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一掌击下去，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碎了，血顺着指缝滴下来。
“蒋筑英在后勤拍桌子了，把玻璃板都拍碎了！”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着，争辩着。有的说，老蒋就是不冷静，影响多不好；有的说，事情太气人了，这叫忍无可忍。到底是什么事，使得蒋筑英如此怒不可遏？
说来话长。长春光机所有位老专家，文革前任该所实验工厂的副厂长，是市政协委员。十年内乱中，他被打成“特务”。后来，他家的住房，也被强行占去了一间。粉碎“四人帮”后，这位老专家多次申诉，要求将占去的房子退还给他，没得到解决。一九七七年春季的一天，蒋筑英和那位老专家的儿子以及所里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一起到当时的后勤处办室交涉，要求尽早解决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有问题商量着办，慢慢来嘛，再说，这事还得再请示一下原来决定的人……”
“你说什么？商量着办？”蒋筑英说话的声调有些激动了：“强占人家房子，往外扔行李时，为什么不商量？粉碎‘四人帮’了，为什么还这样歧视老专家，迟迟不给解决？……”越说越气，于是拍起了桌子。
一九八一年，为室内另一位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蒋筑英又当众开了炮。这位科研人员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后来调干上大学，他全家五口，子女三个都大了，只住一间屋子，实在太困难了。后来所里给他增加一间房，但原住的那个外单位的干部迟迟不给腾。恰在这时，中国科学院领导同志来长视察，蒋筑英把这事作为例子，当面陈辞，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情况，得到了领导同志的重视。事后，有人赞扬老蒋出于公心，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也有人说他当众告状，使人家下不来台，方式欠妥。
还有一次，为了新分配到本室来的大学生，在独身宿舍无法看书学习的问题，蒋筑英又和房产部门的人吵了一次。有人反映说，蒋筑英态度不好，是不是头脑里有“虫”，有点骄傲翘尾巴了。
一来二去，蒋筑英在房产部门成了挂号人物。八一年年底，所里新建的宿舍大楼分配时，蒋筑英又来到了后勤。他来做什么？又要提什么问题？只见蒋筑英找到管房产的负责同志说：“这次是为我自己的房子来的。”
“那好办。大家知道你住房拥挤，已经决定给你三室一套的。”对方痛快地回答。
“不，我只要两间就够了。我们研究室有的同志比我人口多，把三问的让给更需要的人吧。我已经和小路商量好了，她也同意我的意见。”蒋筑英的话是那么认真而又诚恳，又是那么出人意外。
“嗯……这……”，管房产的负责同志望着蒋筑英，心中一阵热乎乎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解释说：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是中央拨专款建造的，不能让……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拍桌子，咣架，这固然不好，但蒋筑英每次坚持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而且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人们从这中间，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蒋筑英：他的血是热的，心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