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执其中”就是“不自欺”的“勿忘勿助”,用老子的话说:“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不存在在外在的客观世界中去找“中”,这和南先生说的“持平”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我们把这一切东方文化关于“明德”的概念内涵搞清楚之后,再来解《论语·尧曰第二十》的原文,便会非常容易懂了。
“天之历数在尔躬”,天地运行的一切信息全集中在你一个身上,你的心的运动就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历”运动,“数”规律、定律、命运,全在你的意识的当下运动中,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四海困穷”,四海也无四海,只在你当下一心。“天禄永终”,任何人当下的心都是“天禄”的最后终点,离了你的当下意识运动,“天禄”找不见,四海也找不见。不要离了你当下的意识去找“四海”与“天禄”,此时的任何外求,都会违背“允执厥中”。“心”是没有的,四海也是没有的,天禄也是没有的,只有当下的“允执厥中”,当下的不自欺。
在孔子以前的上古时代,“天之历数在尔躬”往往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而是对那些担任一定爵位的人说的。《论语》摘录了尧、舜、禹、汤的言论,并不是说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而是说孔子的学说是有传承的。
《汤诰》中一段的重点在“帝臣不敝”,“罪在朕躬”。作为天帝臣仆的我不向天帝隐瞒什么,决策考断则全在您(天帝之心),但后半段又说:“我有罪,不关各方,各方有罪,都归我一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表态,对于尧、舜、禹、汤来说,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地认为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是“宇宙—生命”系统,即天帝之命的全息接受者,这种思想也传到了周。这里有一个秘密是人们不易觉察的,“简在帝心”,“帝心”此处便是“道心”,“简在帝心”就是“道心惟微”。“简”裁决判断之意。“微”,微妙之意。“道心惟微”也是说道心总在作最明确最准确最微妙的抉择。“帝心”、“道心”是一个心,这个心又是“人心”,此处是指尧、舜、禹、汤之心。这个“心”又连“万民”、“万方”之心。所以“尧”那里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汤这里则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皆是由于“天之历数在尔躬”。
“天人合一”、“天人本一”的最后秘密是:“天”的一切都要通过当下人心表现,人心当下的运动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观察当下己心,“不自欺”就是“不欺天”,“欺天无所祷”。离人心无天心,离天心无人心。最终是无心,只有当下“允执其中”的过程。
周代的基本思想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所重视的是生活实践,在牧民、给食、理丧、施祭这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这样思维。具体地讲,首要的就是“对民宽”,也就是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薄责于人”、“虑以下人”的进一步延伸。“对己信”就是“不自欺”,办事就会成功。“不自欺”便可以做到“虑而后能得”,“敏则有功”。“吾心”即“道心”、“帝心”、“天心”,当然令一切人心悦诚服。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正是在从政上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了。
研究东方文化如果不搞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纲领性的语言,不围绕这个纲领,便只能把一切都搞成乱七八糟的道德教条,最后连这四句话也会成为一把把枷锁。
孔子的思想正是从这里脱胎而来,但他将这一切大大发扬了。最重要的发扬在于,他和老子一样,将这一切发展成了对“宇宙—生命”系统总规律的实践把握。道心即人心,人心即道心,不仅对尧舜禹汤,圣人是如此,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孔子才有“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而不是如古人那样以为这些只是圣人的专利。孔子的“有教无类”与一般的教育学无关,他认为一切人都可以掌握“叩其两端而竭焉”的“允执厥中”,即“不自欺”的“勿忘勿助”。他想教会一切人,尤其是他认为的“君子”。
从中国文化的普遍情况看,孔子以后,思想界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准确把握,多是越背离越远。但若就现实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来说,这种思想还是扎了根的,尤其是在知识阶层中,比如对宗教观念的否定。“不自欺”意识的普遍认同,就是中国“士”阶层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士”阶层的特点。这是非常可贵的。
理论上说不对,现实中能做对,虽不充分,但也没有大错。这便是孔子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落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真实现状。仅这一点,就为东方文化的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希望在未来。
“人心”、“道心”是一个心,除了此心,没有天、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佛,“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的精华。孔子、老子把这一精华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的级层,是理论化也是深刻化,从这里找到了生命本质力量最根本的规律。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释迦牟尼的学说在印度发展成了佛教,在中国发展成了佛学。一个“教”,一个“学”,这区别是不得了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释迦那里,也在中国文化自身。用释迦自己的话说,震旦人最具有“大乘”根气。一句话,以释、道、儒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历史一定会证明这一点。
历史正在证明这一点。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我们这个时代是为道“损之又损”的时代,“道”找不见了,道又无处不在,今天人们最关注的是“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科学皆在弘道,而人却不知。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何物,然而这正是“道”的“无为无不为”呀!人们你们懂吗?
