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 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段语录的最准确的注脚，应是《大学》。当每个人皆可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时，天下便可以归仁了。因此，儒家学说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样的“天下归仁”，便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正因为如此，《论语》前四段语录的根本内涵，便主要讲人应如何修身，即怎样去“明明德”。也就是说，为仁（学）应是由己，而不是靠别人。
紧接着，颜渊又问：“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一段颜渊问仁的语录，历来错解，在这里我们暂不去管它，留在后面讲。这里只是告诉大家，“学而第一”这一章自第五段开始，从“道千乘之国”开始，直到本章结束，皆是儒学关于“仁之目”操作的基本观点，即修身、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孔子对所谓“礼”的具体阐解。
“礼”，在孔门绝对不是单指礼节、礼教中“礼”的具体操作，如叩头作揖之类，而是一个“范畴”。这在本章第十二段有子的语录中说得十分清楚。“礼”的真正内涵是“和谐”，但光有这种精神还不够，还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外在，推广一定时代的人们容易接受的“礼节”之“礼”，这便是“礼”的完整内容了。
正因为“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一切人都可能达到“明明德”，孔门关于“礼”的操作要求，就特别强调每个人自己的修养。因为“明明德”说到底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自明自心，是自明自道，自明自己的“明德”，明白自己的生命本质力量。
这一切便是儒家“修养”的全部内容与操作程序。这在《论语》中应是讲得十分清楚的。
后代人为什么会大大偏离了孔门学说的原旨呢？原因有三，第一是没有把“明明德”、“止于至善”放在首位。第二，不知道人及人类的一切行为，总是来源于“至善”，又要回归“至善”。“明明德”是要我们知道：既然我们人类的行为是来源于“至善”，那么文明程度的提高，“礼”的提高就是必然的事。因为生命的本来面目，即从“宇宙—生命”系统全体说，从“明德”上说，必是和谐的，合于“礼”的。其在“用”上，即具体表现上的不和谐，只是一时的现象。从终极意义上讲，和谐是绝对的，不和谐是相对的。既然如此，对“礼”的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就是“归仁”，就是“明明德”，就是“止于至善”。这样说来，具体的“礼”不仅是变动不居的，而且也只是“仁”的表象，永恒的“礼”只是“宇宙—生命”系统本身。第三，我们在学习《论语》中所讲的具体的“礼”时，忘记了孔子及其弟子所处的具体的现实时代的人间生活，不了解他们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在“礼”上提出那么多具体的要求。反而把他们在一定时代的具体做法，变成万古不可更移的准则、模式，后人只能仿效，而不能更改、“损益”，这就只能把儒学变成一具僵尸了。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出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领导人物。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我们后世人的楷模，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后世人都应去模仿前人的一切行为。黄继光是伟大的，但后人绝不需要再像黄继光那样去堵美国人的枪眼，现在也没有美国人的枪眼可以让我们去堵。
孔门提出的许多道德原则，一是为了适应当时那个社会，二是为“明明德”。如果你仔细把它们研究透了，你会发现孔门的许多“道德”，实是都暗藏了对生命本体的认知。为什么儒学中的许多思想，至今还会被人提倡？其原因正在这里。一句话，孔子的学说，永远是“叩其两端而竭焉”。一方面它是“至善”、“明德”，另一方面又适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偏于任何一端，都可能错解孔子博大精深的思考。
南先生的《论语别裁》的毛病就在于他既没有把《论语》的研究落实到“明明德”上，又没有充分考虑《论语》产生的时代特色。
中国在商代之前，基本属于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时代，像尧、舜、禹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不竭力致孝鬼神。周虽提出了“惟德是馨”的口号，但并没有彻底摆脱巫术图腾崇拜，这从周代的出土文物中看得十分清楚。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既吸收中国古人关于生命本质力量的认知，又把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精华集中了起来，形成一整套的只属于东方文化的人本主义学说。他及他的弟子们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能充分强调个人品德，人际和谐，把社会风尚的重心转到“人”自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反潮流”精神。
这才是我们学儒关键要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