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的确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巴菲特评判自己业绩的奠基石，也是他衡量他所管理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业绩的奠基石。
在1997年《财富》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共同基金的券商们在鼓励自己的股民怎样做和自己的实际做法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他们要求股民“买入并持股”，而自己却频繁地买卖——买入卖出，再买再卖。正如巴菲特所言：“共同基金行业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它告诉投资者所做的之间毫无联系。”
很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投资者被告知买好股并连续持股，为什么投资券商每年要疯狂地买卖股票呢？答案在于基金行业内部的动态活力使得资金管理者很难超越短期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共同基金行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短期业绩竞赛游戏，而且业绩完全由价格来衡量。
今天，资金券商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产生出令人眼红心跳的短期业绩数字来。这些数字必须引人注目。每隔3个月，权威的金融刊物如《华尔街日报》和《拜伦》都会公布共同基金季度业绩排行榜。过去三个月业绩最好的基金移至排行榜前几名，他们被金融界人士在电视和报纸上大加赞扬。基金亦赶紧为此庆祝，大做广告宣传以吸引众多的新储户。投资散户们则一直等着看哪些券商是“手香的”，然后迫不及待地将钱投过去。的确，季度业绩排行榜起到了区分有才华的和平庸的券商的作用。
这种将业绩固定在短期价格上的做法不仅仅局限于共同基金，或只在共同基金里显而易见，它控制着我们整个行业的思维。我们已不再处于用长期业绩来衡量券商的环境中了。甚至那些自己操盘做自己券商的人也受到这种不健康环境的传染。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已成为营销机器的奴隶。这部营销机器几乎注定人们业绩平庸，而被卷入这个怪圈的人似乎又很难摆脱出来。但是，如前所述，还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善投资业绩。只是最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产生高于平均水平收益的战略与我们评判业绩的方法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共同基金券商的方法，另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方法。这真是残酷而具讽刺意味的。
1986年，在巴菲特发表了《格雷厄姆——多德都市里的超级投资家们》这篇文章以后，有人写了一篇题为《短期业绩与价值投资真的水火不相容吗？》的文章。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校友同时又是美国基金会的证券商沙罕，他提出了我们现在正要提出的问题：基于短期业绩来评判资金券商的投资技巧到底合适吗？
他注意到，除了巴菲特本人，其他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家”的人——他们均无可否认地懂技巧，无可否认地成功——但都经历过短期业绩低潮的阶段。将乌龟和兔子引进资金管理的概念中，“这是对生活的又一讽刺，因为追求短期业绩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这是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的。格雷厄姆——多德都市里的超级炒家的杰出业绩都是在对短期业绩毫不理会的情况下取得的，”沙罕评论道。
学术界和研究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决定哪些券商或者哪些战略最有可能在某段时期内击败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享有盛誉的《金融日报》基于著名教授的研究成果亦发表了几篇文章。文章中间是同样的基本问题：对共同基金的业绩是否有一种衡量模式？这些大学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探讨和数据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却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投资者相信对券商的跟踪纪录可以显示出其未来的业绩。这就创造出一种自我满足的动力，让今年的资金跟着过去几年的顶级券商走。当这种动力以1年为单位进行衡量时（即根据去年的商家来选择今年的赢家），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热手”现象。热手现象就是通过观察在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基金从而预测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业绩也会突出的现象。这样做是否可行呢？
尽管研究是彼此独立的，但这些学术界人士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没有显著的证据能够帮助投资者选择下一年度的顶级业绩持有者。不管投资者如何在“热手”基金之间弹来跳去，只要“热手”以价格业绩来界定就无助于他们建立自己的净资产。
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出沃伦·巴菲特对这些学术研究的看法。对于他来说，故事的寓意很清楚：必须放弃将价格作为惟一衡量尺度的固执做法。必须从事倍功半的短期评判习惯中摆脱出来。
