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 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 必偃。
这个标题是从明人益那里借来的，他认为孔子不说“行无倦”，而说“居无倦”，不说“居以忠”，而是说“行以忠”，“是见其无内外之分，便见合内外之道”。
我不是十分推崇益的，这位祖师大有眼鼻不正之处，但他这里的见解显然大大高于南怀瑾，南先生在这里以“从政”说开去，以为“居之无倦”，是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不厌倦；“行以忠”则是尽心尽力。南先生这个解释的毛病，早被四百年前的益侥幸言中了。如果真如南先生说的，“行无倦、居以忠”不是更确切吗？孔子恰恰是反过来说了。看来明眼人还是有的。
多的话不讲了，请参阅前文，“居无倦”正是永远“内省不疚”，“行以忠”正是“子路无宿诺”。
“博学”只是为了一个“明”字。博学者，不见得光是文字学习，而是要了解生命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无限丰富性。人的“明”正是要随时发现自己意识行为后面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那就是“浸润”到了骨髓里的各种文化意识，明白了是“它”而不是“我”在左右自己，至于下面该是如何抉择反而不重要了，自然会“约之以礼”。明白人做不出糊涂事，做了糊涂事便没有真明白。
“明白”的前提之下正是“博学”，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有的人悟性高，生性强，不博学也明白，但就更多的人来说，只有当眼界扩大之后才能真正去审视自我。正因为如此，孔子接着说了一句“亦可以弗畔矣夫”，一个“亦”字把道理全说圆满了。也就是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有了这些也不是坏事，也可以使你不离正道。
就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也是如此。原始人无法了知生命的本质力量，只是当宗教文化大行于世之时，人们开始探天问地之时，才会在人类史上产生那么多的思想精英，公元前五百年以前的时代，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辉煌的时代，但真正伟大的学说，只能产生在印度、中国这样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纷起的国家。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直至盛唐又是一个民族大交融的伟大时代，东方文化又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峰。反之，民族文化衰落，汉民族开始闭关自守之时，宋“理学”这样的怪物便出现了，到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活跃，也就产生了王阳明“心学”。这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便乏善可陈了，而此时的西方由于打破了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桎梏，直至二十世纪初年，是西方文化直逼真理的时代。但是，人类真正窥破生命本质力量的奥秘，必得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事。这是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航天科学的“博学于文”带来的。
孔子永远不违背自己的思想，他的一切学说，都围绕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季康子问了好几个问题，孔子的回答始终没有离开“明明德”三个字。
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段话最易作表面化的道德阐述，把一个“正”字解为“正派”、“正气”，这种外向以求的说法，不仅不能使人有真正的“正派”、“正气”，而且只能是形成一大批“假道学”的“伪君子”。
谁能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一个万人公认的“正”的标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正”，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正”，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级的“正”，每一个人还有自己理解的“正”，以哪一个“正”为准？最后，人们不得不以所谓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时尚的“正”作为约束自己的标准，这本身就是对生命本质力量活生生的永不停歇的创造力的束缚，其在本质上是反动的。
大家如果不相信，便请通读南先生的着作，在他的着作中宣扬的那些“正”，是真正的“正”吗？依南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国还应回到封建王朝时代，他不是对封建言官（御史）的“文死谏”大加赞赏吗？不用我们批驳他，今天的时代自然会抛弃它，正因为如此，南先生的书中才会充满“杞人忧天”的对现代社会的感慨。
季康子正是不理解孔子的论点，才会又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依一般人的理解，季康子说的不正是一个“正”字吗？但孔子决不认可他这样的看法，立即反驳道：“子为政，焉用杀？”
“正”与“不正”，恰是不可外求的。希望在外在的文化观念中寻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是办不到的。季康子在这里说的“有道”、“无道”正是一种外在的标准，不是他自己心中的“正”与“不正”，孔子当然不认可他。真正的“正”，是体认了“明德”之后的事；一个人没能体认“明德”，心中就永无一个“正”字。
我们的仁人君子完全不管孔子这是在驳季康子所谓的“正”，而是从这里又旁支到一个“仁”字上，把“杀”和“仁”对立起来。
人们，千百年来大家不都是这样解释孔子的思想的吗？
正由于人们根本不知道孔子所谓的“正”就是“明明德”的“止于至善”，对于下面孔子讲的话，即以“风和草”的关系为例说明的道理，胡说八道的解释就不知有多少了，最典型的莫过于“文革”时的人，认为孔子这番话就是诬蔑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当成草，统治者当风，像这样庸俗孔子的言论实在是可怜又可笑。
孔子所谓君子小人之分，其分水岭正在一个“明”字。君子明自己的“心”——“明德”，可以驾驶自己的“心”。小人则被自己的意识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
要讲明孔子以草与风的关系来比喻君子小人的关系，我们只好借海水洋流与浪花的关系来说明，这样大家便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正”了，水滴与水滴是不能分离的，生命的本质力量本身就是一个汪洋大海，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都是“德不孤，必有邻”，人类的语言交流、文化传播、社会意识，只是浮在这汪洋大海上的泡沫与浪花。但是一个执意不欺骗自己的人，一个“内省不疚”的人，一个敢于深刻解剖自己的意识、并企图层层剥离出一个真自我的人，一个真正刻意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君子，一个把这个过程当成生命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人，就是真正潜入海底探到了洋流真实流向的人，相对来说也是掌握洋流走向的人。
人们如果把孔子关于“风与草”的比喻作了这样的理解，你便会相信“草上之风，必偃”的道理。哪一股水在大海中能不随着深层的洋流走呢？这和南先生说的“品德超然”毫无关系。“君子”代表海中深层的洋流流向，“小人”是海面的泡沫浪花。不管泡沫浪花如何花样翻新、千奇百怪，从根本上讲是非随洋流走不可的，所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还用得着杀人吗？
在下面的几段语录中，孔子对“内省不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讲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