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 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 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达”，“明”也，舍明无达可说。子张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他对“达”的阐解，明显是外求了，混淆了“达”与“闻”的关系。孔子毫不客气地指出，你那不是“达”，真正的“达”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孔子这番话便是合了内外道，内外相统一，但以内求为主，关键在“质直”二字。南先生将这二字解为“本质的正直，没有歪曲心思，做人做事，不用手段，不用权术”。而“好义”二字，南先生说是，“慷慨好义”近于墨子之义。这样的解释与前文皆无关联，实是望文生义。
“质直”，就是决不欺骗自己，“直心是道场”，将自己心头的层层伪装剥去，直达最本来的地方。南先生把它解为“正直”，不完全是错误的。“正直”，是自认为“正直”？还是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正直”？由于历代文人的歪曲，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许多精确美好的概念，大失原意，最后成了束缚正常人性的枷锁。这一点不用我们去证明，把中国近一千年的历史与前一千年的历史对比一下，任何人都可看清这一点。苏东坡是伟大的，但苏氏的气魄绝对比不了屈原、李白。苏轼尚且如此，何言其他人。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东方文化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异。迄今为止，令人心旷神怡、心存豪气的盛唐气象，我们实在是无处可寻。而盛唐气象正是东方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只要有一天，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不能类似于盛唐气象，就一天也不要说东方文化的真正恢复。
但，我坚信东方文化会磅礴于世的。
真正的“质直”和人们常说的“正直”、“正派”并无太大的关系。真正“质直”的人未必在外相上给人一种“正直”、“正派”的形象，只有那些自命为道学家的人为了装潢门面，才容易令世人感到他是一个“正派”人，“正直”人。
人的意识是生命本质力量矛盾运动的折光反映，它只能是个体的，但任何个体都必然要被它生存的时空因缘所局限，而生命本质力量运动的整体则无所谓时空，它绵绵相接，环环相扣，呈“帝网珠”状。个体所见只是局部。意识这个东西又有自己的特性，它永远是活动不定的，总是以“我”为前提，并形成观念，观念与观念相连，又形成虚假的关系，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每一个正常人头脑中的文化观念。人对生命本质力量运动的感知，必须透过这一层又一层的迷雾，直达生命本质力量的真实流向。所谓“透过”，在儒学中称之为“内省”，只有“内省”才能明白“礼”的真实存在，前文孔子说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仁者，其言也”都是指的这种“内省”境界，即穿透意识迷雾窥见真实的过程后持有的心态。司马牛哀叹自己“无兄弟”之亲，正是被意识领域中的假象所迷，子夏一言透底：“四海之内皆兄弟”。子夏这语言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即启蒙主义者的幼稚认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子夏是把个体人比为兄弟，无亲疏善恶之分。孔子给子张讲“明”，就是要求子张排斥意识领域中的干扰，尤其是“浸润之谮，肤受之诉”最易使人迷惑，也就是说潜在的文化意识沉淀，和最表象的生理感受，最易迷惑人。
佛家对此有明快的讲解，即《楞严经》中说的“七次征心”、“八还辨见”，人们只要把意识领域中的一切观念还给本来，身体还给父母，光亮还给太阳，阻隔还给大山……剩下的便是“自己”。这一段经文常被人歪曲，似乎最后真的有一个“空”，“空”是从毕竟位说的，真正的“空”只在“还”的过程中，能“还”就是“空”。
为了使人们把握好运用好，我们将这一切通俗化为“永远不欺骗自己”一句话。人们在“内省”时要常常提防自己头脑中的各种观念对自己的欺骗。能防欺骗的“那个”就是你。这个“你”也是变动不居的，层层剥皮，层层省视的“你”，不是常在变动的“你”吗？仍然了无自性。
这一切便是孔子“质直”的本义。
“好义”则是：不仅在内省中要敢于挑战自我，挑战自我的本身就是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但一旦寻找到了那个真“自我”，你敢直下承担吗？这便是“胜己”的意思，“知己者智，胜己者强”。自省明白之后，恰是人们在常说的困惑、矛盾的关键时刻，囿于各种固有文化观念不敢“直下承当”。儒家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是从“绝不欺骗自己”生发出的一个“勇”字，即直下承当之义。
王阳明对此说得好，“质直”必然“好义”，不“好义”就是未曾“质直”。这是人们衡量自己是否“质直”，意识是否真正接近了生命本质力量运动的真实相况的一个标准。
敢于直下承当不是莽直、莽撞，一旦决心下了，便需针对外在环境“察言观色”，实是审时度势，“虑以下人”是审时度势的补充，这和一般意义上的谦虚毫无关系，而是应当相信，在具体的事件中，你的对象一个也不会比你傻。
