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特有的政治、伦理、审美的主流文化的覆盖下，常常孕育、潜藏了格外丰富的文化内容与人生境遇。所谓新新人类们，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其实比年长他们的人有更多的困惑，不能够理解又无以改变，于是通过言语使用这种特殊方式表达出来。透露出的是一种对诸多传统的反叛心理，即语言背离庄重、文雅、含蓄的所谓美感，尽情宣泄内心深处的粗犷与豪野，以一种戏谑的、调侃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挑战传统的审美观与价值取向，如：海龟派（海外归来的学子）、精英（精神病苍蝇）、情圣（情场剩下的）、可爱（可怜没人爱）、偶像（令人呕吐的对象）、美女（没人要的女人）、气质（孩子气、神经质）、善良（善变而丧尽天良）、教授（狂叫的野兽）等等，均是以嬉皮士似的讽刺、贬斥甚至挖苦的口吻出现，以期揭示也许是某些人的心灵中最本真的想法。有些表义颇显生硬的词语，其字面意义与别解的古怪组合，表现的是时代词语合奏中的不和谐音，而这恰恰彰显出新新人类对文明进程中一些现象的感叹与关注，对激烈社会竞争的不屑与无奈，以及对个别成功者的忌妒与怀疑。所谓“无知者无畏”，今天这个时代，的确“有许多人在为自己的无知而沾沾自喜，这是最为可怕的”。郑荣馨：《语言得体艺术》，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文化意识的淡薄和对词源本意的无知，使他们口无遮拦，赤膊上阵，将别人的优势和成功当作缺陷和短处来把玩，将全体社会成员早已约定俗成的褒义词、贬义词有意篡改、混淆；将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也想象不到的意义作为日常的谈资，这恰恰是新新人类们些许病弱心态的一种暴露，值得我们的许多教育工作者和语言文字工作者反思和注意。无怪乎许多作家和语言文字工作者大声疾呼“要拯救我们的汉语”了。当然，我们应当承认：语言的文化性是十分复杂的。首先，语言的环境因素错综复杂，包罗万象。科技、文化等行业的纵横联系，广泛的交流已渗透到当今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造成文化构成的多元性特点。其次，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修养、道德水平良莠不齐，加上厚重积淀下的汉语言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语言适应文化现象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最后，到底什么样的词语能在时代语汇的大浪淘沙下得以长久留存，只有等待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那些能够忠实于历史和时代，重视心灵和精神的召唤，勇于挑战语言既有的规范和要求，同时又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新词语及其表现形式才会长久留存下来，并传扬开去。
再次就是新生代们不甘寂寞、个性张扬创造时尚的心理。
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会使得一种语言的形式呈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求新求变的普遍心理，会造就一些青年人口头的新词语，而随着这些新词语使用频率的增加，成为时尚与风气。我们知道，社会变更时期，语言变革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是巨大的。这当中，有时的的确确会形成蔚为壮观的奇特社会语用状况，影响着语言的整体面貌。郑荣馨先生曾在他的《语言得体艺术》一书中说：“从文化意义上说，在历经了‘黄’的神圣威严和‘红’的躁动喧嚣之后，汉语词汇开始步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时代’：绿卡、绿十字、绿色食品、绿色包装、绿色希望、绿色电脑、绿色办公、绿色服饰等等，……绿色词义快速升华，大力扩张，在许多场合似无更切当的词语代替，究其原因，主要是环境文化的影响。”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大多20岁左右，年轻有活力，他们不仅对各种新事物充满好奇心，更愿意亲身体验并创造新事物，他们喜欢用一些有特点，有个性，新颖别致的形式来表达最普通最常见的意义。如：用一些简单的数字或字母来表达情感、心绪，886（拜拜了）、520（我爱你）、Q（前卫、时尚）、pmp（拍马屁）、f2f（面对面）、286（指人脑子笨，反应迟钝）、2266（零零落落）等。这些词语利用谐音来“别解”词义，表面看来非常简洁、明了，不落俗套，尤其是在电脑上使用时很方便，可节省音节，提高输入速度，加上醒目、独特、简单，非常符合年轻人不愿人云亦云、喜欢标新立异的心理特点，所以能成为非常流行而且经济时尚的网络新词语。生活中求新求异是人之常情，但将之扩展到语言上，则往往是年青一代的专长。像对时装潮流的态度一样，年青一代对语言潮流和时尚的渴求同样认真而迫切。尤其在网络大潮波涛汹涌、铺天盖地的全新社会环境中，对新思想、新观念格外敏感的年青一代自然而然地会成为网络新词语的发明人和追捧者。所以，像“菜鸟（网络新手）、青蛙（长相难看的男生）、恐龙（长相难看的女生）、闪客（玩动漫的高手）、见光死（网友见面感到失望而分道扬镳）”等等充满了诙谐、俏皮和风趣的新词语在特定环境中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正如著名作家王蒙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由于英语、拉丁文在国内的普遍使用，使得中华母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在当代青年人口头语言中，确实有许多让人费解的表达方式，如：“我真服了you，你真in”，“他今天太high”等等，中英文夹杂，不土不洋，表义唐突，不伦不类，完全破坏了汉语的整体美感，对汉语的规范化和纯洁性造成了不良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如果摒弃汉字原本的规律而不顾，一味追求拉丁字的拼音”，则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汉字的本意。”我们承认，有些新词语的出现和使用的确为现代汉语注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但是应当有个限度，如果纯粹为赶时髦、为标新立异而过分追求那些“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的所谓新词语形式，那么短时间内，许多人也许真将成为王蒙所说的“数典忘祖的新文盲”了。
