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到了，罗健夫对其他同志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值班就可以了。”他吃着冷馒头夹咸菜，守候在图形发生器旁，坚持工作。
九月底，他们终于为北京大学成功地制出了大规模集成电路n沟MOS4096随机存贮器的中间版。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一九七七年春节，当大家都在团聚的时候，罗健夫和他的几个战友，却守在机器旁。春节放假，动力车间停止送风，他们连续工作，常常感到胸闷、憋气，实在受不住了，便出来透透气，又进去接着干。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77一Ⅰ型微处理机的全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掩膜中间版。
一九七八年，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接着罗健夫又和组内的同志向“Ⅰ”型发起了进攻。
丰硕的成果，使大家感到无限喜悦，也自然地想到罗健夫付出的宝贵心血。同志们一见到他，便高兴地说：“哈，老罗，你可立下大功啦！”
遇到这种情况，罗健夫总是告诉人们，这一部分是某同志设计的，那一部分是某同志搞成的，从不提自己。
“电路，计算机控制这部分总是你的功劳吧？”
“那是人家指导我干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哪一点作用嘛，不值一提！”
在呈报Ⅱ型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上级发下来的三千元奖金，他把分给自己的那份，全部上缴组织了。
为了国家的需要，罗健夫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一九八一年，他独立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套电控设计，说明他在计算机应用制版方面，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而最初接触图形发生器这个新课题时，他对计算机还需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学起。这完全是靠他对党的事业的满腔赤诚，在忘我工作的过程中，自修和钻研的结果。同志们敬佩地称他为“罗铁人”，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是个“一心装着工作，惟独忘了自己的人！”
四、高尚的理想情操
罗健夫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他不仅在工作学习上，而且在工资待遇、家庭生活等方面，都表现了他那“忘我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
一九七七年，第一次调升部分职工工资时，罗健夫属于调升的对象。可是他想：“我是共产党员。目前国家还有困难，我应该为国家分忧。这次调资面不大，应该让给其他有成绩、经济却比较困难的同志。”于是，他就三番五次找领导，提出不要给自己调资。
可是一榜、二榜仍然还有他的名字。罗健夫急了，跑去找党委书记说：“您忙，我只说一句话，您是了解我的。这次就不要给我调了吧！”
老书记一听，两眼湿润了：“多么好的同志啊！”党委认真研究了罗健夫的恳切要求后，‘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做出决定，批准了包括罗健夫在内的五位共产党员让出调资指标。决定下达后，在单位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这次调资工作的顺利进行。
罗健夫让出调资名额，是他家经济宽裕，不需要增加收入吗？不是的。当时，他们夫妇每月收入总共一百三十元，两个孩子还小，都在上学，双方家庭都有负担。妻子要资助娘家上山下乡的弟弟和妹妹，罗健夫要资助弟媳。因为，一九七七年，他湖南老家的一个弟弟病故了，留下了弟媳和两个孩子。罗健夫不仅为弟弟治病花去了不少钱，弟弟病故后，他还给弟媳写信说：“弟弟去世了，你就是我的亲妹妹。国家还有困难，要尽量少向国家伸手，家中的困难，咱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从此，他节衣缩食，按月给弟媳寄去生活费。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当兵时候发的一顶棉帽子，他戴了二十多年。一条旧毛料裤子、穿了补，补了又穿。
罗健夫的弟媳虽然改嫁了，但一九八二年二月，当她得知老罗不幸染病的消息后，马上汇来一百元钱，叮嘱为老罗补养身体。五月，罗健夫病危时，她又千里迢迢专程从湖南赶到西安看望。她哭着告诉人说：老罗比我亲哥哥还亲啊！
一九_七八年，单位新盖了一批宿舍楼。按罗健夫的条一件，他完全可以分到采光好，楼层适中，离上班地点较近的两间一套的好房。但他却偏要较远的最边角的一间半一套的房子。有人感到奇怪，就问：“老罗，您怎么选了这么一套房子？”
“怎么？房子不好？”
“这还用说！”
罗健夫笑着风趣地说：“你错了，我挑的是好房子。边角、安静、少干扰；楼高、视线开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一九七八年底，罗健夫和两个同志一起去日本实习。他是实习小组组长，自己不仅严格执行出国的有关规定，还告诫其他同志说：要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不要被表面的花花世界迷住。他们住在距东京不远的琦玉县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半月培训时间，除了周末上街购买食品，所有时间他都用来阅读资料和研讨工作。日本的冬天，水果也很多，西瓜、橘子、香蕉、苹果，应有尽有。按理，买点水果，在生活费里报销是完全可以的。可罗健夫想：国家有困难，外汇资金宝贵。跟下吃的已经比国内好多了，这些东西，回国后，早晚可以吃的，何必占用外汇呢？于是，他们一次也没有买过。培训快结束时，在千叶县学习计算机软件的另一部分同志，通知罗健夫去东京一次，落实单位一项采购任务。罗健夫虽然还没有去过东京，但当他弄清不去东京也可办这件事时，就打了长途电话把这件事办妥了。就这样，他带领的这个小组，为国家节省了42％的外汇开支。
