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陆方面，封锁在冻土下的敦煌学种子纷纷破土而出。在老一辈学者的引导下，迅速发芽，枝繁叶茂，使敦煌学研究中的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方面，敦煌研究院（即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们起了带头作用。他们首先在1982年集结本所研究成果，出版了《敦煌研究论文集》。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最先出版的一本敦煌学论文集。此后，该院研究人员积极摆写论文，涉及敦煌学的许多方面。例如，段文杰先生对各个时期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贯连其总的成果，实已形成通史性的研究；史苇湘先生对敦煌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敦煌美学的研究，贺世哲、孙修身对瓜沙曹氏世次的研究，施娉婷对归义军酒账的研究，刘玉权对西夏与回鹘洞窟的研究，孙修身对莫高窟佛教史迹画的研究，庄壮、郑汝中对敦煌音乐和石窟音乐图像的研究，李正宇对敦煌历史地理、盛唐原始诸宫调、晚唐原始歌舞剧本、敦煌硬笔书法、敦煌世俗佛教以及对金山国、敦煌国问题的研究等，都能利用新资料，得出新结论；研究水平，研究质量和学术视野都有新的提高，并且开拓出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大陆除了季羡林、周一良、周绍良、王永兴、周祖谟、姜亮夫、蒋礼鸿、唐长孺、韩国磐、王仲犖、傅振伦、刘铭恕、常书鸿、阴法鲁、王庆菽、陈增辉、洪毅然、闫文儒、李浴、李鼎文、关德栋、王伯敏、周大璞、董锡久等老一辈学者和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史苇湘等一批较为集中的学者群体之外，更有散布在全国各省市、各高学校的敦煌学者，如张广达、金维诺、谭树桐、白化文、程毅中、沙知、宁可、马雍、唐耕耦、黄盛璋、耿世民、黄振华、杨泓、肖默、马世长、马继兴、黄颢、张锡厚、江蓝生、王尧、黄文焕、陈践、陈庆英、罗秉芬、黄布凡、耿升、冯蒸、柴剑虹、陈俊谋、史金波、白滨、王克芬、江兰生、蒋绍愚、邓文宽、方广锠、赵和平、宋家钰、王卡、吴丽娱、卢善焕、师勤、黄正建、杨宝玉、李德龙、李方、荣新江、郝春文、刘屹、吴震、李经纬、钱伯泉、贾应逸、霍旭初、陈世良、李树辉、周丕显、孙艺秋、孙其芳、陈守忠、颜廷亮、张鸿勋、齐陈骏、史成礼、牛龙菲、郑炳林、陆庆夫、王冀青、杜斗城、李并成、刘进宝、伏俊连、席臻贯、高金荣、初师宾、吴礽骧、何双泉、张德芳、李明伟、刘瑞明、张宝玺、董玉祥、丛春雨、赵健雄、王道坤、张侬、李重申、陈永胜、都宙兴、胡戟、陈国灿、程喜霖、朱雷、卢开万、雷绍锋、龙晦、王文才、项楚、杨铭、姜伯勤、林悟殊、蒋骥骋、杨际平、郑学檬、谢重光、郭再贻、张金泉、张涌泉、黄征、卢向前、吴肃森、高国藩、王继如、叶栋、何昌林、陈应时、金健民、袁宾等，数不胜数，还有许多散在各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也结合自己的专业兼事敦煌学研究，涉及敦煌学的许多部门和专业，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迅速崛起的一大批年青学者，显示出敦煌学新的希望，如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黄征、孟宪实、陈明、林世田、余欣、杨富学、赵声良、高启安、王惠民、王承文、何剑平、李金梅、牛汝极、刘安志、许建平、冯培红、沙吾田、屈直敏、金滢坤、赵贞等，他们是我国大陆敦煌学界前途远大的的后起之秀，其中，有的已成名家，如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黄征等。
台港方面，潘重规、饶宗颐、苏莹辉、台静农、劳干先生和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积极从事敦煌学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形成我国敦煌学另一个实力强大、贡献良多的研究中心，同时又是敦煌学人才培养中心，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罗宗涛、黄永武、金荣华、高明士、林聪明、谢海平、王三庆、郑阿财、朱风玉、林玫仪、陈庆浩、郭自得、邱夑友、邱镇京、曾荣芬、邵红、蔡主宾、雷侨云、王忠林、沈英名、沈以正、陈世骧、郭长城、许端容、洪艺芳、王叔岷、汪娟、林仁昱等诸位先生，他们在敦煌文学、敦煌俗字、敦煌变文、敦煌曲词、敦煌音韵 、敦煌遗书、王梵志诗、敦煌童蒙请物，敦煌艺术以及敦煌学研究目录等方面，发表了数百篇（本）论著，作出了重要成果。他们推动着台湾地区敦煌学的繁荣，是我国敦煌学一支实力雄厚的方面军。
第二，敦煌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一些高等学校开设敦煌课程。首先是潘重规先生1973年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后改为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硕士班正式开设“敦煌学研究”的专门课程，他在开讲时有一段开场白说：“正常的课程，是餐馆挂牌的名菜；敦煌学这一从未列入菜单的课程，只能说是一群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凉原野中临时张罗的野餐。这份野餐可能粗劣不堪入口，也可能是从未尝到的异味。不管结果如何，但同甘苦、共劳逸，有饭大家吃的精神总是可以肯定的。”（潘重规：《我看敦煌学的历程》，引自《敦煌学》第十三辑197页）在培养敦煌学专业人材方面，潘先生不愧是开路先锋。金荣华、王三庆、郑阿财、朱风玉等都出自潘先生门下，他们一面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一面在大学研究所开设敦煌学课程，培养敦煌学博、硕士研究生。台湾地区敦煌学硕士、博士一批批成长起来，使敦煌学在台湾得跻身於高层次学术研修的行列。
