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 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 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 佞也，疾固也。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故有惑志于公伯寮， 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自从进入“宪问第十四”之后，我们多是自说自话，没有具体与南先生讨论了。这一来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是那么几句话，前文早已反复说了，如果再说也还是那几句。我们以为南先生的毛病也只是那么些，反复说也没有意思。再者，本人乃一微末之人，没有南先生那么大的名气，不敢像南先生写出那么厚两本《论语别裁》。我写长了，出版社是决计不会出版的，人家要考虑商业利益呀！为了来得简洁，只好避开南先生，径自说话。不过，读者也可以去查一查南先生《论语别裁》的后半截，那与其说是解《论语》，不如说是海阔天空地聊天，与《论语》本身的文字大半无关。如果不相信，便请看南先生对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解释，洋洋数千字无一句触及这段语录的本题，最后提到那个宋理学开山者之一张载的几句豪言壮语，似乎是触到正题了。南先生介绍了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番话是极为似是而非的一段豪言壮语，与孔子的语录相比，几乎是偏到旁门左道。“理学”祸害中国千年，和张载这种提法不无关系。张载这番豪言壮语，在骨子里恰是犯了孔子的忌讳：“今之学者为人。”
对于一个真正明白了的人，一个真正的东方文化的传人，他首先想到的是，我就是要弄清我自己的生命本质，弄清楚我自己到底是谁。其实，当一个人真正立了这样的志向，其他一切话都不必说了，这本身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应是“为学”的题中之意。
如果不是如此，而是出手就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他不仅做不到这一切，反而会残害天地之心、万民之命，为左道开旁门，遗臭千秋。宋以后的中国史无法和宋以前相比，中国一天比一天衰落，直至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就是铁证。
其实，一心想为天地立心者，永远自己安不了心，不仅立不了天地之心，反而坏了天地心。一心想为万民立命者，不为自己立命，不仅立不了万民命，反而坏了万民之命。一个“学者”若真是为自己安了心立了命，不管是否愿意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此心此命自然立了。
南先生根本不知孔子的用心何在，所以也不知孔子为什么会无限感叹蘧伯玉家使者的回答。南先生在解此段时，大讲什么出使者的修养，几乎要讲出如何为国家培养外交家的原则，实在是口若悬河、离题万里。
孔子在这里只不过是说，人们不要管人家如何，不要去论别人的长短（“子贡方人”），只要管好你自己的心（“古之学者为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你真正做到事事都不欺骗自己之时，你四周的人也会自然达到这个水平的。蘧伯玉的家人也能说出那样的话来就是一个明证。孔子在批评子贡时，说自己没有工夫管别人的事，也就是说正确的做法就是“为己而学”，为安己心而学，为永远不欺骗自己而学，“君子思不出其位”。你越是“思不出”自己的本位，你就越能影响这个世界，影响万民，你就是一个不是圣人的圣人，不为继承东方文化而真继承了东方文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是一个学问上的野心家，学问上的吹牛者，学问上的大骗子。
孔子的伟大正在于他永远审问自我、拷问自我，这个过程也就是发现自我、寻找自我乃至实现自我的过程，也即是“克己复礼”，不用管别人是否这样，只要你能这样，这个天下肯定“归仁”。
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提出的三条不是给别人提的，只是对自己的，所以他说：君子之道三焉，我无能焉。他承认自己还没有达到，正是他达到了，他越说自己没有达到，他的弟子越认为是他达到了，这是为什么？南先生说这是孔子的谦虚。南先生你真是敢信口开河，孔子决不会如你想的那样，认为是自己的谦虚，他是实实在在认为自己没有达到，你明白孔子为什么这样想吗？
参不透这一点，就永远不要解《论语》，因为你根本不知孔子是如何用心的，你也就永远理解不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
我达不到，我努力争取自己达到，不正是“行”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达到不达到的事呢？
这中间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关键在于，孔子基本达到了真正的“毋我”。因为本来没有我，从生命的本质力量讲，“我”和一切生命体是一个整体，我能安心，是整体的心安了，我能有德，是整体的德显露了。“德不孤，必有邻”、“无友不如己者”。我不是不管别人，是我无法管别人，我也管不了别人，“和而不同”嘛，“人不知而不愠”嘛。我管我自己的心，这是完完全全个人的事，想让别人知道，别人也知道不了，所以我不怕别人不了解，只怕自己不明白自己。我要不明白自己，我要欺骗自己，那也就欺骗了一切人。
一个人不猜测别人，不怀疑别人，能算是一个“先觉”和贤者吗？还不够，关键要问自己是不是安了自己的心，是不是逢事都能不欺骗自己。
像孔子我这样的人永远也潇洒不起来，不能像你微生亩那样潇洒，我每日每时都诚惶诚恐只怕自己欺骗了自己，这是我根深蒂固的毛病啊。
走自己的路，由别人去说。孔子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人生理想未必能实现，他却至死也不改变初衷，可见其“疾之固”。但是，我们再看历史，正是这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正是这个无心“管他人”的人，正是这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的人，德传千秋，二千多年来做了帝王师，直到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更看清了他的价值他的可贵，这是为什么？
南先生，孔子的上述说法是一个“谦虚”可以概括得了的吗？
孔子谦虚什么？他是中国史上最大的狂人。正是由于孔子并无南先生说的那种“谦虚”的美德，所以他会时时感叹“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一个真正做到了下学而上达的人，一般说来，四周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但他自信上达了“天心”，知他的只是“天”。
