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11点半，还没入睡的验收组成员、工程师刘仲元忽然听到蒋筑英在叫：“老赵！老赵！”他马上起来了，接着，老赵他们也起来了。一打开灯，就见蒋筑英蜷缩在床上，满头都是豆大的汗珠，面容极为憔悴。显然，他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一看到这情景，同事们马上就去科学院成都分院找医生，而后又想办法要车送他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了急诊。医生诊断是胆囊炎但不排除阑尾炎，为他打了庆大霉素、阿托品等消炎、止痛针。
回到招待所，蒋筑英的病情没见一点缓解，仍然痛苦万分。因为住不进医院。验收组的同志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天亮后，他们兵分两路，几个人送他再去医院，另两人出去寻求帮助。南光厂的同志们给予了积极热情的支持，迅速派人派车联系住院事宜。几经周折之后，蒋筑英才于15日上午11时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后，他自己松了一口气，说：“住进医院就好了。”
医生带着几个实习学生对他的病史进行了详尽的询问，其中有这么几句对话：
医生：“你肚子疼了多长时间了？”
蒋筑英吃力地回答：“两三周了。”
医生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没看过？”
蒋筑英说：“我一直没有时间，想忙过这一段再去看。”
站在一旁的同事听到这里，心里难过地想：老蒋啊老蒋，你可真是心里没有自己呀！工作固然重要，身体也一样重要啊！你怎么就不早点去看看呢！
下午，躺在病床上的蒋筑英要去厕所，陪护的老刘马上说：“我去拿便盆，你别动。”但是蒋筑英已经硬撑着起来了，说：“别把床弄脏了，我能去。”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别人的麻烦。
但是他决没有想到他会死去。他曾不情愿地对同事们说：“弄不好，我还要在这里开一刀。”他对生命仍然充满着希望。
老刘是从1979年参加这套装置的有关工作后，才和蒋筑英有所接触的。有一次，他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物理概念需要弄清，先后问了两位权威的教授，没有得到答案。后来他自己又去阅览室，查了好大一阵子没查到。从阅览室出来，他碰上了蒋筑英，把问题向他提了出来。蒋筑英和他一起来到办公室，热情地帮他查找，很快就从一本书上查到了需要的内容。还有一次，他把厚厚的一打译稿交给蒋筑英，请他帮助看看。半个月后，蒋筑英把译稿还给了他，已经全部进行了认真的校阅和修改。老刘推断，蒋筑英这半个月的业余时间全用来干这个没名又没利的事了。现在，他看到老蒋的病情正在急剧恶化，心如刀绞，含泪对医生说：“老蒋是我们所的业务骨干，刚从国外进修回来……如果能换命，我愿意替他死。医生，我的血是B型的，你们可要抢救他啊！”
此时的蒋筑英，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万分，但看到围在他周围的同事，他充满感激地说：“你们为我一宿没睡，快回去休息吧！”又对南光厂的同志说：“谢谢你们，快回去工作吧。”同志们望着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老蒋啊，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面对一瞬间袭来的疾病，蒋筑英用他正在壮年的、但已经累坏了、用垮了的身体奋力搏斗着，耐心地等待着医学的判断与行动。结果出来了，他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此时此刻，他的色度学知识，五门外语，加上他的顽强意志、责任感，以及对事业和生活的一片挚爱，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下午3点半，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开始口吐鲜血。老刘用一个大杯子为他接着。一方面，从感情上讲，他仍不相信老蒋会死去；另一方面，他懂些医学知识。看到了这个严酷的现实。他几次想问问蒋筑英有什么话要说，然而蒋筑英一直是清醒的。没想到自己会死，仍然充满了生的希望。老刘终于没有说出口。
蒋筑英的嘴里还在不断流血，老刘看用杯子接都接不住了，就放下杯子，想改用手纸擦。此时，蒋筑英的呼吸已十分困难，虽然插着氧气管，也都已无济于事。然而，他看到老刘不接了，心里还惦记着自己身上穿的是别人借给他的毛背心，为此，他用生命最后的力量极其吃力地说：“可别把衣服给弄脏了。”声音十分微弱。谁能想到，这就是蒋筑英最后的话。
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他于下午5时03分去世，终年43岁。只有43岁，正当中年，他对生命、对生活、对事业都充满了希望，惟独没有想到死，没有来得及为这个有妻子、有孩子、有像生命一样宝贵的工作的世界留下一句话……他是带着希望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