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执其中”就是“不自欺”的“勿忘勿助”，用老子的话说：“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不存在在外在的客观世界中去找“中”，这和南先生说的“持平”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我们把这一切东方文化关于“明德”的概念内涵搞清楚之后，再来解《论语·尧曰第二十》的原文，便会非常容易懂了。
“天之历数在尔躬”，天地运行的一切信息全集中在你一个身上，你的心的运动就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历”运动，“数”规律、定律、命运，全在你的意识的当下运动中，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四海困穷”，四海也无四海，只在你当下一心。“天禄永终”，任何人当下的心都是“天禄”的最后终点，离了你的当下意识运动，“天禄”找不见，四海也找不见。不要离了你当下的意识去找“四海”与“天禄”，此时的任何外求，都会违背“允执厥中”。“心”是没有的，四海也是没有的，天禄也是没有的，只有当下的“允执厥中”，当下的不自欺。
在孔子以前的上古时代，“天之历数在尔躬”往往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而是对那些担任一定爵位的人说的。《论语》摘录了尧、舜、禹、汤的言论，并不是说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而是说孔子的学说是有传承的。
《汤诰》中一段的重点在“帝臣不敝”，“罪在朕躬”。作为天帝臣仆的我不向天帝隐瞒什么，决策考断则全在您（天帝之心），但后半段又说：“我有罪，不关各方，各方有罪，都归我一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表态，对于尧、舜、禹、汤来说，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地认为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是“宇宙—生命”系统，即天帝之命的全息接受者，这种思想也传到了周。这里有一个秘密是人们不易觉察的，“简在帝心”，“帝心”此处便是“道心”，“简在帝心”就是“道心惟微”。“简”裁决判断之意。“微”，微妙之意。“道心惟微”也是说道心总在作最明确最准确最微妙的抉择。“帝心”、“道心”是一个心，这个心又是“人心”，此处是指尧、舜、禹、汤之心。这个“心”又连“万民”、“万方”之心。所以“尧”那里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汤这里则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皆是由于“天之历数在尔躬”。
“天人合一”、“天人本一”的最后秘密是：“天”的一切都要通过当下人心表现，人心当下的运动是“宇宙—生命”系统的全息。观察当下己心，“不自欺”就是“不欺天”，“欺天无所祷”。离人心无天心，离天心无人心。最终是无心，只有当下“允执其中”的过程。
周代的基本思想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所重视的是生活实践，在牧民、给食、理丧、施祭这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这样思维。具体地讲，首要的就是“对民宽”，也就是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薄责于人”、“虑以下人”的进一步延伸。“对己信”就是“不自欺”，办事就会成功。“不自欺”便可以做到“虑而后能得”，“敏则有功”。“吾心”即“道心”、“帝心”、“天心”，当然令一切人心悦诚服。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正是在从政上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了。
研究东方文化如果不搞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纲领性的语言，不围绕这个纲领，便只能把一切都搞成乱七八糟的道德教条，最后连这四句话也会成为一把把枷锁。
孔子的思想正是从这里脱胎而来，但他将这一切大大发扬了。最重要的发扬在于，他和老子一样，将这一切发展成了对“宇宙—生命”系统总规律的实践把握。道心即人心，人心即道心，不仅对尧舜禹汤，圣人是如此，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孔子才有“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而不是如古人那样以为这些只是圣人的专利。孔子的“有教无类”与一般的教育学无关，他认为一切人都可以掌握“叩其两端而竭焉”的“允执厥中”，即“不自欺”的“勿忘勿助”。他想教会一切人，尤其是他认为的“君子”。
从中国文化的普遍情况看，孔子以后，思想界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准确把握，多是越背离越远。但若就现实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来说，这种思想还是扎了根的，尤其是在知识阶层中，比如对宗教观念的否定。“不自欺”意识的普遍认同，就是中国“士”阶层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士”阶层的特点。这是非常可贵的。
理论上说不对，现实中能做对，虽不充分，但也没有大错。这便是孔子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落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真实现状。仅这一点，就为东方文化的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的希望在未来。
