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被称为边缘学科，因为它从被确立之日起就与美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密切相关。早在中国修辞学的开创时期——先秦两汉，孔子还将话语的环境、说话者的态度、话语对象，说话者所用的语言（包括方言）等都划归到修辞的范围之内。
任何一门学问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认定，修辞学也一样。修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迄今为止，定义达几十种之多。虽认识水平不同，研究角度各异，但汇集起来，却能客观而清晰地反映出汉语修辞研究的实际，为深入全面地揭示修辞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简言之，修辞是一种积极的言语表达行为。它包含了在表达主体上、语言符号上、方法上、效果上、语境上的多种基本特征。其中，表达主体，即人的因素是最活跃、最主动的。修辞是人对语言的积极运用，人为什么要运用语言，怎样运用语言，应该怎样运用语言等均是修辞研究的主要课题。
修辞不是所有的语言表达活动，而只是语言表达活动中带有某种目的动机的积极行为。那些无意识的自言自语，情不自禁的冲动之辞，甚至梦呓，尽管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妙词佳句，或能有歪打正着的效果，但这些词句的运用并不是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不是修辞活动。
修辞也不等于“成功的语言表达活动”，不能“以成功论修辞”，“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点过于狭窄。判断一种语言表达活动是不是修辞，要看行为主体是否有想把话说好的动机目的，以及是否为表达的精彩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陈望道先生将“题旨”看作修辞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修辞的性质不在于语言表达的过程长短，也不在于效果如何，而在于主体的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复旦大学的宗廷虎教授认为：“失败的修辞现象也是一种修辞。”因为修辞既要研究语言表达为什么成功，同时“修辞也要研究为什么失败，怎样才能不失败”。
一些基于作家个人生命的体验和感受的先锋派诗歌和意识流作品，评论界历来是说法不一的。后现代作家们鼓吹“生活与艺术的模糊，高雅与通俗的模糊”，生活中有人更是将其极端化，将公与私的界限模糊，美与丑的界限模糊，甚至将男和女的界限也模糊了，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当今电视上轰轰烈烈的所谓“超级女生”造星运动，也许这也恰恰是当代娱乐业借另类的、新奇的方式用以娱乐大众的一种方式，也就是积极修辞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诗作中，“幻觉”似乎成为现实的唯一真实。我们来看当代诗人宋琳的诗作《人群》：
我不能看那张脸/那些扶着灰尘的吸盘/鼻子贴在明亮的空气里/失去了愤怒/在形体古怪的树下站着/
这首诗被称为城市朦胧诗的代表作，它描绘了城市群生在“我”的视觉中的变形。评论家杨小滨称诗人宋琳在诗中扮演的是“在城市中精神分裂的角色”。的确，人的意识有时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潜意识里一切更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所以将这本来游弋的甚至是虚无缥缈的一切，用近乎颓废的含混呓语似的语句记录下来，有时的确会扩大语言表意的模糊性，造成不同读者理解上的巨大分歧。如李亚伟的《硬汉们》这样写道：
我们骄傲地辍学/把爸爸妈妈朝该死的课本砸去/和贫穷约会，把手表徘徊进当铺/让大街莫名其妙地看我
俏皮的语言充满的是反叛的力量和游戏人生的无奈与愤怒。但是从诗歌语言的表现来看，笔者认为它是精炼机智有余而美丽自然不足。相比之下从修辞效果方面讲，可能刘半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更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叫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残霞，/叫我如何不想她？
情感是真实动人的，语言是平易且充满美感的，诗中所有的景致都是人们平常所见，但是在反复的问询与铺陈下，给人的感受却非同一般，难怪谱成曲子后会很快红遍整个中国。
人的情感是最复杂的，它的威力最难以估量，其纷繁之表象也最难以言传，但是语言大师却有能力用片言只语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这一切。我们来看普希金的那首《我曾经爱过你》是如何运用温婉细腻的语言来打动人心的：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他不会再去打扰你，我也不想再让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的，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诗歌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是人类语言的精华所在。没有诗就没有真正的生活。虽然在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过程中，诗歌常常会丢失许多原有的色彩，有人甚至说：“诗是翻译之后丢失的东西。”但是人类毕竟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因而对复杂的人类情感的精准诠释，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憾。王小波先生在《我的师承》一文中这样写道：“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所以，一些文学大家（比如傅雷先生），是通过“翻译”来进行文学再创作的。他们的修辞行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当然，修辞与许多因素有关，那么与汉语修辞关系最密切的主体性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汉语修辞的主体与修辞的关系