谁都清楚，出国、去港，是难得的机会。可罗健夫的日本之行，却是再三谦让后，领导几次催促，并作了决定，他才匆匆结束手头工作，动身起程的。一九八一年，组织上又派他去香港验收设备。他说什么也不去了，心想：“我已去过一次日本了，同组的卢彬彬还没有机会出去。这样的机会，让给他吧。”罗健夫一再找领导表示，眼下自己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叫卢彬彬去吧！他去，照样可以完成任务。后来，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
一九八。年，第一次晋升高级工程师，许多同志跃跃欲试，罗健夫却不参加报考，人们都很吃惊。有的同志问他：“老罗，您怎么不报考呢？凭您的资历和苦干精神，凭您在Ⅰ型、Ⅱ型图形发生器上的成绩和贡献，您报考，晋升高级工程师是十拿九稳的。”
罗健夫诚恳地回答说：“高工需要高水平，我的水平不够。这不是凭资历和苦干就可以当的。搞Ⅰ型、Ⅱ型已是过去的事了，不是已经晋升我为工程师了吗？干工作总要有所前进，目标要高一点，步子要大一点。”
后来，连公司的总工程师都亲自上门，动员罗健夫报考。他只好表示说：“等Ⅰ型图形发生器搞出来以后，再考虑吧。”
此时，罗健夫一心在考虑着一个问题：比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在集成电路方面，起步并不算晚，只是由于十年内乱，我们才大大落后了。图形发生器虽然搞了十多年，但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相差很远。半导体工艺的改革，急需设备的更新，需要只争朝夕，加快步伐呵！
一九八一年，第二次晋升高级工程师。罗健夫索性悄然避开，为加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进度，他干脆带上图纸乘火车去北京了。
也许有人认为，罗健夫这也让，那也不要，大概是要当官吧。不是。一九七八年，组织上打算提拔他担任第六研究室的室主任，他谢绝了。一九八一年，公司提升他为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也被他一口谢绝。领导找他谈话，他诚恳地说：“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我能力不行。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吧。”他妻子陈显万见领导几次找老罗长谈，觉得他太固执，在家劝他：“别让领导左一趟右一趟作难了，实在推不掉，你就挂个名吧。”老罗笑笑说：“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实事的。现在，干部本来就多了，人浮于事，干起工作来扯皮划圈，不讲效率。我还凑数当挂名的干什么？”后来，组织上了解到他的心思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罗健夫同志把荣誉、地位、职称、待遇统统置之度外，对此，有些人很不理解。他说：“有啥不可理解的？共产党完全是给人民服务的。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五、严于律己助人为乐
罗健夫是一位十分热情、诚恳的人。他对待同志总象兄长一样关心、爱护。
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刚考入大学不久。有一个星期天，他与同年级两个同学一块到城内看电影。散场后，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没有雨具，怎么回学校？一位右腿有残疾、拄着拐杖的男同学，不由发起愁来。另一位女同学也一筹莫展。罗健夫二话没说，急忙跑上街，叫来一辆三轮车，把这两个同学扶上去，自己淋着雨，跟着车，跑回校。事后，那两个同学很过意不去。罗健夫却摆摆手说：“这有什么？你们一位腿不方便，一位是女同学、又瘦弱。我应该这样。我身体好，淋点雨，没啥！。”
一九六九年春节，罗健夫从北京回西安探亲。临走前，他找到一起工作的王朗亭，主动提出要替他探望渭南农村的家属。他中途下车，步行近二十里路，赶到王家，带去了亲人的问候，还送上了自己的礼物；并同王朗亭的妻子约好，等他返回时，与她同去京探亲。春节过后，罗健夫如期坐车回返，车到渭南，不见王朗亭的妻子，老罗又赶到她家，问明情况，知道她已乘前一趟车先走了。他又马上给北京的王朗亭拍了电报。回北京后，老罗对他们一家处处照顾，并把自己的几十斤粮票送给他们解决困难。
一九七三年，青年工人小郑的母亲在北京生病，小郑因故不能回去。正在北京出差的罗健夫知道了，抽空去小郑家看望老人，并拿出十元钱说是儿子带来的。回临潼后，他只字不提。小郑后来回家才得知此事。
一九七五年秋天，单位里搞基建，组织大家义务劳动，搬运石头。罗健夫一个人使一辆架子车，趟趟满载，顺着坡道，穿梭般地上下奔跑。同志们赞扬说：“老罗真像头牛啊！”只是大伙奇怪，怎么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大蒜味儿？事后才知道，那几天罗健夫正在泻肚子，吃大蒜治病。他怕同志们不让他参加劳动，没有将真情告诉大家。