这个时代“为学日益”,益而又益,益而甚益,但远没有达到终极,离无限极乐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仍须“为道”提上一提,不然很难达到一个更高的级层。
跋
这是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原预计印上五千册,便不会再有市场了,结果当年又出了第二版,看来人们还是关心东方文化的。只此一点,我便万般欣慰了。
自《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出版后的一年中,我收到了数十位读者的电话与来信,有的人还找到我的家中,他们想让我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可把握的东西,我万般无能,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我只能说,回家去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便是东方文化的一切了。
在这本书里,我又给大家讲了孔子用心的基本原则——“不自欺”。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掉进这个“不自欺”中了,中国古代许多仁人达士便是掉在其中出不来,结果导致了中国文化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大衰败。“不自欺”实际也不存在,明白了自己是“自欺”,就是“不自欺”。孔子学说虽然伟大但终是未到究竟处,留下了不少麻烦。我们这本书是介绍孔子思想的,不得不围绕他的思想说透,决不是让人们去着意地找这个“不自欺”。事实上,今天的一切社会进步,尤其是科学的进步,都贯穿了一个全人类的“不自欺”。如果有人把“不自欺”又当成一个道德训条谨加遵守,那就令我太遗憾了。
现时代的人们把东西方文化的分野看得太重,好似二者水火不相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知”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没有这个“知”,就什么也没有。东方文化重在明“知”,西方文化重在用“知”;而东方文化强调在实践中明“知”,西方文化重在强调在用“知”中的哲学升华。看似两家南辕北辙,其实不然,人只有明了“知”,才能更好地毫无顾忌地用“知”,不至于因“知”造成灾难和痛苦;反过来说,人类就其整体来说,只有在用“知”明“知”中,才能“用”得越广泛、“明”得越深刻。马克思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提法,就已经是很接近东方文化的明“知”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必将彻底使全人类认清“人”与“生命”——“知”——“明德”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老子的预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样说来,个体人还有什么“自欺”不“自欺”的事呢?也有也没有,你只需一个“明白”。当你真的明白了个体人与生命本质力量的关系,一切自欺与不自欺,都是游刃有余的事。
“明白”,“明白”,“明白自己”,“明白生命”,这便是我想告诉我的读者的唯一一句话,千万别让那些把东方文化说得玄而又玄的人,把你又拖进死胡同中去了。
至于东方文化能给你什么,我只能说,什么都给了你,又什么也没给你。当你真的“明白”之后,自然会“明白”。
还是一个“明白”,一切都只是一个“明白”。
“明白”的力量无法估计,无法估量,也无法说。任何许诺都是骗局。
“明白”吧,人们!
为了“明白”,下面特将一篇专讲“生命”的哲理散文《生命与未来》附于全书之后,以飨读者。当你认真读完这篇哲理散文之后,会对我们这本书所讲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从而分清完全不同的两种“东方文化”。
祝你“明白”!
最后,借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再一次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与韩敏同志。在出版市场举步维艰之际,他们能出版这本研究东方文化根本理论的书,实在需要极大的胆识。在此我还应感谢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支持过我的朋友们,如着名作家熊召政,着名画家李寿坤、全忠敏,以及刘心宇诸同道。
这一年多来,我生活无着,还需坚持写作,在经济上是孙凤人、许光玉、庞能良、徐书泳、罗洪、张彩萍、程琴、戴桂森诸同道给了我足够的接济,使我一家人得以有穿有戴有吃有喝,不然我也无法静下心来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