再者就是一种微妙复杂、含蓄蕴藉的讳饰心理。
语言设置了一条人们看不见的界限。人无法脱离自己的语言世界进入一个非语言的世界，相反，人必须在语言许可的范围内思想和行动。这就是人类对语言的人性和对自己的语言性的反思与困惑。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总是希望能够超越语言，或者有效利用语言表层以下的东西来表述深刻的思想见解。所以，含蓄委婉向来都是汉语追求的一种高境界。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交流信息的过程中，心理上习惯于用最小的努力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但新词语却反其道而用之，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常常有意造成信息的缺损或信息障碍，这会使得信息接受者因无法顺畅地获取信息而格外关注这些缺损的地方，此时，使用者适时的“别解”，就会使表义与接受信息者均得到补偿与发挥，从而突现出这些词语的特殊功用。如：0（结束、失败、考试不及格）、偶（“我”的讳饰说法）、喝茶（犯错后被老师叫去批评）、安全（长相差、不好看）、青苹果（发育较慢，思想过于保守的女孩）、点背（特别倒霉）、没有牙（无耻）、可爱（可怜没人爱）、信号弹（痤疮、粉刺）、软着陆（通过补考后成绩才合格）、半月谈（校园里的闪电式恋爱）、资源匮乏（班级里漂亮女生少）、甲A甲B（同一年级根据成绩所分的快、慢班）、ktv（批评一顿、踢一脚、做出表示胜利的手势）等，如果没有括号部分的别解，“圈外人”是很难领会这些词的真正含义的。然而，也许正是这种对外的隔膜感造成了新新人类群体内部的语言认同感，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隐语色彩的新词体系。由于使用这些新词语，年青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很多场合下大声谈论他们的秘密，而不必担心被“圈外人”（比如长辈等）听懂。而这些表面看似轻松、平凡的词语背后，恰恰暴露了他们某些讳饰心理的真实存在，因为语言在概念体系和意义体系上来说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心灵和世界观问题。面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各种各样挫折、不如意，新新人类们以机智的、调侃的、自我解嘲似的风格来应对，但其中难以掩饰对种种现实问题的困惑不解，所以，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回避和讳饰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用青年学生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词语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增添了校园生活的情趣，是一条学习之外发泄和放松的不错途径。”应当承认，这些活跃在广大青年口头的新词语，大多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又不失幽默和新颖，一方面真实、动态地反映了当今现实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也确实成了那些推崇个性、追求时尚、喜欢标新立异的青年们的最好标签。
当然，语言就其本身而言是日常文化现象中最活跃的因素，经常随着生活的变动而生发，又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消失，但从近代语言的发展历史来，看真正能够积淀下来的民间草根语汇并不很多。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文革”期间我们曾经创造了多少新的语词，可是到了“80后”一代青年人的嘴里，还有谁能听到“斗私批修”、“牛鬼蛇神”、“臭老九”？同样的道理，近20年来社会变化极其迅猛，民间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日新月异，三五年就可能淘汰一大批日常语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语言本来就是多面体的，在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推陈出新，即便是知识精英，不也是不断从国外吸收新的概念术语，学术会议上经常是满口新名词吗？以前我们没有现代媒体工具（网络、短信等）推波助澜，这些语言变化可能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生，除了语言学专家外，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予以关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有了现代传媒工具，信息交流频繁了，大众的声音对文化决策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才会发生今天的如此多的相关话题的讨论。
五、词语活用与相关的几种修辞手法
词类活用的现象，被修辞学家称为“转品”或“转类”，说明词类活用作为修辞手段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词语活用还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修辞手法相关联，如词语的借用与借喻、别用与别解、仿用与仿拟、缩用与节缩及词语的拆用等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