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敦煌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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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敦煌遗书(6)

这些古代乐舞谱为我们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舞蹈语言、节奏旋律、指法符号、音节符号和记谱符号,是一笔珍贵的遗产。这批谱本的抄写年代最迟不晚於五代,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谱本。除了这些谱本之外,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的曲辞之作,这些曲辞之作原是可以合乐起舞的,是乐谱抄本的姐妹篇。敦煌遗书还有敦煌当地乐舞机构、乐舞活动、乐舞道具、乐人身份地位的资料;敦煌遗书某些类书残卷中也有一些有关乐器、唱奏、舞容、声词的条目。上述种种,为敦煌乐舞研究提供了实物及背景资料,对了解公集私燕之乐舞助兴及其穿插安排的情况都非常重要。

9、科技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科技资料,涉及天文历法、算学、医学、保健、呼吸导引、药学、营造、酿造、冶炼、锻造、印刷、农业、水利、计量、体育、竞技等许多学科。

天文学文献有《星占书》(P.2499、P.2610、P.2630、P.2811、P.2943、P.2964、P.2952、P.2978、P.3028、P.3064、P.3081、P.3175、P.3512、P.3555、P.3571、P.3602、P.3685、P.3896、P.3992、P.4058、P.4071),《手决》《P.2632》、《走天图》(P.4711)、《浑天赋》(S.5777)等。其中P.2512《星占书》约成书於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此书备载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1464星,与《晋书·天文志》所载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据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之数吻合,而今本《甘石星经》仅载内外官诸星160余座,可见今本残脱甚多,而敦煌《星占书》则保存了《甘石星经》原貌。

敦煌遗书中的历法残卷,有上起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下迄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五百多年间的残历书五十余件(见P.3247、P.2623、P.2765、P.3405、P. 3507、P.2506、P.2591、P.2705、P.3248、P.3476、P.4645、S.560、S.956、S.1473、S.612、S.1720等)。其中多数是中唐以后敦煌本地特有的历法,其置闰与中原历稍有不同,月朔干支亦往往差一两天,为古代历法特有的资料,可补传世历法之遗缺。此外,敦煌汉简中还发现有西汉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元康三年(前63年)、永光五年(前39年)、居摄三年(公元8年)等历谱简册,敦煌发现的这些历谱简册及历日残卷,保存了我国古代历书的实物,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历书的原貌,并可据以探讨古代历书的流变;通过敦煌历书的研究,又可为敦煌历史研究与敦煌遗书断年提供线索。

算学遗书有《算经》(P.3349)、《立成算经》(S.390)、《算书》(P.2667、S.5779)、《田积表》(P.2490)《九九歌诀》、《号码计数法》等十多种。我国著名数学家李俨先生认为这些残卷是“吾国现存写本算书之最古者”。他曾加以辑录校印,撰文予以介绍。

医学遗书内容涉及医论、脉经、本草、药方、针炙、食疗、导引、少数民族医学文献,还有兽医方面的以及医药文学的著作。其中张仲景《五藏论》(P.2115、P.2378、P.2755、S.5614),《灸经图》(S.6168、S.6262)(插图42 S.6168《灸经图》),《玄感脉经》,《平脉略例》(S.5614、P.2115、S.6245),《青乌子脉决》(P.3655),(新集备急炙经)(P.2675),《食疗本草》(S.76)及近年发现的《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见马继兴等《敦煌古医籍考释》)及《杂病药方》等俱为久佚之要典。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遗书中还发现多种吐蕃医学文献,如《火炙疗法》(P.T.1057、indicoffice56、57),敦煌研究院还收藏有回鹘文医方一卷,都是古代兄弟民族医药文献的珍品。

印刷品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敦煌遗书中发现有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刚般苦波罗密经》(G8083)57(插图43 G.8083英藏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刚般苦波罗密经》),长488 cm,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四川剑南印本《樊赏家刻中和二年具注历日残卷》,五代开运四年(原题如此,是年实为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印本《观音像》(P.4514、G8084)和《毗沙门天王像》(G8093、P4514),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元)印本《金刚波若波罗密经》(P.4516、P.4514、G8284)。此外,尚有墨印和朱印本千佛像、地藏菩萨像、文殊师利像、佛说法图、透墨印法的印板和印品,以及印本《大唐刊谬补阙切韻》等(P.2014、P.2015、P.4747、P.5531)。上举种种,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存世最早的一批印刷品。手抄本《新集备急炙经》(P.2675号)书题下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P.2633《崔氏夫人要女文》,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可知此两件的母本也是印本。

敦煌遗书还提供了唐五代刻印处所和刻印家的资料。除上举长安李家之外,还可见到“上都大刀家”(G8101),“西川过家”(S.5444、S.5450、S.5451、S.5534、S.5544、S.5669、S.5965、P.2876、P.3398、P.3493,或讹作“西川戈家”),“成都樊赏家”(G8100),“洛州巩县王大器”(P.2184),还有沙州雷延美(P.4514)等,都是我国古代印刷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发现的印本,从内容来说,即有佛教用品,又有人民生活、生产、学习和娱乐用品;其性质,即有供佛品,也有商品,其印刷地点,有京城长安,有四川剑南,洛州巩县,还有敦煌本地,说明印刷品在当时已成为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印刷业已在好多地区发展起来。从印刷品种看,有墨色印、朱色印,有文字单印本,又有绣像出图印本(图像文字合印本)。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咸通九年王玠雕造的图像文字合印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正文文字庄重而又显出娇媚;扉页上的佛说法图,刀法圆熟、线条均匀、流畅活泼,刻工精良;印刷用墨浓淡合宜、清爽悦目,充分显示出雕印技术已臻成熟,说明雕刻印刷事业早已度过初期的摸索阶段,进入到完善提高时期了。北宋沈括说雕板印刷“唐人尚未盛为之”,从敦煌遗书中的印刷品精熟程度、品种繁多及印刷地点散在四方等情况看,沈括的话未必十分准确。

雕板印刷的前身,学者们公认是拓印。敦煌遗书中也发现我国传世很早的捶拓印品。如P.2697唐太宗自撰手书的《温泉铭》(插图43 P.2697唐太宗自撰手书《温泉铭》拓本)、P.4510唐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舍利塔铭》,P.4503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柳公权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刻石拓本。前两种为初盛唐实物,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这些拓本曾经启发和孕育了我国的雕板印刷技术,而且又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在谈到印刷史资料时,我们还应当提到敦煌写印本所用的纸张。敦煌写印本所用纸,是我国造纸史上存留下来的古纸实物,对古代造纸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要,同时,与书法史、印刷史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建筑营造方面的资料,如P.3121《园宅图》,反映唐代沙州城外东南隅一处屋舍、庭院、巷道的平面布局图;又P.2667《营造部》,P.3104所载《营造书》,这些,都是建筑营造史上的佚籍。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营造方面的包工合同及营造的契约,这对我们了解当时建筑营造行业活动情况都是难得的资料。

10、学郎读物和学郎杂写

学郎读物和学童杂写,是敦煌遗书中关於教育史及古代学校教育实施问题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笔者所见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为教材与读本,一类为书面作业和杂写杂抄,一类为学校及教师的资料。

教材与读本;按照教材内容,深浅程度、教学目地来分,大约可分为启蒙教材、成人教材、专业教材三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