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敦煌学导论
4951000000001

第1章 绪论(1)

敦煌学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敦煌学?简而言之,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文明的学问。

《易经·乾卦·文言》有“文明天下”之语,孔颖达《疏》泛释云:“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1宋·冯椅进一步指出:“文谓物之鲜荣,明谓化之光显。”2 则“文明”乃指物质及精神两大范畴之呈象。西方自十八世纪以来,隨着史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文明”一词泛指某一区域的开化、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外在成果(如衣、食、住、行、建置、政令、法律、语言、交际、文学、艺术等)和内在成果(如情操、习尚、观念、意识、欲望、禁忌等)。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地区“物质及精神两大范畴之呈象”,也就是研究敦煌地区“开化、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外在成果(如衣、食、住、行、建置、政令、法律、语言、交际、文学、艺术等)和内在成果(如情操、习尚、观念、意识、欲望、禁忌等)”的学问。它不是像历史学、数学、文学、医学……那样的单体学科,而是类似于东方学、汉学、藏学、蒙古学、印度学、埃及学那样的地域性学科。

敦煌学因地名学,它的构成材料基本上生自本地,却也兼有来自于四面八方者;材料的属性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却也有自然科学的内容。材料的不同属性,决定了它学科属性的特殊性,既有社会科学之属(如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也有人文科学之属(如敦煌民俗及宗教信仰研究),还有自然科学之属(如敦煌医学及敦煌历法研究),造成它出入交叉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敦煌学材料以敦煌古代材料(如敦煌壁画、敦煌遗书、敦煌汉简)为主,但也有近代及当代材料(如敦煌文物流散研究,敦煌学人物机构研究,敦煌学论著评论),敦煌学材料之跨及古今,使它既有对古代事物的描摹与复原,又有对现时状况的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曾经有人说它是“综合性学科”,那是由于它兼包诸多学科;又有人说它是“边缘性学科”,那是由于它同诸多学科发生联系,可以通向诸多学科;还有人把它划入历史学范畴3,那是由于它有对历史事物的复原。上述说法都部分地反映了它的某些特点,却忽略了它的根本特点,所以都不甚贴切。

清朝末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来到敦煌,被这里古代遗留的精美绝伦的石窟艺术品(包括彩塑、壁画及石窟建筑)和地下出土的数万卷古代遗书深深吸引,并且骗取了大批敦煌文化瑰宝。我国学者如叶昌炽、蒋伯斧、王仁俊、罗振玉等人很快作出反映,一方面向国人介绍敦煌文化瑰宝,同时搜罗刊布敦煌资料。日本学者亦迅速加以报导,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陆续撰文、演讲,介绍、研究,在西方引起反响,接着,英、法、俄、美等国的汉学家,也有不少人进行研究,研究之风于是兴起。在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逐渐形成,并且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性显学。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说:“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 近八十年来,我国及其他国家学者陆续加入敦煌学的研究行列,“预流”者亦愈来愈多。由于敦煌学不仅关系着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诸多方面,而且关系着南亚(如印度)、东南亚(如缅甸、泰国)、西亚(如叙利亚、土尔其、伊朗)、中亚(如乌孜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及哈萨克)乃至东亚(如日、韩)诸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广泛的学术意义,它之所以蔚为学术大国,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敦煌地理概况

敦煌学是从敦煌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门学问,机体内流动着敦煌的血液,呼吸中散发出敦煌的芳香,让人感到它“姓敦”、属“敦”。敦煌学之所以成为敦煌学,正是由于它具有这样一种特质。所以在我们展开讨论敦煌学之前,先要介绍一下生长出敦煌学的这块土壤,即敦煌的地理概况。

敦煌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汉武帝时建立敦煌郡,下辖敦煌、渊泉、冥安、广至、龙勒、效谷六县(插图1 两汉敦煌郡六县位置)。东接酒泉郡,北与匈奴为邻,西接伊吾(今哈密)、楼兰(今新疆若羌县),南与羌人为邻。郡境相当于现在的瓜州县,敦煌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在海上交通兴起之前,这里是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其首府敦煌成为中西往来的桥头堡。

远古时候,这里居住著称为氏、羌的兄弟民族。近年来在玉门市火烧沟、安西县布隆吉和敦煌市南湖乡附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为数可观的石刀、石斧、石磨、红陶、黑陶、夹砂陶器器皿及残片。考古学家推测大约距今三千年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先民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远古文明。

秦汉之际,这里居住过乌孙、月支、匈奴等兄弟民族。汉武帝为打通中西通道,消除河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对中西交通的阻挠打劫,乃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命大将军卫青、冠军将军霍去病分道统军征匈。经过数年的搏斗,终于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占领河西地区,以其地置酒泉郡,于郡境西部置敦煌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西南部地区置敦煌郡,此为敦煌地区独立建郡之始(插图2 西汉敦煌郡形势图)。

