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运用语言的第一要求应当是：用最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送最大信息量，达到最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最佳的表达效果。简言之，就是提高运用语言的技能、技巧。优美、妥帖永远是修辞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语言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语言表达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二者分属两套系统，各具特点常常不能互换。我们的古人喜欢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爱尔兰作家萧伯纳也说过：“与别人交换苹果你还是只有一个苹果，而与别人交换思想你就会拥有两种思想。”在真实的写作实践面前，所有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书本上的东西永远不能与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相提并论，虽然文学评论家们总是津津乐道，鼓吹种种所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之类的理论。但是如果跟真正的作家讨论写作技巧，他们十有八九会令你失望，因为作家们大多不会承认自己运用了什么文学技巧。有些文学大家（比如巴金先生）甚至说“文学的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虽然此话听起来有些玄妙，甚至好像其本身就有点卖弄语言技巧的嫌疑，但是仔细琢磨，或许还是有一些道理的。而语言事实是一种绝对的存在。
一般说来，作家都是编故事的高手，因为但凡人们津津乐道的大都是主要情节和贯穿于故事情节里的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即便是在许多方面都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佳作，其绝大多数也是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打动读者。但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认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但他同时又主张“故事是文学肌体中最简陋的部分”。文学作品光有故事情节是远远不够的。文学的价值，在于以神奇的故事和优美妥帖的表达，给人们以愉悦和启迪，这就需要高层次的鉴赏者的独到品位。有许多人对文学评论家们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无病呻吟，可有可无。因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杆秤，自然可以衡量出作品的分量。但是我们知道由于每个人的认识水平不同，审美视角不一样，对同一部作品的品评自然也会参差不齐，见仁见智。评论家实际上只是在较高的水准上给人们以指点和启发。任何时代的人们都需要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引导，所以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总会有经典作品问世，而面对伟大的、震动人们心灵的作品，也总会有“好事者”去想办法探究其伟大之处，为人们导读引路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倾注其中，用以求得更多的共鸣。所以，就数量而言，评论文章常常远比经典作品要多得多。比如一部《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有数不清的人在做文章、在研究，但是直至今日许多问题依然没有真正搞清楚。而人们对于未知问题的想象和求解过程本身既是对传统表现手法、审美观的解读与继承，又是对新的写作风格与审美修辞的探究与创造。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世界和自身的探索、研究，而人类对自身的审视归结出的三个定义十分引人注意。一是把人界定为智性动物，二是把人界定为语言动物，三是把人界定为工具动物。但是，这些定义都不具排他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非人动物也会说话，会思维，会使用简单工具。于是有人便合三者为一体，把人定义为“能说话、会思维、能使用工具的动物”。其实，这个定义仍然具有缺漏性，因为一只水獭就可能同时具有这三个属性。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哲学家、人类学家同时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人是修辞的动物！”［美］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因为人不仅有语言，而且极尽语言的一切可能性；人不仅会思维，而且具有思维的无限创造性；人不仅会使用工具，而且注重所用工具的多维延伸性。这三性的共同特征是其高效性，而这恰与修辞同构。因为狭义的修辞是指高效表达，广义的修辞是指高效生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修辞该是人的本质属性。
有哲人说，“世界，尤其是与知识相关的世界是由语言构筑的”［美］罗宾·洛克夫：《语言与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而我们进一步认为，语言世界又是以修辞的方式完成的。正因为如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把修辞与修身修业看得同等重要，甚至把修辞与邦国的兴亡联系起来。直到今天，西方世界仍旧把修辞看作组织、规范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工具。然而遗憾的是，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文化接触日益广泛的今天，在西方修辞学已成“显学”的时候，中国修辞学却越来越萎缩了。（见修辞学家高万云教授《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和出路》一文。）
举世公认中国人聪明，智商高，我想这与中国人善于借鉴、博采众长、具有创造性是密切相关的。从古至今人们通过不断的语言实践，研究总结出许许多多规律性的东西，为人们的创造性及使用和丰富语言提供依据。然而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写作偏偏没有诀窍，若是有，那些大作家一定是首先传给子孙的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祖传的作家却极少见。”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些独特的表达手法，至今已有数十种之多，他们构筑起修辞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无形中指导并影响着人们的创作实践，尽管许多人在极力否认。修辞学是有关表达的学问，不同的民族的人，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述习惯。所以，人们又说“语言的界线是世界的界限”。但是世人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又都一样，因而人们又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人喜欢以事喻人，古代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的凄美爱情故事，被现代人用流行歌曲《两只蝴蝶》演绎成了“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跃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等到秋风尽，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
尽管是老掉牙的爱情神话故事，但由于比拟、夸张等修辞手法在歌词中的运用，还是感动了许多人。而戏谑与调侃意味十足的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的歌词“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则是现代人运用比喻所进行的直白而又大胆的另类爱情表白。
其实西方人也有与中国差不多的表达手法。比如说，英语中有这样的比喻句：
two lovers as a pair of birds, each with one wing only, who can never fly until the one finds the other. （相爱的人就像一对鸟，却只有一对儿翅膀，他们永远不能飞翔，直到一只找到另一只。）
