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论语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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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居敬行简(2)

“内省”,在我国历代的解释中,大半不离“自省其过”的内容,人要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错了的一定要改正。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知什么是“错”。因为所有的“错”都是以“对”、“正确”为前提的。宋代理学对儒家学说穿凿附会,提出许多据说是符合“天理”的道德伦理原则,以为这些东西便是“对”、“正确”的标准,违背了就是放纵了“人欲”,便应自行“内省悔过”,今后绝不重犯。

这是最粗浅的“内省”,还有比较精致的,如唐中叶的李翱的《复性书》,把“性”与“情”加以区分,“性”是圣,“情”是恶,主张消除妄情,复归本性。这明显是从佛学中偷来的,但他完全不理解佛学对“真”与“妄”的辨析。他提出了“弗虑弗思”,认为如此,“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正思”,“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欲,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

哪里有一个真正不动的“寂然”?除非是因缘散灭的死人。其实真正如如不动的,只是一个“知”。这个“知”,相对于显示在“知”中的情、物、人生、宇宙来说,是不动的。但“知”的不动的存在,恰是以情、物、人生、宇宙的大动特动,无常之动为前提的,没有这些“动”,就没有“知”,没有“知”便无所谓“寂然不动”,动与不动皆是不可说、不能说的。

李翱并没有掌握东方文化的真谛,他还在意识领域作分别、作判断,也就是说他还不了解生命的本来特性。也许李翱是了解生命的本来特性的,他的上述文字只是表述不清,但是,他把“情”与“性”对立起来便是绝对错误的。我们不套用西方哲学中的“知、情、意”三区分的观念,以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说,“情”便是“感情”。对于“人”这个生命本质力量的载体来说,令“情”不生,实质上也就无“性”可说。这种“弗虑弗思”与真正的“知见无见”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让人完全断绝性情生活。这样的生命运动不仅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可能的,也是“偏枯”、“偏瘫”式的生命运动。

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不知在李翱、韩愈之前,类似李翱《复性书》这样的提法还有没有,但可以肯定,李、韩的观点是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

“明心”、“明明德”,若不具备活生生的脚踏实地的辩证思维,那是没有不错的。我以为要想真正理解东方文化的“内省”学说,必得是自己在心底里真正下过工夫,且下对过工夫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想凭知识学者的“想当然”而去讲“内省”,十个中就必有十个是错的。李翱乃至朱熹在这方面的失误,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

到了近代,人们崇尚唯物论,这也是不错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崇尚对外界事物的研究时,忘记了一个绝对的真理,任何外界的事物不通过“知”是无法研究的,看似是研究的外界事物,实际上还是在研究自己的“心”。任何对外界事物的研究,说到底还是一种“内省”。

“内省”与“外求”是永远也分不开的。“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人们,好好体味一下老子的《道德经》中的第一章吧!

真正的“内省”无他,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越解释越糊涂,只有在自己用心时去细细地品味,久而久之,自然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内省”。

释迦牟尼常说众生心太粗,一天到晚用心也不知“心”到底是什么。

对于此,我们不准备说得太多,因为这本身就不是说得清楚的,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准则,莫管天,莫管地,莫管子曰,莫管圣言,莫管千夫所指,莫管万众瞩目,只是每做一事时,问问自己,我是否在欺骗自己?(不管是否欺骗了别人)如果没有欺骗自己,就去做;如果欺骗了自己,便坚决不做。

在这里我提醒那些学者们,对此千万不要作什么唯心、唯物、精神、物质之类的分析。

你连“心”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要大讲唯心、唯物,不是笑话吗?

还是回到《论语》上来。

我们说“永远不欺骗自己”,就是孔子在这里说的“内省不疚”。

既然是不欺骗自己,还有什么忧惧的呢?“内省不疚,何忧何惧?”