在大陆，首先是198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敦煌学小组；1979年元月，兰州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敦煌学研究室，开始培养敦煌学研究生的工作，郑炳林、杜斗城、王冀青、郭锋等都是从这里步入敦煌学的。近年又开设了敦煌学豹博士研究班及博士后疏动站，成为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九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吐鲁番遗书研究专题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敦煌土鲁番文献研究室。邓文宽、赵和平、薄小莹、宁欣、荣新江先生等都出身于此；1983年甘肃西北师范学院（今改名西北师范大学）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所，金滢坤、乜小红、刘再聪、赵贞等出身于此；1994年杭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张涌泉、黄征、许建平等都出身于此。
此外，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画院、上海音乐学院、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甘肃省艺术学校等，也都相继开展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同时开设敦煌学课程，为敦煌学培养人才。一时之间，敦煌学研究在国内风起云涌，从冷门僻径，很快变成了热门学科。
第三，继潘重规先生创办《敦煌学》之后，大陆亦创办敦煌学专业刊物，刊布敦煌学成果，为敦煌学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园地，。
1980年，兰州大学试办《敦煌学辑刊》,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刊物,该刊试办三期之后于1983年公开出版, 一年两期，向国内外发行；2005年改为季刊，一年四期。到2007年3月，已出版55期。
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敦煌研究院）试办《敦煌研究》,试刊两期之后,于1983年底正式出版创刊号,每年一期，向国内外发行；1986年改为季刊，全年四期；2002年改为双月刊，一年六期。到2007年6月已出版103期。
此外兰州大学的《西北史地》，武汉大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首都图书馆《馆刊》，中华书局的《文史》、《文史知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北京的《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酒泉地区的《阳关》杂志等，还有许多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和高等学校（如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的社会科学学报，或辟有敦煌学专栏，或时常刊载敦煌学论文，都为敦煌研究提供发表园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甘肃日报等也把敦煌学列为入报导项目，发布敦煌学信息，支持敦煌学研究。
港台地区除《敦煌学》继续出版之外，其它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幼狮学志》，《华冈学报》、《华学月刊》、《海潮音》、《食货月刊》、《学术季刊》、《故宫文物月刊》、《民主潮》、《汉学研究》、《艺术家》等一百多家报刊杂志也都发表敦煌学成果。在支持和推进敦煌学研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敦煌学者之间逐渐加强联系，进而组线起来，切磋啄磨，共襄敦煌学大业。最先是1982年，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持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甘肃省内的敦煌学研究者外，还有北京、沈阳、郑州、济南、南京、扬州、杭州、成都、重庆等地的敦煌学研究者共48人，甘肃省宣传、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代表们就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敦煌文学研究者当前和今后的任务等问题交换意见，进行讨论，并且交流了研究成果。会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文学研究所选编此次会议论文，出版了《敦煌学论集》，并且编发不定期内部通迅《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后为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内刊，改名《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以沟通声息，保持敦煌文学研究者经常性的联系。这次座谈会，是我国敦煌文学研究者的第一次集会，为后来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83年8月15－27日，在兰州、敦煌两地举行了我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21个省、区、直辖市的老、中、青学者150多人出席大会，提交论文115篇，涉及历史、文物考古、语言、文学、宗教、艺术、民族、民俗、科技史等广阔的学术领域。这是大陆敦煌吐鲁番学界的首次盛会和学术大检阅。会上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会后编发了《会刊》，敦煌文物研究所也为这次学术讨论会编发了《特刊》。学会秘书处创办了内部通讯《中国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根据学会的建议，决定在北京、兰州、乌鲁木齐分别建立三个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大会收到的论文、由敦煌文物研究所选出73篇编成《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计论会文集》，分两编四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大会，已作为我国敦煌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