但是，如果不将价格作为最佳衡量尺度，应该使用什么尺度取而代之呢？
“什么尺度都不用”，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即使是买股并持股的战略也并不推崇两眼一抹黑的做法。我们必须找出另一种衡量业绩的尺度。幸运的是，的确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巴菲特评判自己业绩的奠基石，也是他衡量自己所管理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业绩的奠基石。
28.1确定衡量业绩的尺度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过：“哪怕股市关闭一二年我也不在乎。毕竟股市每周六、周日都关闭，我从未为此着急过。”当然，“活跃的交易市场是好的，它会时不时地为我们展现出令人垂涎三尺的机会，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是必需的。”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上述这番话的含义，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他下面的这段话：“我们对我们所持证券的交易情况的持续不明朗并不大担心，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子公司‘世界书市’或‘费可海姆’缺乏每日股市报盘信息。最终我们的经济命运还是由我们所拥有的企业的经济命运所决定的；不管我们是部分拥有股权还是全部拥有股权（以股票的形式）。”
如果你拥有一家企业，又得不到企业每日股市的报盘情况，你怎样衡量它的业绩，决定它的进展呢？很有可能你会衡量它的收益增长情况，或运营成本的改善情况，或资本花费的降低情况。你只有借助企业的经济状况来指导你，告知你的企业是增值了还是贬值了。在巴菲特心目中，衡量一家私有企业业绩的（石蕊）试纸与衡量一家公开上市企业业绩的试纸没有什么区别。
“查理和我通过企业运营结果——而不是通过每日甚至每年的股价报盘来告知我们的投资成功与否。”巴菲特解释说，“市场可能会对企业的成功忽略一时，但最终它会证实企业的成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指望市场对我们选择了正确的公司给予回报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企业的经营效益与未来股价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呢？如果时间拉得足够长，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有人利用在实验室里建立的1200家公司的几组数据，仔细研究了在不同阶段里企业收益与股价之间表现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决定企业收益与股价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的最大相关因素是时间。他们发现时间越长，相关性越大，如：
当持股期为3年时，相关系数为0.131～0.360（0.360的相关系数意味着价格方差的36％由收益方差来解释）。
当持股达5年时，相关系数为0.374～0.599；当持股期为10年时，相关系数增至0.593～0.695；当持股期为18年时，收益与股价的相关系数达到0.688——具有显著意义的相关性。
这就验证了巴菲特的论点，如果时间足够长，一个效益好的企业定将产生出强劲的股票。然而他对收益向股价的转换过程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它是“不平衡的”也是“难以预测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收益与股价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相关性，但它并不总是可以预知的。巴菲特说：“从长期角度讲，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是齐头并进的，但在某个单一年度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神秘莫测的。”65年前，本·格雷厄姆也这样教给巴菲特他们同样的一课。他说：“只要企业的内在价值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那么它是否也以同样的速度被别人认可它的成功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别人晚些认可它的成功反而是件好事。它可以给我们留出机会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高质量的股票。”为了帮助股民了解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大量普通股投资的价值，巴菲特发明了“全面收益”一词。伯克希尔的全面收益是由它的联合企业（分公司）的营业收益、留成收益以及税收折扣所构成的。当然只有当留成收益被实际支出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才会支付税收折扣。
所谓留成收益（也可称为未分配利润）是指公司没有将利润以红利的形式支付给股民而是将它再投回公司的那部分实际收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伯克希尔来自其所持有的大量的普通股的留成收益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这些普通股包括可口可乐、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吉列、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到1997年，留成总收益额为7.431亿美元。根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伯克希尔不能将其留成收益计入损益表中，尽管如巴菲特指出，留成收益有其明显的价值。