“人心”、“道心”是一个心，除了此心，没有天、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佛，“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的精华。孔子、老子把这一精华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的级层，是理论化也是深刻化，从这里找到了生命本质力量最根本的规律。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释迦牟尼的学说在印度发展成了佛教，在中国发展成了佛学。一个“教”，一个“学”，这区别是不得了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释迦那里，也在中国文化自身。用释迦自己的话说，震旦人最具有“大乘”根气。一句话，以释、道、儒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历史一定会证明这一点。
历史正在证明这一点。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我们这个时代是为道“损之又损”的时代，“道”找不见了，道又无处不在，今天人们最关注的是“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科学皆在弘道，而人却不知。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何物，然而这正是“道”的“无为无不为”呀！人们你们懂吗？
这个时代“为学日益”，益而又益，益而甚益，但远没有达到终极，离无限极乐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仍须“为道”提上一提，不然很难达到一个更高的级层。
跋
这是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原预计印上五千册，便不会再有市场了，结果当年又出了第二版，看来人们还是关心东方文化的。只此一点，我便万般欣慰了。
自《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出版后的一年中，我收到了数十位读者的电话与来信，有的人还找到我的家中，他们想让我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可把握的东西，我万般无能，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我只能说，回家去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便是东方文化的一切了。
在这本书里，我又给大家讲了孔子用心的基本原则——“不自欺”。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掉进这个“不自欺”中了，中国古代许多仁人达士便是掉在其中出不来，结果导致了中国文化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大衰败。“不自欺”实际也不存在，明白了自己是“自欺”，就是“不自欺”。孔子学说虽然伟大但终是未到究竟处，留下了不少麻烦。我们这本书是介绍孔子思想的，不得不围绕他的思想说透，决不是让人们去着意地找这个“不自欺”。事实上，今天的一切社会进步，尤其是科学的进步，都贯穿了一个全人类的“不自欺”。如果有人把“不自欺”又当成一个道德训条谨加遵守，那就令我太遗憾了。
现时代的人们把东西方文化的分野看得太重，好似二者水火不相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知”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没有这个“知”，就什么也没有。东方文化重在明“知”，西方文化重在用“知”；而东方文化强调在实践中明“知”，西方文化重在强调在用“知”中的哲学升华。看似两家南辕北辙，其实不然，人只有明了“知”，才能更好地毫无顾忌地用“知”，不至于因“知”造成灾难和痛苦；反过来说，人类就其整体来说，只有在用“知”明“知”中，才能“用”得越广泛、“明”得越深刻。马克思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提法，就已经是很接近东方文化的明“知”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必将彻底使全人类认清“人”与“生命”——“知”——“明德”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老子的预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样说来，个体人还有什么“自欺”不“自欺”的事呢？也有也没有，你只需一个“明白”。当你真的明白了个体人与生命本质力量的关系，一切自欺与不自欺，都是游刃有余的事。
“明白”，“明白”，“明白自己”，“明白生命”，这便是我想告诉我的读者的唯一一句话，千万别让那些把东方文化说得玄而又玄的人，把你又拖进死胡同中去了。
至于东方文化能给你什么，我只能说，什么都给了你，又什么也没给你。当你真的“明白”之后，自然会“明白”。
还是一个“明白”，一切都只是一个“明白”。
“明白”的力量无法估计，无法估量，也无法说。任何许诺都是骗局。
“明白”吧，人们！
为了“明白”，下面特将一篇专讲“生命”的哲理散文《生命与未来》附于全书之后，以飨读者。当你认真读完这篇哲理散文之后，会对我们这本书所讲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了解，从而分清完全不同的两种“东方文化”。
祝你“明白”！
最后，借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再一次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与韩敏同志。在出版市场举步维艰之际，他们能出版这本研究东方文化根本理论的书，实在需要极大的胆识。在此我还应感谢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支持过我的朋友们，如着名作家熊召政，着名画家李寿坤、全忠敏，以及刘心宇诸同道。
这一年多来，我生活无着，还需坚持写作，在经济上是孙凤人、许光玉、庞能良、徐书泳、罗洪、张彩萍、程琴、戴桂森诸同道给了我足够的接济，使我一家人得以有穿有戴有吃有喝，不然我也无法静下心来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