比如有一个弱智儿，此时肚子饿，正在吃烧饼，这时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智商，想把这个烧饼骗过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事件过程中，这个弱智儿是烧饼的亲历亲尝者，他对烧饼的判断，决不会比智商高的差一毫分。只要你打破对“人相”的执着，而是俗话说的就事论事，就是“虑以下人”了。
这一切便是孔子说的爱人、知人的本义之一层。爱人就是爱己，你绝不欺骗自己，也就是不欺骗别人；你不欺骗自己，正是“知人”，当然也是“知己”、“爱己”。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里的“直”，就是上文解释的“质直”之“直”，这里的“枉”就是意识反映生命本质力量的“折光”。这些“折光”皆是以虚假的文化概念为前提的。司马牛正是被自己的关于“兄弟”的文化概念欺骗了，才会苦于自己没有“兄弟”。跳出“兄弟”这种近乎于与生俱来的文化观念，那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这便是孔子“爱人”的本义，这和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谓天赋人权的观念，看似类似，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西方的观念是以人的生物性个体存在为前提的，希望社会从外部给予人以自由平等博爱。用基督教的观念说，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
这是极粗陋的观念，是人类在其幼稚期的必然幻象。
孔子的观念是以人的生命的整体存在为前提的，“爱人”实是爱生命，生命永远是整体的，个体只是其表现形式。“泛爱众”实是爱生命的全体、整体，具体地讲便是爱自然、爱社会，爱一切人，不分真善美、假恶丑，皆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说，对生命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切都爱，就是爱自己，爱自己就是爱人。那么，爱人，也就是爱的非人，也非爱。
“知人”也是如此，“知人”就是知己，知一切，凡“知”，皆是生命本质力量显示，都是其对象化，包括“知”本身。那么真知永远是知自己，知自己便是知一切，“一切”在这里才是真正的“人”，舍此无人可说。
西方文化把“人”局限为肉体人，亦即生物人。人，看似只是一个生物存在，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没有分别。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地方是创造工具，创造工具使用工具的过程，永远不只是一个生物人孤立活动所能达到的，而是全宇宙的，而是全“宇宙—生命”系统的，即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任何对象化都不可能只是个体的，而是历史的、整体的。所以知人，就是知己，知一切，同时也是知人者非人。
人们，你本来知一切，只是被许多具体的假象蒙蔽了。除了生命的本质力量，这世界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一个最能显示东方文化特色、且极为深刻的观点。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也许好使人理解。
人心好比东流水，这个人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心，而是指整体的历史的，人的历史性存在、时代性存在决定着人的历史性、时代性意识，人心很难超越历史，能有人超越，就是历史该发生变革的信号。
这种历史的整体的人心又必然要通过各个个别的“人心”体现出来，以显示其多样性，这便是人的意识对生命本质力量的折光。正如前文一再说过的，这种“折光”肯定是一种扭曲。正由于每个人都在“扭曲”，其合力的“矢量”恰恰是东流去的本质力量。
人们若细心观察水浪水流的变化，以及天空中云朵的变化，一定会发现这种“标量”与“矢量”的对立统一关系。
“质直”正是顺应了生命本质力量的历史前进“矢量”，一切“枉”，即“标量”，不管愿意或不愿意，都必须东流入海。佛教净土关于西方极乐的理论，灭度一切众生的理论，佛光普照的理论，皆是这种历史必然现象的寓言化拟人化表述。
“质直”，“枉”不得不直，这是客观铁定的必然。在这里教化、劝说、制裁、管理……是有作用的，但都只是表象，“枉者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直”合乎历史的规律，枉者不得不“直”。
请诸君将这一段我们的解释，和南怀瑾先生的解释对比一下，便知南先生离真正的东方文化有多远。
正因为这是历史的规律，一旦有人按历史的规律行事，如皋陶、伊尹，自然便可令天下服。这和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有关也无关，从理论上讲，实是两回事。
正因为这是历史的规律，对于一些听了忠告而讨厌的人，不必自寻其辱，随他去吧。随他去就是不随他去，不管他听与不听，改与不改，他总得被历史的潮流卷走。正如大清国的辫子，不剃也得剃，到今日留下一条大清国的辫子只能是嬉皮士的“时髦”游戏。留与不留都是无所谓的事。这便是“生命观”变迁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曾子才会说，君子以文会友，最后的目的只是为了以友人之文辅助我对“仁”的无限丰富无比深刻的认识。
“体仁”便是“明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