Jealousy roses, their prickles are greater than the buds. Embracing her is embracing pains.（嫉妒的玫瑰，刺长得比花蕾更大，拥抱它等于拥抱痛苦。）
在古老的西方（如古希腊时代），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关于表达手法及其相关规律的研究。修辞学是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那时的修辞学更适合称为修辞术，是指演说的艺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修辞的艺术》中，第一句就描述修辞为辩证法的相对物，即是说辩证方法是找寻真理的要素，修辞方法便用作交流真理。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修辞的零星言论。例如庄子就很重视寓言的效果；惠施十分重视比喻手法的运用。两汉时期的学者也曾激烈讨论《诗经》的基本修辞手法赋、比、兴。古代先哲老子和被奉为万代师表的孔子，他们在自己的言行和论著中无不是将深刻的人生道理蕴含在朴素的、浅显的具体事例类比描绘之中，从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也都受此传统的影响，不约而同地运用修辞来传道、抒情、言志。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对2000多年前的《诗经》首篇《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念念不忘，那多半是因为“起兴”“比喻”等辞格在表述人类普遍情感中的神奇妙用。面对早已经面目全新的时代现象，当代人却从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找寻古人的智慧，也许是因为先人们的思想智慧依然深刻、实用，而他们所创造的表现手法也依旧切合于现代人们的理解力与审美需求。《庄子·秋水》中有一段写道：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楚威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作者通篇只是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愿做曳尾于涂中的神龟，就将自己不愿与统治阶级为伍的高洁品格表达得非常清楚。庄子大量吸收楚地神话创作的精神，在其散文中构筑起一个个诡谲的艺术世界。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人物的问答方式（设问）来表现的。庄子的词汇丰富多彩，语言挥洒自如，时常用对偶、排比、比喻、夸张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艺术色彩，引人入胜。特别是《庄子》一书中《内篇》，有时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妙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散文中，而且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例如内篇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个或六七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的。庄子将哲学、政治等观点渗透到寓言故事之中，文章的观点与寓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其中《逍遥游》、《养生主》、《秋水》等文章中，一个个想象奇异的寓言故事就是一步步说理的独特表现手法，往往是作者讲完了一个寓言故事，便说明了一个道理。这种奇特的手法也许只有像庄子这样极富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才能够想象创造得出来。
《秋水》中还有一段很特别的“隐喻”运用，精彩异常，令人回味不已：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自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音鸳刍），子知之呼？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音吃）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文中所用形象惊世骇俗，出人意表，往往使人产生更为丰富的联想，具有极高的论述价值和象征意义。另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原意是讲养生之道的，庄子通过这个寓言故事非常直观而形象地告诉人们要养生就必须顺应自然，时时处处避开矛盾，尽力寻找空隙，像那把“解牛的刀”一样，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这则寓言实际上还总结了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得来的经验，它告诉人们，事物都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个人按规律办事，就可能得心应手，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不仅深陷各种矛盾的漩涡中无法解脱，不胜其烦，有些人还无端地制造矛盾，生出是非，所以，如何像庖丁解牛那样，为自己的人生找寻到自由的发展空间，如何有效地回避各种危险与冲突，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之，《庄子》中的修辞手法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这些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老子》第二十章：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译文：从态度上讲顺从与呵斥相差有多大？仅仅从人的态度来判定“善与恶”相差又会有多大？人们害怕的东西，我也不可以不害怕。荒谬啊，这其中的道理，远望而惘然不可见啊！人们喜欢熙熙攘攘热闹快活，好像去参加盛大的宴会，又好像去登台春游。唯有我独无所牵挂看淡世俗名利，对外界的热闹非凡没有反应。就像婴儿那样无牵无挂地顺从身体的需要行事，在人生旅途上持续不断地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似乎永远没有归宿。众人自满自得，好像什么都有多余，唯有我好像都匮乏不足。我有愚人一般的心。世人对功名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唯独我糊糊涂涂，众人对身外之物占有欲都那么明明白白，唯独我浑浑噩噩。我对世上各种各样的诱惑丝毫不为所动，沉静的如同深深的大海，无所局限；我随波逐流，好像大风一样，没有归宿。众人都有能力，只有我愚蠢而又鄙陋，世人都竞逐浮华，只有我与众不同，抱守住人生的根本——生养万物的大道。）
这段文字，成功运用了设问、对比、摹状、比喻等等多种修辞手法，将老子不同于世人的独特处事之道和价值观、人生观表露无遗。这种极具修辞特色的表达风格对后世的诗文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实是，人们从前辈古人那里继承思想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审美表现的传统。
我们看到，我国历朝历代都有对修辞手法的继承和创造性使用。除了较为常见的比喻、起兴、借代、夸张、拟人、设问、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不大容易理解的修辞手法。如：互文、呼告、示现、列锦、节缩等。当然，这当中有些修辞手法历经时间和空间的洗礼，现在依旧充满了生命力，而有些手法则早已成为文学历史的遗迹。
现实生活中，修辞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某种修辞手法的创造者。据说著名作家有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穷追不舍，但是女生对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屡次婉言拒绝，而男生依然顽固不化。直至一天，在男生的一再纠缠下，女生实在忍无可忍了，猛地回头，横眉立目道：“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啊？我改还不行吗？”相信这种绝妙“婉曲”的拒绝方式，比直接的拒绝更加具有“杀伤力”。有人在回望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这样总结：“牛仔裤是喇叭的，巧克力是酒心的，音乐不仅是属于耳朵的。”这种简洁而有对称的排比句式的运用，同样十分精准地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乃至人文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