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投入不足。在荷兰，海军的作战费用属于特别开支，不能由常规的税收负担，需要由联省议会特别拨款。但当时有5个海军部，各自都有独立性，当执政在时，可能还会协调一致行动，当没有执政时，就陷入了混乱。17世纪晚期的持久战争产生了巨额费用，但在战争就要最后结束时，执政威廉去世，各省突然停止提供经费，结果各海军部面临破产。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海军部便得到允许借钱。一些爱国者愿意以9％的报酬借钱给海军部。但在借了大笔款项之后，仅荷兰省的3个海军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时候仍欠债达1000万荷兰盾。军官和水手被解雇了，他们或者过起了市民的生活，或者移居别的国家，为能付得起报酬的外国海军服役。从1713年到1770年，除荷兰省以外的6个省没有为舰队投入一分钱。作为以航运起家的荷兰来说，这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纷纷拦截荷兰船只，海盗也对荷兰船只情有独钟。
安于现状的国民精神。靠利息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的荷兰人，丧失了前辈们的进取精神，贪图享乐，安于现状，对于不断增加的衰退信号无动于衷，只要今天还能舒舒服服，就不管明天怎么样。这样的精神状态，哪里是生机勃勃的英国人、法国人的对手？
被战争拖垮。1650年和1651年英国为削弱荷兰商人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中心地位，曾两次颁布《航海条例》。1650年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允许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1651年的《航海条例》又规定进口到英国的产品只准使用英国船只或生产国的船只进行运输，从英国出口的产品只准使用英国船只运输。荷兰宣布拒绝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英国在1652年到1673年间先后发生三次英荷战争。
1675年荷兰海军又与西班牙海军联合镇压西西里岛起义。此后，一直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荷兰一直处于四处作战中。频繁的作战耗光了荷兰的财富，英法的竞争又使财富来源减少。
1785年，荷兰的处境已经很糟糕了，公共债务增加到几乎付不出利息的地步。国家一片混乱。1795年1月初，法国革命军攻入荷兰，1月18日，荷兰最后一位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几个星期后，荷兰共和国就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法国附庸的巴达维亚共和国。
荷兰的成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优势的成功，再加上自由宽松的政策，远离欧洲的矛盾中心，一个一半国土在海平面以下的国家，最终成了世界的霸主。失败永远比成功要容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荷兰身上应验了，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和各行其是的地方政权使荷兰受制于人，这是荷兰走向衰败的原因。
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日不落帝国”英国
工业化之前，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阎照祥先生在其所著《英国史》中这样描绘“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它告别了内战、流血和专制，可仍未被工业社会浸淫。传统社会风貌处处可见：静谧的乡村、弯曲泥泞的小路，憨厚朴实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欢叫的牛羊。这同莎士比亚的社会有多大区别？以后的英国人留恋和赞美农业社会的舒适生活，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就在这一派田园牧歌的背后，一场使英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变革逐渐来临。
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时，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第二帝国基本定型。如果说第一帝国的中心是北美13个殖民地，那么，日益兴盛的“日不落帝国”的中心则是远东的印度。印度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正如曾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所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只能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更多的人则形象地将印度誉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商船与战舰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他们获取领地、开设口岸、掠夺原料、倾销产品……19世纪40、50年代两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1858年英国与法国、荷兰一起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36年和1857年英国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约，这些条约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共有一个核心内容，即英国要求得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为确保帝国安全以及贸易的通畅，英国这一时期还占领了一些军事要塞与贸易据点，如1819年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港，1841年占领香港，这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国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海外贸易通道。如果说历史上庞大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帝国，那么，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英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其开拓的疆域之大，统治的人口之多，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所能比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是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的一个标志，帝国本身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工业霸权一起，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英国的霸权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小小岛国能在世界称霸一个世纪之久，这是它一系列的制度领先所造成的结果。
