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释迦、老子一样都是提倡实践理性的，反对理论化、条理化的空谈，这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是，这其中也是有区别的。
释迦、老子主张的是“无为法”，无为法不是消极，不是真的“无为”，而是聚焦于历史的整体的“有为”，而不看重某一个个体人的“有为”。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中，对于释迦的“无为法”，即他灭度一切众生的无为法，作了详尽的阐述，这里不再重述，应当说释迦是极其深刻的。关于老子的无为法，也应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也是更强调历史自身的整体的发展变化，但和释迦比还是有区别的，我的第三本书《老子我说》将详尽阐述老子深刻的历史主义观念。这里也不多说。
孔子与上述二人，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只有程度上的深浅，孔子更强调个体人自己的“明心”、“明明德”。在孔子看来，人在一切活动中皆可“明明德”、“明心”。孔子强调的是在“事”中“明心”，在“明心”中理“事”，特别强调视、听、言、动中的“明明德”、“明心”，也即是合于“礼”。整个一部《论语》就是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具体行事中“明明德”的具体事件。总贯穿线仍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具体的“明明德”纲领则是“颜渊第十二”孔子与颜渊的第一段对话。
从《大学》看，再参照《论语》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更看重的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过程中的“明明德”。这也便是《大学》的全部内容。
孔子在这里的三段语录，事发在为政，落脚还在“明明德”。这三段语录中最重要的句子是“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以及“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第一段实是“良知”的详说。什么人是贤才，当你自己的地位一旦确定（正名），你自然而然凭第一感觉便“知”谁是贤才，舍了你的“知”，也无所谓谁是贤才。如果真有被你遗漏了的贤才，也不用怕，是贤才早晚会有人举荐出来的，不举荐给你，也会举荐给别人。
这是何其坦荡荡的胸怀，这是何其直接又无比深刻的“良知”观！这本身就是“明心”的结果。不是亲身亲历的人，而是死抠文字的教条主义者，无论如何也理解不出孔子这段极为平实的文字的深刻性和准确性，这比一些学究人物开列出一长串“做人准则”，不知高明多少。
一句话，一切尊重你自己的心灵的实践，只要你自己不欺骗你自己，你选择的人肯定是对的，起码在当时当事是对的。至于以后是否正确，那是以后的事。到明天，碰见了新的事件，还是要尊重自己心灵的当下实践，错了就直下承当，立即便改，绝不文过饰非。
这便是东方文化讲究“用心”的精华所在，也是人们最难掌握的地方。这里不排除今天人们在选才上所立的一切规矩：调查了解、考察实验、酌情研究，这些过程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妨碍你选才，但核心是一个“绝不欺骗自己”、“错了就改”。这和不慎重、拍拍脑袋就下决策不是一回事。
这个过程要永远遵守下面的名言：“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也莫过是不欺骗自己（无所苟）而已也！
就这样说说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不是哪一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必须“先之劳之”、“无倦”。这又回到了前文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这种“良知”是需要不断实践的，实践到“无倦”的程度，每逢遇事决不苟且，忠于自己当下的判断（行之以忠）。这样久而久之，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的心中自有一片坦荡荡晴朗朗的天空。这时，你便可以去“为政”了。
到了具体的“为政”中，先确定名分地位，这也不能苟且，只有这一切都明确了，“言”便顺了。
其实这一段最好的概括还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先之劳之”、“无倦”，就是要认准生命的本来面目，时刻寻找“真自我”，发现“真自我”，不被纷纭复杂的外相所动，凡外相皆是过眼烟云。这样便可达到“止、定、静、安”，智慧自然出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然会实事求是。
人们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过程中得到对“仁”、对“自我”、对“明德”的体认的，也同样以这个“自我”，这个“仁”，这个“明德”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以一切人一切行为皆是这样的“修身为本”。无处无人不是在“日惕夕惕”地“修”着，舍此，另选修身之道便是邪道。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极君子必慎其独也。”
“慎独”不是自己一个人时绝不违犯什么戒律、道德之类的玩意，而是不欺心。欺不欺心，只有你自己知道。世上最糟糕的人，也就是孔子一再说的“小人”，总是在欺骗自己，还要东拉西扯出一大堆美好的词欺骗别人，同时也骗自己。这种人就是不可救药的人。
为政之人（“名”正了的人）必须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