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 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 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 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 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 利则大事不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 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路第十三与颜渊第十二相比，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目，讲得更具体，更细致入微。我们很多讲师，讲到这些地方，往往忽视了孔子的总纲领，而是就文论文，把它们变成了一条条的道德教训。结果，儒学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道德学问。南怀瑾先生虽然比那些学者好一些，但也难逃其习。
孔子常讲“身正”，实是讲“心正”，即是《大学》说的“勿自欺”、“勿自谦”。不要怕俗人一时的议论，你早晚会得到人们的认可的，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公正、洁身自好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以“明明德”为己任的人，不会在衣食住行上大做文章、苦苦追求的。孔子评价卫公子荆这段话，很值得人们玩味。一般人只注意了卫公子荆的不在小事上刻意以求，而不注意在“有”、“完”、“富”三个层次中卫公子荆的三种态度。就是说一个真的君子，不是非要都像颜渊那样去居陋巷，如果本有美屋，却要居陋巷，那就是“矫情”、“假道学”。真正的“心正”是不拒绝一切但也不刻意去追求一切。
在对待民众的问题上，孔子既不是一般的富民主义者，也不光是空谈教化的。他非常实事求是，对于老百姓首先让他富起来再说教化，正和我们今天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
孔子关于“胜残去杀”的说法，常被人歪曲成“仁政”的具体内容，就像前文歪曲了孔子的“焉用杀”的说法一样。如果是那样理解，那便是蠢猪式的道德了，人们之所以错解了这一段话，就是忽略了第一句“善人为邦百年”。
这里的“善人为邦”，当然就是《大学》中所说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的天子、诸侯、宰臣之列的人，加一个“善”字为冠词，当然是“明明德”的修身之人。即便是这种人为邦也须是“百年”之后，才能去“胜残去杀”。
东方文化是人类脱离原始文化之后的产物，虽然它过分早产，远远超越了自己生存的时代，但其主要否定的东西还是原始图腾文明，以期人类更加文明。东方文化三大家的最后期望及预见全都是一样的，即“明德”不断扩展，即社会不断进步，进而使人类进入到人人明白自己生命的本来面目、即“明明德”的阶段。既然如此，当然会否定原始的“胜残好杀”，这应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进步。这个观点在佛学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不过佛学的这个观点在后来被人歪曲了，好似否定“胜残去杀”，就是要立即百分之百地去了杀戮，哪怕做亡国奴也应戒杀。这是对释迦的庸俗化歪曲。
对于这种历史的进步，释道两家更多寄希望于历史自己的整体进步，孔子则寄希望于“明明德”的圣人。在这一点上，释道两家也许更科学一点。孔子的良好愿望在后来被理学所歪曲，理学完全把社会进步的重任赋予个别圣人的偶然出现，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了。
孔子说的“如有王者，必进而后仁”一句，请参看我们对“德不孤，必有邻”的解释，那是从空间上讲的，这是从时间上讲的。
“一言可兴邦”、“一言而丧邦”，皆不是什么“一言”，而是指对于“修心”的两种态度。为国君之最难者是“知己胜己”、“不自欺”、“不自谦”。为国君之最易者是“昧己纵己”、“自欺欺人”、“欺人自欺”。“知己胜己”者“一言可兴邦”，“昧己纵己”者“一言可丧邦”。
叶公问政时，孔子的答复讲得更明快，用我们今日的观点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你能“知己胜己”，自然会令你身边的人高兴，远方的人也会来归顺。用当下的“百姓心”来衡量你为政的对错，是最清楚的标准。
回答子夏的问政绝不仅仅是经验之谈，而是由于孔子吃透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一个明了“明德”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便可以为所欲为。一块冰化了，不等于整块冰化了，要有耐心等待整块冰慢慢化。前文孔子说的“察言观色，虑以下人”，是这段话的最好的注脚。历史的进步总有一个过程，必须善于等待。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虑以下人”四个字，一个真正明了“道”的人，永远不小看任何人，这和谦虚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别人和自己相比，大量的人未必“明明德”，将来甚至可能被历史所淘汰，但是现在他们存在，就必有他们存在的价值，问题在于你是否发现了他行为中的生命本质力量的显化。我们对于任何人的任何的行为，都不能只当做一个人看待。他的行为能被你所“知”，就是历史对你的启示，是宇宙总因缘的一种扭曲的折光的显示。
这一段和下文樊迟问仁，孔子的说法是一样的，孔子希望他即便到了夷狄民族，也不可抛弃诚敬心以求“明德”，即发现自我的追求。不要以为对方是夷狄之人便可以小看对方，而是要从对方的行为看到“宇宙——历史”对自己的启示。
关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段是历史上争论最大的一段，韩非子就曾批判了孔子的看法，后世的朱熹与康有为诸人又站在礼教的立场上维护孔子的观点。其实双方都错了，双方都不知孔子的真正深意。
孔子这番话是大大幽了叶公一默。叶公的话，表面上并不错，但是他外求了，希望从人的外在行为上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是非善恶标准。历史上贬孔者褒孔者都不知叶公的真错在什么地方，也从外在的道德上一个贬过来一个褒过去，其实双双都是隔靴搔痒。“你叶公不是认为儿子检举父亲就是‘直’吗？我孔老二偏偏要告诉你，我们这里的人认为父为子隐也是‘直’，叶公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这是一个“禅”，一个公案，从人与人的外在关系、文化概念中，去寻找“直”的标准是永远也找不到的。明白了这一点，儿子检举父亲是对的，儿子为父亲隐瞒也是对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做都是错的，都是“非礼”。“礼”永远是以全宇宙的和谐运动为归宿的。孔子这番话的真正注脚，应到王阳明的《传习录》中去找。人们仅从一般的社会道德范畴判断真假、美丑、善恶，是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的意见的，这便是俗话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便是有些人所谓的真理的阶级性。农民偷地主的羊，儿子站在“阶级”立场上，当然不该去告发。如果儿子告发了，就是阶级背叛（一笑）。上述种种外求的争论反而证明这样一个真理，面对这样的事，人们只要做到不欺心、不自欺，告发与不告发都是对的。
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不！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意识永远是生命本质力量真实运动的折光反映，你能觉得不自欺，那就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在这里不管是告发还是不告发，如果不问是否欺己、欺心，即便用一万条外在道德作掩饰也是错的。“知见立知，即无明之本”。东方文化讲的是“止于至善”，即历史的整体进步。一种想法能产生就不是主观自生的。如果你认为这想法只是主观自生的，你的唯物主义便是半截子的、不彻底的。
孔子在这里用了一句“直在其中”，妙极。不等起分别心的第二念起来，直下做去。“直”就在你心里，“直”就在你的判断里，何必外求何必分辨。这样，在你看似“不对”的行为中间，就实实在在隐含着真正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