南先生对孔子“下学上达”的解释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他说：“因为孔子出身穷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体会人生哲理，成就智慧的德业，升华上达，超越世俗。”
不客气地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是一切完全不懂东方文化的人，也可以从字面上引申出来的。南先生没有切实用过“心”啊！
“下学”，形而下，具体的、生动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我遇见的每一件事都是我的“学”，学什么？“明明德”，明心，战胜一切假象对心的屏蔽，直至“不自欺”，即“明白”。用我们今日的话说，意识要真正反映“客观”的真实矛盾，实事求是，这本身就是“上达”“天心”。因为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都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因缘在此时此处的必然聚合，不然不会有“事”，我能不自欺，就是反映了这个“事”的真实，就是识了天心，应了天心。君子不自欺，就是上达；小人常自欺，就是未达。“不自欺”才是真正的“直”，君子上达天心，所以对一切外来的怨、德皆报以“直”。这种行为不仅是习惯于下达的小人不能理解的，一般人也不好理解，只有“天”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们中国的二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孔子是被“天”知了的。所以真明白了的君子，一定是遁世无闷。这不是他愿意退隐、功成名退，而是世人不可能立即理解他。功成身退、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皆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东西无所谓追求，无所谓道德。如果有人以这种心态自许，那他就是一个大骗子。孔子常常感慨万千，就是由于他无退隐之心，永求积极入世但又办不到。
孔子对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不是不关心，如果他真的不关心，也不会周游列国去找官做，但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知”和“不知”永远是一体的。人的愿望永远是依“已知”建立的，但要明白任何“已知”都是有限的，后面都隐藏着无数的“不知”，承认“不知”的真实存在，就不会执着于个人的愿望。个人愿望只是依赖自己从“已知”得出对客观整体运动的一种判断，成功不成功是不一定的，成了我也要继续调整我的认识，不成功更应调整自己，不存在去报复别人的问题，孔子对公伯寮的态度就是如此。孔子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代表“道”的，从终极的意义上，自己绝对是要成功的，这个信念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对生命，也是对宇宙运动大势的根本判断上的，孔子于此绝不动摇。但这里还有一个因缘成熟不成熟的问题，真君子绝不计较一时的成败、恩怨、情仇，他耐心等待着非来到不可的成功。
成功也无成功可说，只不过是“己心”与“天心”相应罢了，天还是那个样子的天，地还是那个样子的地。人化了的自然，还是自然，天地间只多了一个“明”，繁闹纷纭的历史，如一幕幕闹剧，白驹过隙，似露、似梦、似雾，天地宇宙还是天地宇宙，原来有多么热闹，今后还会更加热闹，但从根本上说这热闹从来没有增加过，也从来没有减少过，只不过过去是黑箱中的热闹，将来是“光明”中的热闹。如果不去辨析热闹的具体形态，热闹也只是热闹。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杰作一个奇迹，他们不对天、不对地、不对君王、不对贵族，只对自己的“心”负责，对自己不自欺的心负责，当然也是对天对地对君王对百姓负责。但是这些儒家弟子，在不自欺中，在坚定的绝不自欺中，也常欺自我。
张载那豪言壮语就是一种“自欺”，你能真为天地立命吗？你真能为万民立命吗？天地万民让你立心，你才可为之立心，然而你本无心，天本无心，何处去立？你不过是假想了一大堆“天心”，去规范活生生的人群罢了。宋代理学中，精华不少，但骨子里是假想了一大堆“天心”去束缚自己、束缚别人，实是制造了一个大骗局，令一切愿意“勿自欺”人的努力化为泡影。
那些被南先生不断表彰的得道归隐者，更是为自己为他人设了一个大骗局，为自己的不智和怯懦找了一块挡箭牌。
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句话的核心不是该隐不该隐，该辟不该辟（避），而是说的真正的“不自欺”，不为充一个英雄而去冒险，那是自欺，也不为充一个贤者而遁世，那也是自欺。
正如我们反复说的，“用心”在东方文化来说是根本的根本。所谓“用心”就是使意识更符合客观真实，这一点《大学》的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此处的“辟”，是指自己不按“世”、“地”、“色”、“言”的文化概念所规定的去体认自心，不就是辟了世、地、色、言吗？在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东方文化对“言”的看法，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对生命本质力量运动偏离的折光映像，也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明心”者必须穿透语言的假象。现在有人把孔子的“辟言”解为“辟开人们的恶言恶语”，这是不对的。孔子这里的“言”是指整个语言而说的。在知“止”之后，定有“安”、“定”、“静”诸种心态产生，在这种心态下直认当下，该隐便隐，该避便避，该冲便冲，该斗便斗。这里无固定的原则可讲、可求、可探。南先生在讲这一段时，大讲何时该隐、何时该出，本身就完全讲偏了，把人们引入了表面的概念化的策略安排上，或者引入到抽象的道德规范上。这是长期以来许多人篡改东方文化最基本的手法，也是长期以来研究东方文化失误甚多的根本原因。
人们，除了一个“明白”，其他的一切皆不是你主观意识所能达到的。
“明白”是生命最最本质的内驱力。东方文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知”。任何“知”都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任何“知”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令“万物有名”是母亲的职责，变不知为知是生命的本质运动，终极是“明白”，直至“佛光普照”。“佛光”本来“普照”，只是你不知它早是“普照”，那么对于人来讲，达到“普照”是生命活动的根本的内驱力。这就是自然的“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