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他的弟子永远忠于他们自己的学说思想。他们崇尚有为，崇尚“入世”，但不是以“入世”、“参政”作为最后的归宿，除了安顿自己的“心”，永远坚持“明明德”之外，一无所求。只要不自欺、归隐、去国、掉头、流放都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承受的。若要去参政，主政，也得是“不自欺”。如果发现非“自欺”才可留于朝中，那就坚决不干，坚决走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学思想的主导下大半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归隐园田，总是要做最后的挣扎。后人说他们这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也对，但不准确，他们为了“明明德”，决不轻易后退一步。柳下惠的说法最为典型。柳下惠的观念与孔子“无可无不可”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以“不欺心”为标准的，所以外在的去与留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与儒门弟子相反的恰是楚狂人、荷丈人、长沮、桀溺，诸人反而是执着了。我们不是他们，无法猜测他们的用心，如果是以自命清高的心思而归隐的，那便是“小人”了。人心，本无高低，自命清高便是自欺且欺人了。
自己是“慧心”，观人便是慧眼。孔子是用自己的眼看古人与今人的，对于那些因失势而出走的人，都认为他们与朝廷是“道不同，不相谋”。至于这些人，不管古人与今人是不是真的如此，那并不是重要问题，我是以我心说人心、看人心的。这反而是“不自欺”。
“历史”、“现实”，往往是欺骗人的，我们上文反复用“历史”这个词，是从宏观意义上取其意，而不是拘泥于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实，那对我们是不重要的，我们看重的是历史的大走向、大趋势，是要透过整个历史的大走向大趋势发现人类生命观的变化。这和我们在具体的事件中讲的“不自欺”是不矛盾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孔子，他无事不强调“内省不疚”，但他同时无处不渗透着民本主义观念。在这两点上，孔子从不作任何的让步。孔子坚持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可能是荒唐的，但在当时当地恰可能是进步的，如他对守孝三年的观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一个正确的把握肯定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我本“空空如也”；第二，历史阶段不同，生命观也不同，这一时期必有我该守住的东西，但不见得应是一切人在一切时代都该守住的东西；第三，对具体事件必有当下的态度。这三条是从理论上条分缕析去说的，在具体用心中是无法分离的。
孔子两次去朝就是典型的例子。具体政见不合可忍，生命观念不合决不苟同。至于去留，我本“空空如也”，去留皆是大享受、大愉快、大作为。
如果不是这样把握，而是拘泥于身见、我见，去留皆是大痛苦、大麻烦、大无聊。
除了这番用心，人们如果还想从上述去留人物中抽出任何其他的标准，那就远离东方文化了。
佛家所谓的“看破红尘”，只可从此义去说。如果不是如此，而是从“相”上说，以致消极厌世，那和东方文化决不是一回事。由此类推，历史上归隐的那些人，很难说个个是对的。为了归隐而归隐，为了博虚名而归隐，是为“邪”也。
中国文化中，道德化是一“邪”，隐士化也是一“邪”，似乎是更大的“邪”。
真正的中国文化就是要充分显示每一个生命体的能量——“克己复礼”——充分完成自我，与宇宙复归和谐——永不自欺——这便是最大的“仁”——全体皆是“佛”——“道”在其中。
中国文化永远是最积极最实在最科学的文化，如果你不相信，就请想一下刘邦、司马迁、班超、鸠摩罗什、曹操、李世民、李白、武则天……相对地说，武则天是最典型最完美的中国文化体现者，从她以后，中国文化开始走下坡路。王阳明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