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降雨少，人们只得居住和耕种在河流一线，戈壁虽大，因无水灌溉，不能耕种，因而无人居住。如此，便形成了一片片被戈壁分割包围的居住、耕作绿洲。绿洲之内，才有村庄、城镇及耕地，才有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活动。沙漠及戈壁内由于无水，不可能建置村庄城镇。如今，在沙漠中或戈壁上偶尔发现有古代居住遗址或城镇遗址，其实这类遗址所在地，古代必有水泉或为河渠所经，后来水源枯竭或河渠改道，居民被迫他迁，原来的居住遗址只好弃置荒废。水是敦煌的命脉，也是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命脉。水资源对敦煌发展繁荣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于此可以想见。
由于境域辽阔，而多旱滩，古代人们在远距离道路之选线方略上，就不能按照两点之间取直线的办法，而是首先考虑一日之程中有无水草以供人畜食饮补给。若行走一日，没有水草补给，则宁可屈曲绕道以就水泉。故敦煌地区古代道路的取线及驿站的设置，皆选取有水泉处。若水泉枯竭，则道路驿站势必隨之变迁。水泉所在，对于古代交通地理具有“卡脖子”意义。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关隘的选置，亦不在于地势之险要，而在于水泉之有无。敦煌境内著名的玉门关和阳关，俱都置在平川，既无崇山峻岭之险可凭，又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隘可据，但由于两关所在，拥有充足的水源，为方圆数百里内人马饮水唯一补给之所，故为军队、商队之所必经，于是就有了设关的良好条件。行路者若不经由此关出入，则数百里内得不到饮水补给，势必面临脱水死亡的威胁，迫使人们不能不选择经由此关出入。这是敦煌地理条件给古代交通地理和军事地理带来影响的最典型的事例。
由于冬夏温差巨大，开冻晚，霜冻早，故耕作、收获季节集中在农历二至八月。农历二至八月是敦煌农牧业的旺季，也是商贸业及手工业的旺季，因而成为敦煌一年一度的黄金时段。这一季节周期，决定着农作物一年一熟，又给畜牧业、带来淡季和旺季的间歇交替。这无疑会给敦煌农业、畜牧业、商贸业及手工业造成不利，制约着上述诸业的发展。而农业季节的周期性，又影响着农事劳作及某些有关社会活动的运转周期。敦煌地区的渠河口作、雇用农工、借贷活动及还贷期限、周期利率等，都同农业季节有直接关系。例如敦煌出土的古代各种契约文书，雇工契多于春季正月二月立契，雇用工期多为正月至九月；借贷契多限以秋粮收获的“秋八月”还贷，借贷期限及利率周期不以周年为限却以八个月为断，如此之类，只有从当地耕种、收获季节周期性着眼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温差大固然给人们带来很多不利，但也并非百害无一利。例如夏季白天日照强、温度高，夜则温度大降，却有利于瓜果生长及糖份的聚合。所以敦煌糖多味甜，驰名远近。西汉时即以“地广美瓜”而闻名；《西京杂记》载有“玉门枣”、“瀚海梨”，传美于世。今则蟠桃、紫嫣桃、皪光杏、阳关葡萄都颇有名。
严冬酷暑及风沙弥漫，不利于行旅交通。故戈壁路上因迷路干渴、寒热致毙者往往有之。褚遂良说，自敦煌西行，“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去来，迂之多死”（《旧唐书·褚遂良传》）。《北史》、《魏书》、《周书》皆记敦煌西出道路“四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惟以六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能行，兼有魑魅。”所谓“道路不可准记”，主要是由于风沙时起，路迹屡被覆盖，无路可寻，致使迷茫不知何往；所谓“兼有魑魅”，主要是指以下两种现象：
1.中暑或冻僵或风沙突袭带来的恐怖，以及无尽荒漠中孤独一人不由胆怯心寒，疑神疑鬼。唐仪凤四年（公元679年），裴行俭送波斯王子返国，途经莫贺延碛，忽风沙骤起，天昏地暗，导者迷路，不得泉饮，众皆困顿，惊慌一片。行俭亦亦以为鬼神使然，乃“至诚?祷”。恰巧须臾风停天光，“香泉丰草”竟在近旁。后人莫知其处，以为“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5。
2.各种戈壁幻景引发的迷惑及恐怖。唐贞观初，玄奘法师从瓜州往伊州（今新疆哈密市），途中就曾多次遇逢戈壁幻影，以为是鬼怪作祟，不由心生恐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
“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滿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法师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乃知妖鬼。”
又云：
“是时，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6