（一）修辞的主体在语言实践中把握主题与写作目的控制的作用
人的许多实践活动都是有其明确的目的性的。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活动有无目的性。语言活动作为人的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天开始，就同样打上了鲜明的目的性标志。人类创造语言，最初就是为了交流思想这一目的；而人类后来不断地丰富语言、完善语言，也是为了完善交际过程，更好地完成交际。人总是带着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动机来参加实践活动。具有动机的指向性，运用方式、手段、步骤的计划性，对活动后结果的预见性。所以，马克思曾将人类建筑师与蜜蜂作比：“蜜蜂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我们看到，许多卓有成绩的艺术家们都宣称：“在艺术中，作为个体的人及其欢乐与痛苦，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目的性也正是修辞区别于其他语言活动的主要特点。
修辞的主体能动性常常表现在人在艺术形式中的行为自指。人是高等动物，万物之灵，作为生物链的最顶端，人的一切行动都带有目的性。从原始人最初与自然抗争、积极努力生存的阶段，一直到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创造性的言语活动）都打上了浓重的目的性色彩的烙印。
语言作为人类最有用的工具，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人类通过它表现自己同时了解别人。语言是人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无以替代的桥梁。语言的特质决定了它必然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人们总是在感叹社会文明的演进、生活内容的巨变。而当我们沉醉于文化的灿烂、文学的精彩，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语言成就并记录了这一切。对语言运用的时空探究，让我们有可能多视角审视文学，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人类自身。
因此，语言修辞的表达重点就在于人的“情”和“意”。它是人的情意的显现，是人的精神的发挥。修辞作为一种积极的语言活动，是人作用于世界的一种社会实践，所以，必然有语言对世界的指称与描写。但修辞的本质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对人的感觉、情义、思想的表达。如岑参《初四再赴江南别诗》中所写：“山驿秋云冷，江帆暮雨低。”表面看是对自然现象的精准描摹，表现了人观景物之细致，其实它不仅表现了人物的视觉，更展示了作者内心的奇特感受，所以人常用此特点来评价修辞。在研究修辞现象时，修辞学者们特别注重以“辞”见“人”，以“意”逆“志”。就修辞表达来讲，“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可有可无。”的主张则充分表现了对汉语修辞的主体性质的深切领悟。
的确，我们看到多数时候，作家们是借助事物或现象的特点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主观评价，喻体被放大、被突出的过程本身，实际上就是作家主体意识被强调的过程。肖复兴的《都市女人》有一段这样写道：
都市的女人，永远追求着新时尚，占据着东风第一枝。她们的裙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她们的裤子一会儿变肥，一会儿变瘦；她们的风衣一会儿变成铁锈红，一会儿变成紫罗兰，……她们大多是从电视，从广告，从橱窗，从旁人那里学到的。她们极易患这种比流行感冒还快的传染病。她们身上穿的其实永远都是“拷贝”。
这里写都市女人在服装上挖空心思地变来变去，其实是要表达作者的观点评价，即“她们本质上并不善于创新，而只会一味地模仿，虽模仿得惟妙惟肖，却毫无独创意识”。“拷贝”一词的使用，则突现了作者心中想到但并未说出口的“俗气”之意。由此看来，在语言实践中，修辞的主体把握主题与写作目的控制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修辞的主体能动性大多表现为作品中情与景的有机融合
人类对自然从来都充满着敬畏之情，尽管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但是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人类有时还是显得很无奈甚至很渺小。只是人类似乎不愿意就此忽视自身的力量，于是在一定条件下时地表现出对客观的能动作用。在上个世纪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下，中国人甚至曾豪迈的宣称“人定胜天”。今天看来，这样的宣言虽然显得有些浮夸、幼稚，但其中所透露出的却是一种人类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强烈征服欲。人与动物与自然应当是互相协调、共生的，但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动物分类，制造所谓害虫、益鸟等说法，却也充分体现了人对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作用。