全面收益这一概念最早是为伯克希尔的股民们设立的，但对那些寻求理解自己证券投资价值方法的集中投资券商来说，这一概念也代表了重要内容，特别是当股价经常与公司潜在经济价值彼此脱离时。巴菲特说：“每个投资者的目标应当是创立一种证券投资（事实上是一家公司），它能够为投资者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带来最高的全面收益。”据巴菲特说，自1965年以来（即巴菲特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这年），公司的全面收益与其证券市值几乎同步增长。然而二者并没有形成固定同步移动的关系。利润超前于价格的事情时有发生（即本·格雷厄姆著名的“市场先生”被过度压制了）。在另一些时候，也出现过价格超前于利润的现象（即“市场先生”处于无法控制的过热状况）。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二者在长时期里的关系是同步的。巴菲特告诫说：“这种战略将迫使投资者从长计议，放眼未来的市场，从而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不是仅看短期市场利益。”
28.2巴菲特的经济量尺
当巴菲特考虑增加一项新投资时，他首先看看他已拥有的投资，再看看新购入股是否比原来的更好。伯克希尔今天使用的是一根经济量尺，用以比较可能购进的企业。查理·蒙格强调说：“巴菲特所说的话几乎对每位投资者都是很有用的。作为一名普通人，你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你的量尺。”查理下面的这段话道出了增加投资价值的最关键的一步也是被广泛忽略的秘诀：“如果（你打算购买的）新股并不比你知道的其他股好多少，这说明它没有达到你的门槛要求。这就淘汰掉你所见到的99％的股票。”
基于目前你所拥有的投资，你手边又有了随时可供调遣的经济标准——一根量尺，你就可以以多种形式为你自己的经济标准下一个定义了，例如全面收益，股本回报，安全边际等。当你买卖你证券投资中的某家公司的股票时，你或是提升了或是降低了你的经济标准。作为一个长期持股的券商，作为一个相信未来的股价一定会与其经济效益挂钩的券商，你的工作就是不断想办法提升经济标推。蒙格说：“这是件十分伤脑筋的工作，而且商学院总的来说不会在这方面教你什么。”
如果退一步想一想，标准普尔500指数也是一根量尺。它是由500家公司构成的，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经济回报。为了逐步超出这500家的业绩——即提升业绩标杆——我们必须聚集并管理一批公司的证券，它们的经济效益要优于上述500家经济效益的平均加权指数。
原来经营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该公司后来与沃尔特·迪士尼公司合并）的汤姆·墨菲对经济效益标杆有着深刻的理解。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经营着一系列媒体公司，将这些公司的经济效益联合起来加权就构成了股民的经济回报。墨菲深知要提升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的价值，他必须找到那些能提高现存经济标杆的公司。墨菲曾说过：“券商的职责不是找出使火车变长的方法，而是使火车跑得更快的方法。”
由于集中证券投资经常在价格上滞后于股市，你不要错误地认为可以以此为借口忽略对公司业绩跟踪的责任。从使用经济效益标杆伊始，不管市场多么诡秘，你都要把握好选股购股这一关口。诚然，集中投资券商不应沦为股市狂想的奴隶，但是你应对你所持股公司的所有经济波动做到心中有数。
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位集中投资券商对其所投公司的经济情况都不甚了解，又怎能指望“市场先生”对你所选购的股票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回报呢？
28.3集中投资的期限就是永远
集中投资必须是长期投资。如果我们问巴菲特持股的最理想期限，他会说“永远”——只要企业仍然产生高于平均的经济效益，而且管理层仍以理智的态度分配公司的收益，这个股就要继续保持。他解释说：“按兵不动是聪明的策略。我们不会——其他多数企业券商也不会由于联邦储蓄的贴现利率的小小改变，或由于华尔街的某位权威人士改变了对市场的看法就疯狂地抛售非常有利可图的企业。我们把持着最优秀企业的股票，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战术呢？”
如果你拥有的是一家很差的企业，你应该及时将它出手，因为只要丢弃它你才能在长期的时间里拥有更上乘的企业。但如果你拥有的是一家优秀企业，千万不要把它出售。巴菲特解释说：“如果实施得当，一项低周转率投资战略应该产生的结果是拥有少数几种证券，但这几种证券却代表他整个投资的大部分比例。这就相当于购买几位杰出的大学篮球明星的未来收益股权的20％，他们当中有些人会继续成为NBA的明星，而从他们身上获取的收益将很快占据所收取会费来源的绝大部分。如果某些人建议让投资者卖掉他最成功的投资，理由是他们占据整体投资比例过大，这就相当于让公牛队卖掉迈克尔·乔丹，因为他对公牛队的作用太过重要。”
这种如同旱獭般行动迟缓的证券管理策略，表面看起来古怪离奇，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经常性进行积极动态买卖的人尤为如此。但是我们还要指出，这样做除了能增加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以外，还有其他两项经济利益值得注意：
（1）它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省掉大量的换手交易，从而避免交易过程中繁琐的中间环节，这节省了你宝贵的时间，在这些时间你完全可以做别的赚钱的事，当然中间费用也大大减少了。
（2）它增加税后利润。这主要包括交易中的印花税和每笔交易完成后的结算所得税赋。
每项经济利益都是很有价值的，二者相加所得的好处更是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