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虽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辉煌一页，但是前进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曲折复杂，而且时刻暗藏颠覆的隐患。当时，握有清廷实权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野心勃勃，图谋窃夺辛亥革命成果，不断玩弄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伎俩，妄图独霸天下。他一方面借用辛亥革命的洪流逼迫清廷皇帝退位；一方面拉拢列强不承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再方面是通过威胁诱骗的手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与他进行双方议和，以此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席位。
由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特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身居国民政府要职的黄兴、宋教仁和汪精卫等竟然响应袁世凯的议和主张，孙中山由此陷入困境。他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形势下，无可奈何，只好让步。于是，则以国民政府名义通电袁世凯，向他提出3项必须遵守的条件：“（1）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2）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3）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按照这3条。可以限制袁世凯在北京称主称霸，约束他遵照南京政府制定的宪章管理国家。然而，袁世凯是个口蜜腹剑的军阀加政客，通过各种诱骗手段挑拨离间促使南京政府内部响起一片歌颂袁世凯的噪音。孙中山先生见大势已去，于1912年2月14日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
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李四光和很多革命党人都在一片哗然中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作为一名地方官员，他除嘹望空长叹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内心充满难解的矛盾。尽管这时他还不可能预见袁世凯已有恢复帝制、龙袍加身的妄想，然而对其阴险狡诈的嘴脸早有耳闻。这样的军阀政客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务能够解民倒悬为国效力吗？黄兴、宋教任等都是自己日本留学期间的忠实朋友和武昌起义的革命同志，又是孙中山先生极为信任的亲密战友，为什么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顾孙先生的艰难处境，偏偏主张南北议和，而又拥戴革命政敌袁世凯呢？他们到底是维护革命大局还是仅仅出于个人利益？如此等等，犹如一道道紧箍缠绕头脑，令他百思不解其意，年轻的李四光顿时困惑了。但是，有一点他是非常清醒的，那就是永远尊重和崇敬自己的伟大导师孙中山先生，深信孙先生不会就此放弃他所致力的革命事业，或许还有新的打算吧？此时此刻，他多么思念心中的导师啊……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先生来到武昌，李四光的眼前又是一亮。次日，湖北军政界召开欢迎大会，请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孙先生针对在场革命党人忧虑国家前途的心情安慰大家说：“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言外之意是说他不会就此终止革命生涯的，必须推动革命走向最后的成功。会后，李四光和身边好友共同探望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亲切地向他们讲解了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道理。同时又阐述了有关兴办实业等政策问题，使李四光再一次获得很多教益。
不过，李四光亲眼看到袁世凯上台之后，黎元洪在湖北露出了排挤和打击革命党人的真面目。当然，他们对于威信很高管理实业能力极强的李四光还不敢公开进行迫害。但对李四光自身而言，已经预感到所在的政府不可能诚心为公众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和建设新湖北等愿望都将成为空想。那么，何去何从则有待于自己的选择。其中正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那样：“有益于身而有害于家的事情，我不干；有益于家而有害于国的事情，我不干。”是的，李四光不可能为了保全官职而辱没自家的门风；更不能凭借官职俸禄改善家庭生活而损害国家利益。经过反复思索，他决定不与袁世凯和黎元洪把持的政权共事。因此他于1912年7月，以“鄂中财政出绌，办事棘手”为由向黎元洪提出辞职报告。黎元洪面对眼前的辞职报告故作惊讶，表面上多次用“温语慰留”，实际则迅速电呈袁世凯，请求立即批准。当年的8月8日，袁世凯下令：“准免本官”。自此，李四光正式退出袁世凯政权。
事实证明，李四光毅然辞职是非常明智的，既维护了个人的气节，又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事隔不久，传来了噩耗——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的特务暗杀了！
惊人的事件，震惊全国！更加震痛李四光那颗沉重的心：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倒下了！
宋教仁，对于李四光而言，这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而又多么崇敬的名字！早在李四光初次踏上日本国土，刚进东京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刻就结识了这位志同道合的学友。他们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纵论时政，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李四光由衷敬佩这位志向高远、才华横溢的同窗挚友。他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是武昌起义的先锋，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尽管他曾参与南北议和，而念在出生入死的战斗友谊上李四光也并未过多责难这位情同手足的好同志。因为他毕竟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制院的总裁，初衷在于成立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的独断专行。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位民主志士居然遭到如此暗害！
悲痛，愤懑，怀念和惋惜等各种复杂情感一齐涌上心头。这时，李四光完全看穿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因而也就更加义无返顾地与其政权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