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在窝里栖息，而是在夜里消逝在高空。我会带着崭新的惊奇了解到，唱歌的是雄布谷鸟，而非雌布谷鸟。我还不得不再次了解清楚，别把剪秋罗叫成老鹳草，重新按树类的规矩弄明白白蜡树出叶早还是出叶晚。有一回，一个外国人问一名当代英国小说家，英格兰最重要的庄稼是什么，他连想都没想就回答说：“黑麦。”无知到这种程度，我倒觉得达到了卓越不凡的地步；不过，就是无知的人的无知也一样深不可测。平常人拿起电话就打，却说不清电话的工作原理。他认为电话就是电话，火车就是火车，莱诺铸排机就是莱诺铸排机，飞机就是飞机，如同我们的祖先把《福音书》里的神迹当作神迹一样。他用不着发问，也不必理解，仿佛我们每个人做过调查，只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事实组成的小圈子。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在多数人眼里只是装点门面的玩意儿。可是我们不断在我们的无知面前做出反应。我们时不时醒过劲儿来，进行推测。我们乐此不疲地遇事就进行推测——推测死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推测那些据说连亚里士多德都解不开的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午间到午夜打喷嚏是好事，而夜间到午间打喷嚏就倒霉”。人类知道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在寻求知识过程中这样飞跃到无知状态之中。说到底，无知的巨大乐趣是寻根问底的乐趣。谁要是失去了这种乐趣或者把这种乐趣换成教条的乐趣，即回答的乐趣，那他就已经开始僵化了。谁都会对周伊特这样一个凡事爱问为什么的人肃然起敬，此公年届花甲才坐下来学习哲学。我们大多数人远不到这个年龄便丧失了我们无知的感觉。我们甚至会为我们松鼠储粮般的知识洋洋自得，把岁数增长本身当作一门大学识。我们忘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留名，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他活到古稀之年仍然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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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弗农·李
我们通常不会在走进别人的房间时说声：“噢！这才是人们感到宁静的地方！”
我们通常不期望去分享一座古宅的安宁，比如说，在僻静郊区的一座古宅，周围是结着鲜红果实的树，雪松半掩住窗；或者某座修道院，门廊前面依稀可见搭着支架的橘树。但在那整洁宽敞、精心装饰过的房间里，或在那座修道院里，绝无宁静可以分享，最多只能勉强过日子。这是因为我们不明了别人生活中的苦闷和烦恼，而对自己生活里的些微不便却很敏感；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自己的眼睛揉不得一粒泥沙，而对邻人遭受的灾难却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悠闲得以我们切身的感觉为证，因为它不只是时间的因素，往往指某种特别的心境。我们所说的空闲时间，实际上是指我们感到闲适的时刻。什么是闲适，感受它远比说明它更难。这与无所事事或游手好闲无关，尽管我们明白，它的确牵涉到自由支配时间的概念。等候在律师的客厅里有空闲的时刻，却无闲适之感；同样，我们在火车站换车，即使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享受不了那份清福。这两种情形，我们都不会感到安宁自在——在这种场合能安心读报、学习或回味往日在海外的游历，那是十分罕见的。这时，我们心里总是烦躁不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儿作祟，就像我们在童年时代不住地用脚去踢那慢吞吞的四轮车的软垫。
悠闲意味着不仅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有充沛的愉快度时的精力（不懂得这个道理，会感到百无聊赖）。同时，要真正领略到悠闲的滋味，必须从事优雅得体的活动，因为悠闲所要求的活动发自内心的自然冲动，而非出自勉强的需要，像舞蹈家起舞或滑冰者滑动，为了合着内在的节奏，而不像把犁人耕地或听差跑腿，为了得到报偿。正是这个缘故，一切悠闲皆是艺术。
但这是一个难办的问题。时光，啊——何其疾速！我们必须结束这段闲话，各自行动起来才不枉费光阴——唯愿别登上它单调的车轮！这样，我们愈是感到工作的乐趣，就愈少尝到无聊的滋味，如果碰巧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唉，可惜我们今天的工作常常无益。让我们乞求那位白胡须的老人吧，请他赐予我们闲暇，并给予使用它的快活精力。圣者，请为我们祈祷！
人，诗意地栖居（节选）
【德国】马丁·海德格尔
这个诗句引自荷尔德林后期一首以独特方式流传下来的诗歌。这首诗的开头日：“教堂的金属尖顶，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为了得体地倾听“人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我们就必须审慎地将它回复到这首诗歌中，因此，我们要思量这个诗句，我们要澄清此诗句即刻就会唤起的种种疑虑。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开放的期备姿态，去追踪这个诗句从而应答这个诗句。
“……人诗意地栖居……”说诗人偶尔诗意地栖居，似乎还勉强可听。但这里说的是“人”，即每个人都总是诗意地栖居，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切栖居不是与诗意格格不入的吗？我们的栖居为住房短缺所困扰。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文艺性的活动，或是书面文艺，或是音视文艺。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到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到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功效是按照当下的现实性之尺度而被估价的。现实本身由形成公共文明意见的组织所制作和控制。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之一（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就是文学行业。这样，诗就只能表现为文学，甚至当人们在教育上和科学上考察诗的时候，它也还是文学史的对象。西方的诗被冠以“欧洲文学”这样一个总名称。
但是，如果诗的唯一存在方式自始就在文学中，那么，又如何能说人之栖居是以诗意为基础的呢？“人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毕竟也只是出于某个诗人之口，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还是一个应付不了生活的诗人。诗人的特性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诗人们无所作为，而只是梦想而已。他们所做的就是耽于想象。仅有想象被制作出来。人之栖居可以被认为是诗歌（Poesie）和诗歌的（poetisch）吗？这一点实际上只能假定：有谁远离于现实而不愿看到今天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人——社会学家称之为集体——的生活处于何种状况中。
然而，在我们如此粗略地宣布栖居与作诗（Dichten）的不相容之前，最好还是冷静地关注一下这位诗人的诗句。这个诗句说的是人之栖居，它并非描绘今天的栖居状况。它首先并没有断言，栖居意味着占用住宅，它也没有说，诗意完全表现在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中。如此，经过深思熟虑，谁还胆敢无所顾虑地从某个大可质疑的高度宣称栖居与诗意是格格不入的呢？也许两者是相容的。进一步讲，也许两者是相互包含的，也即说，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如果我们真的做此猜断，那么，我们就必得从本质上去思考栖居和作诗。如果我们并不回避此种要求，我们就要从栖居方面来思考人们一般所谓的人之生存。而这样一来，我们势必要放弃通常关于栖居的观念。根据通常之见，栖居只不过是人的许多行为方式中的一种。我们在城里工作，在城外栖居。在旅行时，我们一会儿住在此地，一会儿住在彼地。
这样来看的栖居始终只是住所的占用而已。
当荷尔德林谈到栖居时，他看到的是人类此在（Dasein）的基本特征。而他却从与这种在本质上得到理解的栖居的关系中看到了“诗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诗意只不过是栖居的装饰品和附加物。栖居的诗意也不仅仅意味着：诗意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所有的栖居当中。这个诗句倒是说：“……人诗意地栖居……”也即说，作诗才首先让一种栖居成为栖居，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Wohnenlassen）。不过，我们何以达到一种栖居呢？通过筑造（Bauen）。作诗，作为栖居，乃是一种筑造。
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双重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根据栖居之本质来思考人们所谓的人之生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作诗的本质思为让栖居，一种筑造，甚至也许是这种突出的筑造。如果我们按这里所指出的角度来寻求诗的本质，我们便可达到栖居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