在此之前十五年,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从西域返回,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言乌孙本与大月支共在敦煌间”(《汉书·西域传》),表明“敦煌”本是固有之名,当系西北某少数民族词语,含义未详。后来在这里置县置郡,即袭用旧名叫做敦煌县、敦煌郡。东汉应劭曾解释“敦煌”之名的含义是“敦,大也;煌,盛也。”但西汉设郡之前,这里并不怎么“大”、“盛”。敦煌的“大”、“盛”是在打通中西通道设郡治理并成为中国西陲重镇之后才逐渐“大”“盛”起来的。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据有黄河以西至于罗布泊的广大区域,派军屯驻,设官治理。敦煌一带始有都尉、候官,亭障。敦煌汉简反映,敦煌县属酒泉郡时,县境始有玉门都尉。1944年夏鼎先生在敦煌小方盘城北所获汉简云“酒泉玉门都尉侯畸,兼行丞事”。表明玉门都尉在敦煌建郡前属酒泉郡。以后的汉简,方记有“敦煌玉门都尉”(见《敦煌汉简释文》1741A号简)。由“酒泉玉门都尉”改称“敦煌玉门都尉”,表明原属酒泉郡的玉门都尉,已改属敦煌郡,意味着此时敦煌郡已经建立。

敦煌建郡后,敦煌郡境有中部、宜禾、玉门、阳关四部都尉,四部都尉以下,有广汉、美稷、昆仑、渔泽、宜禾、破胡、吞胡、万岁、平望、玉门、大煎都等十多个侯官,以及显明、广新、当谷、临要、仓储、仓亭、富昌、广武、步昌、凌胡、厌胡、广昌、扬武、临介、万年、朱雀、博望、青堆等八十多座烽燧。敦煌设郡之前,已陆续从内地发来罪犯屯垦。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在敦煌西南渥洼水旁捉住“天马”进献汉武帝的暴利长就是从中原地区南阳新野县发配来的一名罪犯。敦煌建郡后,继续移民。如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发天下“七科滴”至敦煌;征和二年(公元前90年)徙叛吏于敦煌等。这些移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无)道”等等原因被强制迁移到敦煌定居,也将内地先进的农牧业、手工业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带到了敦煌,促进了敦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上敦煌处在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交往的咽喉之地,所以很快地发展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地形 我们这里所说的“敦煌”,是指两汉魏晋的敦煌郡及唐宋瓜沙二州广大地域。这一地域,地处中国河西走廊西端;东接酒泉郡,西邻罗布泊,北与匈奴、南与羌戎接境。这一区域,南北皆山区(南境诸山属祁连山脉及阿尔金山脉;北境诸山属马鬃山山脉――祁连山北支),中部低洼。发源于疏勒南山的疏勒河(汉代名籍端水,唐代名独利河),由南向北,流到今瓜州县河东乡乃折向西流,贯穿郡境中部;发源于党河南山的党河(汉代名氐置水,唐代名甘泉水),过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又西北流,绕鸣沙山西麓折而向东,沿鸣沙山北麓东流,至敦煌古城东南折而向北,60余里汇入东来的疏勒河。总的地势,东南高(平均海拔3200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南境疏勒南山的宰吾结勒峰海拔5808米,为甘肃省最高山峰),西北低(平均海拨820米,罗布泊海拔792米);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故这一地区河流总势流向西北,疏勒河是西流大河的典型代表。地势之倾斜,不利于水土的涵养保持,但地势倾斜造成的水流落差,却有利于自流灌溉,免除了提水灌溉之劳。

总览郡境,除了“四时含雪霜”的山区之外,多半是“万古不毛发”的碎石戈壁,只是河流经过的地段,沿河出现一块块带状绿洲,“高柯笼宿雾,密叶隐朝霞”,给辽阔的大漠带来勃勃生机。

干旱 这一区域地理环境最突出的特点是干旱少雨。据1938到1980年四十年间当地水文观测资料统计,敦煌年平均降水量(雨、雪)只有39.9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486毫米,是降雨量的62倍。一年之内,各个月份的降雨量和蒸发量分配极不均匀。六、七两月降雨量最多,历年平均为20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多;蒸发量最大的月份为五至八月,这四个月的蒸发量历年平均为1385.7毫米,其中又以五、六两月蒸发最烈,据观测资料的记录,五、六两月日蒸发量最高时达360毫米,相当于年均降水量的11倍,意味着十一年的降水,这一天就蒸发完了,所以敦煌被到为极干旱区。降雨量如此之少,而蒸发量又如此之大,还有人畜食用和农业灌溉需要用水,这就形成了水量供需的极大矛盾。所有生物所需之水,无法指望天然降水,好在敦煌有储量丰富的南山积雪融化成水,渗入地下,出露为泉,汇流成河,即疏勒河(古籍端水),党河(古氏置水)、榆林河径流、支流及潜流出露的泉流供给用水。古代敦煌郡境各片绿洲,全赖党河、疏勒河、输林河及阳关等处泉流的滋奍;近数十年来始有地下水的人工开采略作补充。这样,才造就了一片涵养生命的绿洲。人们把高山积雪称为“固体水库”,可谓十分形象,十分贴切。