就在他拉着一辆满载石头的架子车沿坡路向下跑时，忽然从路边蹦出个小孩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健夫扭转车把，一个斜刺停靠在路旁另一辆石头车上。孩子得救了，但他却双腿受了伤。宣传科的同志找罗健夫，想写篇表扬稿广播广播。罗健夫同志连连摆手说：“谁都会这么做，一点小事，何必张扬！”
罗健夫以自己赤诚的感情和行动，温暖了许多人的心，维护着党的威信，可他却从不满足，常说：“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有许多事，还没有做好。”他事事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表现出高度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
十年动乱期间，一些人上班迟到、早退，甚至无故缺勤，习以为常。然而罗健夫却总是下班铃响后才走，上班铃响，他已搞好了室内卫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个星期一的早晨，雨下得特别大，一个与罗健夫一道工作的年轻人心想：老罗从西安到临潼，要骑自行车赶七十里路，今天恐怕不能按时赶来上班了吧！不料，他一进工作室，只见罗健夫已换掉湿透的衣服，像往常一样，聚精会神地坐在机器旁开始工作了。使这个年轻人很受教育。
还有一次，单位组织职工星期天参加农场的麦收劳动。农场在咸阳市郊，距离临潼大约有一百里路程。罗健夫由于头天晚上已回西安家里，第二天一大早在玉祥门等单位从临潼去农场劳动的汽车。天还没有大亮，人们没有看见他在路边招手，汽车开过去了。到了农场，发现罗健夫没来，大家议论说：或许是老罗家中孩子有病吧？要不，罗健夫是不会缺勤的。岂知下地时，只见罗健夫身穿背心：短裤、其他衣物捆好背在肩上，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地头上。原来，他自己花钱坐长途汽车到咸阳后，又跑了十几里路，赶来农场劳动。
看到这种情况，有的同志就说：“老罗，你没坐上车就算了，又不怪你。何必又自己花钱赶来？劳动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无所谓。”罗健夫一听，抹着汗答道：“劳动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是无关紧要，但我是组长，要带头遵守纪律，怎么能无故不到呢？”同志们听了，无不称赞他是个“实心眼的人”。
当然，罗健夫也不是完人，不是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但是，他在有了缺点、错误后，总是严于解剖自己，不怕丢面子。一旦认识了，就认真地加以改正。
有一次，他去食堂买饭，因为他总是不按时下班，食堂这时没菜了，加之他胃口不好，说只买一分钱的咸菜。炊事员不卖给他，说至少要买两分钱的。罗健夫说：两分钱可以，只是咸菜还是少要点。多了，吃不完也是浪费。那位炊事员不由分说，伸手给老罗碗里扔了一大把咸菜。为此，两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事后，罗健夫很懊悔，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应该为这件小事和群众争执。他利用星期天，认真地写了一份检查，第二天一上班，就主动找室领导，并在全室大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他还主动找那位炊事员赔礼道歉，使那个炊事员很受感动，也检查了自己，以后改进了工作。
罗健夫严于律己，也严格教育孩子。他培养，教育孩子从小要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靠勤奋自立的人，不让孩子幼小心灵沾染灰尘。一九八一年，两个女儿面临升入大学、中学问题。有一天，罗健夫把孩子叫到面前，严肃地说：“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眼前的升学问题，将来的工作问题，都要你们发奋，靠组织安排，不要指望父母。我这个人没什么“后门”，就是有，也绝不干这种败坏风气、坑害你们的事！”
罗健夫不仅从思想上，还从行动上具体地关心孩子的成长。去北京出差，那样繁忙，身体又不好，他仍然要他的小女儿涛淘每周给他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并批改孩子寄来的作业。他在送给小女儿的一本字典上题过这样的话：“凡是事业上的成功，总是来源于扎扎实实的努力。”
平常，罗健夫从不放过孩子身上流露出来的一丝半点毛病。有一次，他发现上小学的女儿为一件事撒谎，便对孩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责令孩子写出检讨，贴在床头，经常看到，记住这个教训。
在罗健夫的严格要求和学校老师的辛勤培育下，大女儿寒英学习十分刻苦、努力。小学、中学都跳级。十五岁就以渭南地区高考预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
大女儿寒英上大学要求入团时，罗健夫问：你入团是为了什么？寒英回答说：入团光荣吆。罗健夫严肃地对女儿说：入团仅仅是为了带团徽光荣吗？你了解共青团的性质吗？你懂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句话的意义吗？他要求孩子一定要把入团的动机搞端正。他把保存了三十一年，自己十五岁入团后学过的列宁论《青年团的任务》这本书，郑重地交给孩子，并对孩子说：“就算我这个老共青团员送给你的礼物吧，你要好好学。”一九八一年底，罗健夫在北京出差，还两次写信，叫孩子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看一看在革命的艰苦年代里，老共青团员们是怎样战斗、生活的。他告诉孩子，这本书，五十年代曾鼓舞了他，鼓舞了成千上万个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