一种高精度、分辨率要求很高的底版。如果用人工，要放大几百倍，画图、刻版、照相、再初缩、精缩成1：1，制作周期须用半年到一年，且质量无法保证。若图形发生器试制出来，只需要给计算机输入设计好的版图对角两点的坐标，按程序曝光形成图形，几小时后，就可以制出需要的初缩掩膜版。在微电子学领域，其意义是重大的。没有它，要研制和发展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要研制它，一无图纸、资料，二无样机，不仅需要尽快掌握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集成电路工艺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精通计算机。这些对于罗健夫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罗健夫在大学里曾学过原子核物理，后来只搞过电子管稳压电源、超声压焊机，对图形发生器，是很陌生的。况且，所在单位刚从北京搬到陕西临潼，许多人思想还不安定，科研和生产条件很差，又处在那样一个混乱和复杂的年月……。但为了发展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填补中国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他勇敢地带领全组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
从此，他便踏上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路，开始渡过使他生命更加进发光辉的四千个日日夜夜。
许多东西要从头学起。为了挤时间学习，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宿舍区，人们往往半夜从梦中醒来，看见他窗前的灯光还亮着。清晨，当有些人还没有起身的时候，他已经长跑回来，洗完冷水浴，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战斗。妻子儿女在西安，他一月半月回去一次。每次骑自行车赶七十里路，一到西安，便不顾天黑人乏，跳下车，先到新华书店或图书馆去看有没有他需要的参考书。时间一长，新华书店科技部和图书馆的同志们都将他认熟了。
为了学习计算机知识，罗健夫不但向周围的同志学，也向自己搞计算机工作的妻子学。从基础知识二进制开始学起，一直学到130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钻劲，终于很快熟悉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对图形发生器这个新课题，也从初步了解到逐步深入，一直到比较熟悉，业务水平得到了较快的、全面的提高。
学习是为了工作。为了早日拿出这项国家急需的设备，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促使他以比过去多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忘我的拼搏。他搞设计、装调，也同大伙儿一起焊接、贴图布线。哪里工作最繁琐、最劳累，他就出现在那里。设备控制用计算机所需的十多万个磁芯，外径0．8毫米，只有小米粒一般大小。测一个这样的磁芯，要观察一次示波器的波形，记一个磁通量的数据。这是一项单调、紧张的重复性劳动。许多人不愿干，罗健夫却和几个同志用了两个星期，从其他任务淘汰下来的近六十万个磁芯中一个个测试挑选出来。这十四个日日夜夜是怎样度过的呢？开头七、八天，他一头扎进实验室，竟没有出来。饿了，吃冷馍夹咸菜，喝开水；困极了，在地上铺一块塑料板，便是床铺，和衣躺一会儿，或者用冷水淋淋头，吸一支烟提提精神。
与罗健夫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志，那些日子，非常纳闷：老罗到哪里去了呢？五、六天不见人影。出差？还是回家了？当同志们知道他一直在工作室加班时，都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称赞他真是一个“铁人”！
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他们攻关的紧张阶段，当时研究所革委会突然抽走了组里从事计算机试制的技术员。计算机是图形发生器的控制部分，没有人搞计算机，是无法研制发生器的。罗健夫急了，便多次去找革委会申诉理由，加上过去他曾给领导提过意见，结果被认为是“臭老九”翘尾巴，于是大会点名，科室批判，还组织了大批判专栏，画了大幅漫画，专题批判所谓“独立王国的国王”罗健夫。
在这沉重的压力下，罗健夫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他夜不能寐，披衣出门，独自在寂静的黑夜里徘徊着。是要求调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是负重前进，继续干？自己没黑没明地苦干，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思想像大海一样翻腾着。想着想着，他举目仰望那浩瀚的夜空。想起自己曾立志要探索那无边无际的宇宙的奥秘，为什么现在连小小的图形发生器还未搞成就开始心灰意冷了呢？他又想到，自己被批判时，所里的一位老书记，总是去陪着他，一道挨批判，他又是图什么呢？记得这位可敬的老同志曾经说过：“困难的时候，就想一想，自己是共产党员……”于是一股巨大地鼓舞和力量使他毅然决然地走回宿舍，伏案写了起来……。
第二天，罗健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他抛开独立王国这顶大帽子的是非曲直不谈，真心实意地说：“我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就是缺乏顶着困难上的勇气。搞计算机的同志走了，我为什么就不想着自己顶上去干呢？搞图形发生器，不是为你，不是为他，是为国家的需要。既然承担了任务，就要干到底。”
这短短数语，体现了罗健夫严于责己的博大胸怀，使周围的人无不感动。当时，他组内有个搞光学机械的同志已提出不干了，听了他的检查，心中有所触动，罗健夫又多次找他谈心，终于使这位同志，继续投入了战斗。
一九七一年四月，罗健夫所在的课题组研制的另一项设备，只做好了外壳。研究室个别好大喜功的领导，从所谓“政治需要”出发，下命令给机壳马上装好指示灯和开关，要拿出去当成品展览，向“五一”节献礼。罗健夫不在场，组内其他同志迫于压力就同意了。罗健夫知道后，生气地说：“这不是骗人吗！”有的同志劝他：“何必那么认真，反正就那么回事。又不是你拿去展览的。你才受了批判，弄不好，又冲你来了。”罗健夫严肃地说：“受了批判，要正确地接受教训，不能从反面接受错误的东西。还是照郭沫若同志说的，‘不做浮夸家，两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让我们把双脚站到地上来工作吧。”在他的坚持下，从展览会上撤回了那台设备。
在罗健夫的带动下，全组同志忍辱负重，干劲不减，日夜奋战，四个月就制成了控制用的计算机。又经过两年苦战，一九七二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微电子学领域的一项空白。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器的性能，他们于一九七五年又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
一九七六年秋，北京大学设计出了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n沟MOS4096动态随机存贮器的版图。他们走遍北京有关单位，无人承接做版，只好赶到骊山脚下求援。此时，正在预报地震，又盛传临潼附近是“震中”。许多人不安心工作。可罗健夫一听，一口答应下来了。为早日满足兄弟单位的工作需要，他和几个战友，顾不上搭防震棚、考虑个人安危和家属的安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