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欤？抑与之欤？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 人之求之欤？
南先生解先哲思想，永远脱离不了他强调的做人的道德圈子，解佛是如此，解儒也是如此，对于一位熟读佛经的老学者，我们不想说什么，只是希望南先生不要永远在“我相”、“人相”中做文章。
南先生认为温良恭俭让是对孔子的素描，似乎孔子就是这么一位圣人。我们请南先生回忆一下，孔子厄于陈蔡时，高呼：“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有什么温良恭俭让？当弟子们怀疑孔子与南子有染时，孔子大呼冤枉，发誓说如果我真有什么，便当“天厌之！天厌之！”这也是温良恭俭让吗？
为了照顾一般读者，我们先将此段译为汉语：
子禽对子贡问道：“（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要了解那里的政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希望得到什么，还是希望给予人家什么呢？”子贡回答道：“（我们的）老夫子凭借温和、良善、恭敬、节制、谦让的态度得到了他要得到的，他希望得到的，大概和其他人想得到的没有什么不同吧？”
这段语录的翻译在不同的教授那里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纠缠不多关心，因为差异不太大。
我们这里要问的是，“温良恭俭让”是人们必须达到的一种道德修养，还是一种思想方法？
这是我们和南先生根本分歧的地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正如南先生所说，大半都在追求这五种东西（温良恭俭让），前期和后期却是大大的不一样。在前期，温良恭俭让只是人们“致良知”的一种思想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前文介绍的，“戒慎恐惧”的正面运用，以求人们不堕入主观妄想之中。到了宋以后，这五条便完全脱离了思想方法的范畴，变成了一种君子必须达到的人格修养。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批呆君子与伪君子。
这一段语录是很清楚的，子禽问子贡的是，孔夫子急于闻人之政是什么目的。子贡没有正面回答，只回答了孔子据“以得之”的方法，反过来又问子禽：“你认为孔子是想得什么？孔子的得与普通人的得有什么不同？”
温良恭俭让只是人们应该掌握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法，就是要充分保持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客观性。正如我们前文所讲到的，儒家的文字表述系统充满了伦理道德的色彩，但目的只为“明明德”“止于至善”。“戒慎恐惧”个人的由时代角色意识造成的主观愿望干扰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温”的反面是“浮躁”。
“良”的反面是“恶念贪念为先”。
“恭”的反面是“好为人师，不知强为知”。
“俭”的反面是“贪得无厌”、“急功近利”，就是说，研究问题只是专为达到狭隘的私人目的。
“让”的反面是“急于争抢利益”。
以浮躁的心态，为了先入为主的个人功利，或是专想得到某种利益，或是想以破坏人家的利益的功利目的，去研究人家的“国政”，在研究时，见人家稍有利益便想立即攫为己有，这些都是我们称之为时代角色意识必然要犯的错误，极容易犯的错误。以时代角色意识屏蔽了对客观历史的正确反映，是不可能对事物的运动变化有一个正确而客观的认识的，必导致主客观分离，失败、痛苦是随之而来的“报应”。
事实上，这正是我们今日所谓的科学态度，今日任何一个科学家在科研中只要有成就，都是自然而然做到了“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只有当它和为了“明明德”的思维方式融为一体时，才是可靠的道德。如果不是如此，而只是一种律己的手段，即便可以成为统治一时的东西，早晚还是会被淘汰的。随着生命奥秘完全裸露在人类面前时，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那时，真的道德便诞生了。而那时人们并不认为那是道德，而是本能的习惯，便似我们今人走在大街上自动靠右走是一样的，和我们今日所谓的科研心态是一样的。
至于孔夫子是不是真的想得到什么，子贡没有正面回答，这是十分巧妙的。李卓吾在批《论语》这段时，有一个绝妙的眉批：“子贡之言巧甚，‘夫子之求之也’二语，不过形容其得之之妙耳。”
这个“妙”，有三层解：一是，如果可以得，孔子也不会拒绝，孔子不是一生都希望到一个国家去主政吗？二是，具体的功利达到与达不到都没关系，因为他毕竟有所得，得到了客观的真实情况；三是，以这种态度生存着，以致自然而然达到一种境界，便是永远在进行着的生命的审美，就是不断在“明明德”，审美本身无所谓得，也无所谓无得，这才是真正的“人格修养”。你说孔子是有得还是无得？有得也无得。
孔子是普通人，孔子又不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