这一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着敦煌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引水灌溉。所以,从古到今敦煌地区水利事业十分发达。绿洲之内,引水沟渠密如蛛网。敦煌西南马圈口水利枢纽工程及宜秋、都乡两大干渠,是敦煌最先建成的水利设施。此后,历代继续建造,形成完整的渠系网络。据敦煌遗书颇多挂漏的资料统计,唐宋时期,仅敦煌一县就有干、支、斗、农各级水渠100多条,渠道总长不下500华里(插图3 唐宋时期敦煌县渠系及诸乡位置示意图)。东部冥安县汉唐渠网遗址,至今宛然在目,十分壮观。(插图4 汉冥安城南、唐瓜州城东南汉唐渠系网络(卫星照片释读)

此外,渠道的开掘、整修,灌水制度的制定、实施与管理,浇水纠纷的裁处等项事务,也就成了当地社会大事。州郡有置平水尉(唐宋以来为都渠泊使),县置平水,乡有斗门长及渠头,民间则有渠人社。敦煌遗书中反映有关河渠事务方面的情况颇多。与此相应,水利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敦煌历史、地理、社会、民政、民生、民俗以及城镇、村庄的形成、布点,绿洲之内道路交通的变动,生态之变迁等各项研究的基础性课题之一。

干旱少雨固然不利,但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例如莫高窟、榆林窟某些洞窟的壁画至今虽历千年而色彩如新,就颇得益于气候之干燥少湿,若在多雨湿润的江南,早就褪色、霉变、脱落无存了。又如敦煌汉简埋藏于地下、敦煌文书封闭于石室,或近千载或逾千载,仍能墨色不褪、甚至保持原样,无不是干燥气候立下的功劳。

戈壁大 敦煌地理环境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境域辽阔而戈壁广大。汉代敦煌郡,东起疏勒河,西至罗布泊,南抵党金山,北括马鬃山,东西400多公里,南北300多公里,面积不下123,000平方公里,比如今整个福建省还要大。但绝大部分为戈壁及沙漠,戈壁及沙漠约占总面的80﹪,山地约占17﹪,绿洲仅占总面积的3﹪。面积有限的绿洲,又被戈壁分割包围,形成一片片狭小的绿洲。耕田、水渠、村落、城镇,都散布在绿洲之内,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空间,也基本上局限在狭小的绿洲之内。敦煌出土的数十件唐代均田文书,所载耕地都在敦煌城或寿昌城近郊,最远不过距城四十里,就是绿洲狭小局限的真实反映。未到过敦煌的人,但知敦煌境域辽阔,面积广大,而对敦煌均田文书所载农田距城无逾四十里者颇有可疑,以为此类文书本当载有远处农田,只因文书多有残失,致使远处农田失载而已。这种看法,就是由于不了解敦煌地区绿洲面积本来狭小且被戈壁分割包围之故。

古代敦煌人口最多的时期为唐开元年代,沙州(不包括瓜州)有6466户,25864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1人。人们活动空间非常之大,但适宜人们居住的空间――绿洲地带――相对有限。绿洲地带内,还有大片的沼泽及盐碱荒滩,耕地面积有限。古代敦煌以农为主,耕地面积是制约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历史上敦煌郡一直不能成为人口大郡。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从敦煌过境西出的士兵、人夫不下十万,牛马驼驴亦不下十万,敦煌不足以供应其粮料,故可推知李广利西征大军所需粮料,必多由东部诸郡运来。

现今的敦煌市,仅相当于西汉敦煌郡的西北部、唐沙州之北部,总面积31.200平方公里,大部分为戈壁、沙漠及山峦。绿洲地带只有1,397平方公里,占4.48%;而绿洲地带内,耕地已达253,010亩,常住人口187,578人。面积相当于汉敦煌郡的五分之一、唐瓜沙二州,的三分之一,而人口则相当于开元人口的7.4倍(每年流动人口约30万人尚未包括在内)。依据当地水资源计算,如今的敦煌市耕地开发已属过量,人口增殖亦达极限。

温差大 敦煌地理环境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温差变化悬殊很大。夏季,戈壁地温可高达摄氏68.4度;冬季半夜过后,戈壁温度可降至摄氏零下28.5度,昼夜温差高达97度,高寒山顶更降到零下40度以下,可谓寒暑两烈。除了冬夏温差强烈之外,在下列情况下,都可以感受温差之显著不同,例如:

昼与夜

阴与晴

室内与室外

隐蔽处与向阳处

绿洲区与戈壁滩

平原与山地

山脊与山沟

向风面与背风面,等等……

都有明显的温差对比。

造成温差悬殊的原因,主要受日距远近及日照强弱的影响,上述地理环境特点,对敦煌地区人们的活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人们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不能不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回避、改善或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举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