其实，此类幻像是戈壁地带常有的自然景观，并非魑魅魍魉作怪。
多变的气候、辽阔的戈壁，的确有不少莫测之秘，古人难解，视为畏途。于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及“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成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口头禅。但是，由于此类戈壁幻影以及古人关于“魑魅魍魉”的传说给戈壁荒漠戴上了神秘的面纱，却又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探险冲动，给敦煌带来了一笔意外的旅游资源。近年渐渐兴起的罗布泊探险，白龙堆探险，重走玄奘之路，大漠风光体验之旅等等项活动，便是这笔资源的价值之展现。不利的事物中也蕴藏着某些有利的因素，重要的在于人们慧眼识荆。
区位 敦煌郡所处区位有两大特点：一是北邻匈奴，西邻楼兰（鄯善），南邻羌戎，刘昭所谓“华戎所（支）〔交〕一都会也”（《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这一特点表明，敦煌北、西、南三面与少数民族为邻（敦煌境内亦杂居有多种少数民族），一方面与周边诸少数民族多有交往；另一方面又与周边诸少数民族多有磨擦。经济、文化既互有交流，政治、军事又时起争端。在交往与争执中进行磨合，后来，渐能求同存异，友好相处。敦煌汉简及敦煌遗书中对此多有反映。五代时，曹氏归义军与于阗政权、西州回鹘政权、甘州回鹘政权以及萨毗政权皆频有使节往还，又与于阗及甘州回鹘联姻结亲。敦煌遗书中还保存有一大批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突厥文及粟特文、佉卢文写本文书，便是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实物留存。
二是敦煌郡地当西域三道（西域中道、西域南道、西域北道）交汇之处，裴矩所谓“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一特点表明，敦煌已成中西交通的枢纽站，把敦煌推到了中西交通前沿口岸的地位，既促进了敦煌商业贸易的繁荣，也带来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好局面。这是内地其他州郡难与比拟的。在海上交通尚未兴起之前，丝绸之路则是中西交通的大动脉，而作为丝路口岸的敦煌，其繁荣程度虽不可与今日之上海、香港相比，而繁荣势头却可以想像其仿佛。这一区位优势，也是内地诸郡难以具备的。
敦煌郡县的建立与敦煌文化的形成
敦煌是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河西走廊西端建立的一个郡7。两汉时期敦煌郡下辖六县（见《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即敦煌县、冥安县（今瓜州县锁阳城东北）、渊泉县（今瓜州县河东乡柳沟古城。今本《后汉书·郡国志》讹作“拼泉”，盖“渊”字作，见《龙龛手镜》卷二手部，形近致误），广至县（今瓜州县西俗名“巴州城”者是。清末陶葆亷将汉广至城比定在今瓜州县截山南侧的踏实破城子，其后，学者皆从之。并误。说详李正宇《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8）、效谷县（今敦煌市东北郭家堡乡顾家湾大渠尾东侧古城遗址）、龙勒县（今敦煌市南湖乡破城子）；唐五代时期，汉代的敦煌郡被划分为瓜、沙二州，各领二县，沙州二县为敦煌、寿昌（即汉之龙勒县）；瓜州二县为晋昌（今瓜州县锁阳城西北之马圈城）、常乐（今瓜州县六工破城子）。宋代沙州又增设一紫亭县（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之党城）（插图5 唐宋瓜沙二州诸县位置）。
在敦煌郡建立之前，敦煌县已经建立，属酒泉郡管辖。东汉史学家李斐说：屯田刑徒暴利长“屯田敦煌界”，于元鼎四年（公之前113年）秋在渥洼水旁捉住一匹“天马”。但敦煌郡建于元鼎六年，那么，元鼎四年所谓的“敦煌界”，只能是指敦煌县界，表明渥洼水属敦煌县地。此时，还没有建立龙勒县，如果龙勒县已经建立，李斐当然要说暴利长“屯田龙勒界”了。大约在元鼎四年秋渥洼水出“天马”并进献给汉武帝不久，朝廷为了旌表其地，才将渥洼水一带升格为县，取了个同捉住“天马”一事相应的县名叫“龙勒县”。“龙”即骏马的美称9；“勒”即马笼头10。县名“龙勒”，义谓“收伏天马之地”。笔者推测龙勒建县当在元鼎四年到六年之间（详见李正宇《渥洼水天马史事综理》《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这就是说，敦煌建郡之前，这一地区至少已有敦煌、龙勒二县。敦煌郡东部之冥安、渊泉、广至三县，既在敦煌以东，其建县似当早于敦煌县，即使敦煌建县时冥安、渊泉、广至三县不一定都已建立，但不至于一个县也没有建立吧。笔者推测敦煌建郡之前，这一地区至少已建有三县。这就是说，敦煌地区，至少有三个县（敦煌县是其中之一）是诞生在敦煌建郡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