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先生虽然在解《论语》时，着重于道德上的解释，但在具体的文字解释上，一般无大错。“贤贤易色”，字面本义的正解，应是南先生所说的，“看到好的人事能肃然起敬”。接着《论语》的下文是举例说明，何谓之“贤”？在当时的中国，对儒门该提倡的东西来说，子夏举了三种“贤”的例子：“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样的人“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一段语录的重点在“吾必谓之学”。如果解这段语录，把重点放在“事父母”、“事君”、“交友”这三点上，那就本末倒置了，很可能认为子夏讲的是纯道德领域的东西。
“贤贤易色”是生命运动，也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特色。“明德”之于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正在于人可以对外界事物作出判断，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贤愚等等。动物的“明德”却只是求与自己的本能相对应，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正是由于此，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只能主要集中体现在“人”身上，“明德”是任何生命体都可能具备的，“明明德”则是只有人才能具备的，而“贤贤易色”则是“明明德”的表现之一，它也可以说是“明明德”的具体过程。正是由于我们可以在看到好的人和事之后肃然起敬，才能知道在善善恶恶的社会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至善”，知道它是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就是因为他观察到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仁”的美德，以此为标准，推衍到“天之德”，明白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仁之美者在于天”。
子夏虽然在举例时，只把“贤”局限在他认为最典型的“事父母”、“事君”、“交友”上，但这不妨碍我们把“贤”的概念推而广之。时代不同，“贤”的内涵就会不同，我们今天的人，怎不可以对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管理家……而“贤贤易色”？
把“贤贤易色”解死了，就无法“止于至善”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见到的“贤”，就是生命本身展示给我们的生命自身的光辉，但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必须以人为载体，别人的“贤”，也必然可以成为我的“贤”。我们对贤肃然起敬，也就是对生命本质力量自身的肃然起敬。
我们的这一解释新奇吗？如果你了解了佛道两家的基本思想，就不会认为我们的解释牵强了。我在前文说到的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孟子所说的“民视自我天视”，反过来讲也是在说，圣人能思考到的，老百姓也必然可以思考得到，圣人心、百姓心实是一个心。“宇宙—生命”系统整体与个体生命的关系问题，在我的头一本《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中，已作了明确的阐述，读者可参阅。
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充分说明人的肉体之“外”，有一个生命的本质力量在独立运动着，那才是“真我”。如果你不信，就看这个人类创造的历史，人类创造的世界，它只是全人类的，这世界的创造中都包含每个人的创造，但每个人在其中都找不到“我”。
明白了生命整体与生命个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之后，再来看“贤贤易色”的正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见贤思齐”、“贤贤易色”了。
“贤其贤”正是由于有“明德”。不是生命之知，不是人的独特的生命之知，我们就不知什么是“贤”，当然也就不会“贤其贤”了。贤其贤的能力是生命本来的，贤的标准也是生命在展示自己的过程中确立的。我们的“判断”，实是随生命的展示过程而发展的。比如黎明时与日照中天时，我们见到的外物的美是不一样的一样，“贤”的标准也是变动不居的。
正因为此，我们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生命”系统的一个表现形式，能在别的生命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贤”，也必然会在我身上表现出来，只不过现在在我身上还未表现，所以才会引动我的感触，觉其贤而肃然起敬。如果我根本不知其“贤”为何物，我怎么会感动呢？
事父母尽力，事君献身，与友交诚信，是孔子时代常见的“贤”。对于这些“贤”，由于他可以使我达到“明明德”，知“明德”，所以我与他都是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
我能知他“贤”，却不能知他在“用心”时在哪儿着力，当然不知他“学”了还是“未学”（是否是明了明德）。但“我”是从他的“贤”中见了“明德”的客观运动的（也是主观的），我通过他，明了明德，所以“吾必谓之学”。
反过来讲，正因为“吾必谓之学”，他必然是“已学”，不然他不会令我觉其“贤”。
如果再进一步说，我知他“贤”，贤其贤，我自己已是“贤”了，所以“吾必谓之学”。见贤为贤，并能肃然起敬，本身就是“学”。
在东方文化中，主客体永远是一体的，知与行也是一体的。如果割裂二者，那“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就只是对贤者的赞扬。这不能说不对，但距东方文化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