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争相效仿。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衰落，也是因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碍其继续创新，因而慢慢落伍，成为二流国家。研究英国的崛起，不能忽视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创新性。英国文化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史实：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它的工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是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的中心，它的商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和军事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率先建立了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它的政治文化具有创新性；另外，英国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创新性……英国文化保守中蕴含着创新，创新中体现着保守，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性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英国文化正是18世纪这种综合性最生动的体现。英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英国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而言，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而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条件看，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我们研究英国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导致其崛起的各种因素，并且揭示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从拿破仑崛起开始：“陆上强权”法国
1797年10月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坎波－佛米奥和约》，条约规定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比利时、莱茵河西岸的占领以及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山内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法国占有其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以莱茵河、比利牛斯山以及阿尔卑斯山为界的“自然疆界”。拿破仑曾不无得意地宣称，法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它的领土疆界就是自然向它提供的疆界本身。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失败，以及法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开始。
马伦哥战役的胜利以及《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使拿破仑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但《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即使不是虚幻的，也至少是极为短暂的。由于该和约未能真正解决英法两国在经济、政治、势力范围上的长期矛盾，所以双方均无意切实履行和约中对自己不利的条款。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拿破仑时代》一书的作者乔治·勒费弗尔对《亚眠和约》后的欧洲政治格局以及拿破仑永无止境的霸权欲望曾做出如此评价：“作为民族领袖，拿破仑在签订亚眠和约时已经达到他命运的顶峰。欧洲已同意放下武器，不再反对他对自然疆界的要求。但是他那种一遇机会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权力欲，未能使他对这样的成就感到满足；而法国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如果只关注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它本来会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的。拿破仑如果停止干扰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事业，同意对英国贸易重新开放法国市场，并且满足于对其邻国施加他力所能及的、而又为法国疆界安全所需要的合法的影响的话，那么法国将一无所失。”的确，拿破仑并未满足于亚眠和约后的欧洲政治格局，也并不满足于法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1802年8月，拿破仑吞并了厄尔巴岛；9月，吞并了皮埃蒙特；10月，又占领了帕尔马；同月，派兵占领了瑞士。在德意志，拿破仑还将势力扩充到莱茵河以东的地方，对德意志的领土进行重新划分，扩大普鲁士以及巴伐利亚、巴登、府腾堡等亲法邦的领土，削弱奥地利在南德的影响。与此同时，拿破仑还积极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并再次染指中东地区。此外，法国于1802年12月宣布，荷兰及意大利的港口禁止向英国商人开放并宣布法国将大力建造战舰，将战舰的数量提高一半。拿破仑的这一系列霸权行为，令英国十分不安。1803年5月英国政府对法宣战。但在英国向法国宣战后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其他国家慑于拿破仑帝国的强大权力，并没有加入到英国的反法战争中去。相反，一些国家还公开追随法国，与英国为敌。如西班牙于1803年10月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次年12月更是紧随法国向英国宣战。这表明欧洲大陆各国已经承认了法国的欧洲霸主地位。
要理解法国的崛起，也许大国的统一、权力的集中以及政治思想制度的创新是其中的关键。但法国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是过于纷繁深厚、斑驳庞杂了，这或许是因为法国历史与欧洲和世界的命运犬牙交错而在局部的表层和内涵造成的混淆。在历史学家看来，理解法国需要超乎其外，入乎其中。所谓超乎其外，就是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曾引用夏尔·贝居伊的话：“观察法国，就要置身法国之外。”或者如布罗代尔自己所说：“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所谓入乎其中，就是要找寻法兰西的特性，布罗代尔称之为“试图搜索和追踪……这些来自法国历史深层的涌泉，进而判断它们怎样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汇合到现时中来。”作者竭尽全力去探寻了，但是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这是一系列的质询，你刚回答完其中的一个问题，新的提问就接踵而至，而且永无止境。
武力扩张的不归路：“东方列强”日本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