也许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修辞的传统从不注重用语言对世界的客观冷静的描摹，而是立足于修辞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质，立足于心灵与自然的同构、同形，将描摹自然与表现自我统一起来。无论是陶渊明的田园风光，王昌龄的边塞景物，还是鲁迅的人物形象以及沈从文的风土人情，无不如此。
杜甫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窗一门让人体会到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而这也正是主体能动性在修辞中的具体表现。修辞常常对语言符号作超常作用，对客观世界作“歪曲”表现，不少人由此仅把修辞理解成一种技术层面上的事情。其实，这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修辞的每一次这种作用，就是对世界的一种个别看法，诗句所透露出的人情与自然之水乳交融本身就是一次意义创造，而这正是修辞的实质所在。李白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以及李商隐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看似无逻辑，不可能，但是由于人的主观情感的参与，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
修辞是对语言的使用，而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结构性，有语素组合成词，词与词组成短语，词和短语再组合成句子，都是语言的所谓“结构”，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个体关系的联结。
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结构构成了语言最重要的基本性质。对结构的描写、分析与研究成了语言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但是，在语言运用中，语言结构不断地被拆解，特别是在修辞运用中，这种“解构”往往是有意的，所以对“解构”的规律、意义的研究也就成了修辞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致力于寻求最佳效应的诗歌语言表现形式，对促进民族语言运用的多样化、现代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九叶诗派”为了尽力发挥语言的形式功能，对破句断行这种解构性运用进行了大胆尝试，如杭约翰《题照相集》：
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
春。生命的步履从这里
再现，领你去会见自己
这种“超越性解构”不是纯技术的硬性撕裂，而是冲破现有句法、词法、章法等固定结构以创造全新意义的解构。
“青春”分行，意在强调青春充满活力，而且又增加了视觉色彩（青）、时间意象（春）等意义。“再现”的断行，也有突出的视觉，产生与“会见”连绵紧密的效果。这种词语的解构是其表现空间的拓展，又是一种内在情感意义的超然释放。
所以真正浪漫的生活是将现实与美梦相连，消解现实残酷与无聊的有效办法是与美丽的诗歌为伴。据说有人出游随身带着枕头和诗集，因为枕头是做梦的工具，而诗集是梦的内容和结果。
二、语言的结构性与修辞解构性的关系
（一）词语意义的固定与不定
语言中无论是一个语词，还是一个句子，都是声音和意义的结构体。这种结构体其能指、所指的对应关系是确定的，内涵是清晰的，外延是封闭的，但在修辞活动中，这一切都可能被语言主体有意打破。如汪曾祺的《落魄》：
我这么失魂落魄地坐着，要惹人奇怪的。已经有人在注意我。他一面咀嚼着白斩鸡，一面咀嚼着我。他已经放肆地从我身上构拟起故事来。
“拈连”的修辞手法，将“咀嚼”与我搭配，解构了原来的词语搭配，这是对其原义的一种创造性延伸使用，其实当然是“反复揣摩，仔细打量”之意。而他的“构拟起故事来”肯定也是超越了实体的精神分析和想入非非之意。又比如：
大自然的万物才是最有个性的，而机械和电子产品却是千篇一律的。社会愈是向物化发展，人就愈需要倾听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个性的声音以抚慰灵魂，使人不致迷失本性……
孤独的是人是因为他看到了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而孤独而痛苦，但这些孤独与痛苦不会是永恒的，它始终有被人们理解的一天。于是孤独便会不复存在，这便是文化与思想大团圆的一天。
——贾平凹《论孤独》
“灵魂”何以去“抚慰”，“文化与思想”又如何“大团圆”，这显然是词语间跨越式搭配，但并未让信息接受者陷入一种惶惑的境地，人们凭借对生活的经验和感受会很好地理解其内在的意义。当然，这其中总有语言表达的沿袭性与变异性在发挥作用。语言是发展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以古律今”，因为语言是有变异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语言的沿袭性，毕竟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沿袭下来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会很好地使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