“这样的君子其实很不容易”。南先生在解释这段文字时作如是说,我们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请看南先生是如何讲的:

“透过了‘不忧不惧’这四个字的反面,就了解了人生,始终在忧愁恐惧中度过,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司马牛一听,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只要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惧,这就是君子?以现在社会来说,街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到那些较低级的纯吃茶的地方去看看,那里的人既不担心又不害怕,没有钱用就抢一点,那是君子吗?孔子知道他弄错了,告诉他不忧不惧是不容易的,要随时反省自己,内心没有欠缺的地方,没有遗憾的地方,心里非常安详,等于俗话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鬼不惊。’内心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如大光明的境界,那时一片清净、祥和。”

前文我们已经引了南先生对“克己复礼”的解释,他是同意朱熹的“克制己私”的解释的。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上文,南老要求人们“随时反省自己,内心没有欠缺的地方,没有遗憾的地方……”莫过是让人们“克制己私”。

这是我们绝对无法同意的,因为这种看法是真正的典型的“唯心主义”。在朱熹、南怀瑾看来,人的意识纯粹是一种主观自生的“怪物”。“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了。释迦在《楞严经》中的确说过“意识”本身是非因缘非自然,但那是就意识相说的,意识所显之相只是扭曲的折光,但意识本身的起因还是因缘生因缘灭的。

人类对于“意识”——“心”的这种看法,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意识”并不是什么恶魔,只是由于在漫长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一直不了解“意识”的真正本质,各种文化一层层蒙在了“意识”上面。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意识”这个东西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才造成了人类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剧。

人类的一切文明,说到底莫过是为了规范这个桀骜不驯的魔王——“意识”。宗教、政治、文化、科学,无非是为了规范它,但历史证明,不管是什么样的规范,哪怕是用瑜伽术最终压灭它,从终极意义上讲都是无用的,意识突破着宗教、政治、文化、科学,大踏步地走着自己的路。人类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悲剧,最后都是令人类大踏步地前进,而一代人又一代人为规范自己的意识想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则、规律、标准等等,一次又一次被人类抛到了脑后。在昨天看来还是“金科玉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恰是“荒谬不经”的。朱熹提倡的“三纲五常”,在当时的人看来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天理”,但一千年后的人又把它当做了什么呢?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人们从自己的意识中提炼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天理”,即“知见”立起来的那些“知”,正是一切“无明”的根本,正是这些人们自以为“美好”的东西,污染了人的意识。

真正的“内省”正是要小心这些东西对当下意识的干扰。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对于有些人来讲,怕是三百辈子也讲不明白,但做起来却是十分的简单。

“永远不欺骗自己”,“内省不疚”。

对此,我们也说很难,但我们说的很难,和朱熹、南先生说的很难,完全不一样,他们说的是用他们所谓的“天理”去压灭“人欲”很难。我们说的很难,指的是当人们真的不想欺骗自己时,早已深入到人类骨髓中的那些“知见”,即所谓的“天理”,无时无刻不在装成一个个的“正人君子”来侵扰你,你顶得住吗?你会因为他们而欺骗自己吗?这对一般人来说,太难了。但孔子的语言落地有声: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人们,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哥白尼就是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人太少了。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这不是美好的愿望,这是现实。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要做到人人都不欺骗自己是可能的。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期,在朱熹时代,那些善于欺骗自己的“假道学”、“伪君子”、“君子剑”还有生存余地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人都必须投入竞争的海洋,不竞争就无法活下去,你还有闲工夫去用那些“美好”、“美妙”、“美德”装潢自己,欺骗自己吗?

历史是最无情的,世界是最无情的,社会是最无情的,它会逼着那些“假道学”、“君子剑”自己撕下自己的面具。“假道学”们,看看眼前这活活泼泼的社会现实吧,历史早判了你们的死刑。

有人担心,如果人人真的不欺骗自己,这世界不就大乱了吗?请听子夏的说法。

司马牛忧叹自己的弟兄和自己不一条心,子夏回答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何患无兄弟?”

子夏,作为孔子的弟子真是得了孔子的真谛,否则他是说不出这番道理的。

子夏这段话的最根本之处在于,不要被“兄弟”这个文化观念束缚了,心相通了,一切人都是兄弟,心不相通,亲骨肉也如路人一样。本来已无“兄弟”之义,还要用观念来欺骗自己,不是太可悲吗?

“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本意,正和上文我们解释的那一段“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一样的意思。

南先生把子夏这段话的重点放在后面的两句,把“敬”、“恭”抽出来作了道德解,实是离题万里了。

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司马牛问君子,一直到此章的最后,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真注脚。

“礼”,心“止于至善”之后,因缘和谐合和产生的“意识”,这便是最大的“礼”,我们不应从外在去找礼,外在找“礼”,便是“知见立知”的“假道学”、“伪君子”。

真正的“内省不疚”就是永远不欺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