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是一切华人耳熟能详的格言，几乎不需要解释。
这段语录也是描绘性语言，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是人就得是这样。后人只要把它解成现代语言懂了，就行了，不要乱引申。
但是，面对这段不需要解释的语录，真正吃透其精神的人并不太多。南先生说，这段语录不过是讲了人生经验的积累，但依我们自己的人生体会，孔子讲的这种生命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未必只是“积累”的问题。人与人经历相同的不多，有的人经历丰富，有的人经历很少，但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心理的成熟状态却是差不多的。依我个人的经历，我可谓是人里面少有的经历丰富且复杂者，地狱、天堂，在家、出家，经历多多。但仔细品味，单纯的“经历”并帮不了我什么忙，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上下不会差过一二年，孔子说的几种心理状态自然而然便体会出来了。我也问了不少朋友，他们也和我有同感。我们只是惊奇孔子概括的准确，但怎么也讲不清其中的道理。
人们对自己的意识行为，总认为只是个体的，个体人自己可以完全操纵自己的一切行为。这是一种幼稚，或者说是生命的一大误区。
对于东方文化来说，人的意识并不是完全可以由自己主宰的，人的意识只是宇宙生命总流程的折光反映。说到“认识”，其作用总只是折光的，只有你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之后，只有当每个人把自己的认识当成只是社会整体实践的一部分时，个人“认识”才是有效的。
所谓经验的积累，实际上不过是个人与全社会的沟通问题，这种沟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个人的社会行为越是扩大，思维就会越成熟。人类心理的成熟确实与视野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体会到一个视野开阔的人，与社会沟通量大的人，其“智力——心理”结构往往优于视野窄狭的人。
这一切仍然是表象，更重要的是，生命有自己独立运作的轨迹，并不完全依赖人的意识，反过来，正是生命自身的运动轨迹，决定了人的思维水平意识状态。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发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样一些生存状态，因人而异的情况很少。不同视野、不同知识、不同经历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自己的“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顺”……这没什么道理好讲，是每个人自己都能体悟到的。
孔子明确提出这一切，正是要人们认识到肉身的“我”并非真我。大多的人在三十岁之前血气方刚，似乎自己是无坚不摧的，自己头脑中所能想到的，以为都能达到。只是在经历了无数失败之后，才知道主观妄想的作用是有限的，此时便自觉不自觉地了知了生命的本来。也只有领悟了生命本来面目的人才能找到真我。真我也不外于假我，但假我毕竟是假我，所谓“四十而不惑”就是不为自己的幻想妄想所惑。人类认鬼神为真，就是一种“惑”。“五十而知天命”，事实上也无天命可知，不过是此时更进一步自觉不自觉地识得了“真我”的存在及其力量，“我”的主观意愿并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全部行为。有人不理解这种现象，认为在人的行为之后有一个“天命”在主宰着自己，这不过是认识上的本末倒置。你认为有“天命”在主宰你，不正是你认得了“天命”吗？主宰了“天命”吗？你能不去自觉调整自己的意识吗？这种调整使真我假我达到了一种统一，人的心态自然平和了，也就少犯错误了。正因为如此，到了六十必耳顺，七十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东方文化关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观念，不是某个天才的臆造，也不是某个天眼依神秘之力窥见的，是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的结果。
人们还记得，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吗？“慎终追远”，正是由于自己主宰了“天命”，其德性便自然归厚了。
东方文化不是不讲道德，但没有僵死的固定的道德，道德只是人们主宰了“天命”之后的自然流露。当人们心里个人欲望与“天命”主宰趋于相对平衡之时，自然便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此时的“欲”，已经不再只是个体人的盲目的自然之欲，而是与自己主宰了天命之后的“欲”统一起来了，所以这种“欲”就是合于“礼”的“欲”，就是合乎社会道德的“欲”。
这在《大学》中已是讲得十分清楚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次序过程，与“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不正好是一个次序吗？“虑而后能得”之“得”，不正好是“民德归厚”的德吗？
“知天命”即是“止于至善”。
“知止”后的定、静、安，正好是“六十耳顺”的“顺”。
“能虑”正好是“七十随心所欲”的“欲”，“虑而后能得”正好是“不逾矩”。不逾宇宙天地之“礼”也，“矩”即“礼”也。这样的结果既是有“德”之得，也是成功之得。
所以中国人从来是“功”“德”连称。
南先生对这一切的解悟似乎是浅了一些，他局限在个体人自身，而忽略了个体人与“天命”的沟通，即与“真我”的沟通，也就是与社会历史的全面沟通。事实上是不知“真我”是什么。人与社会历史的全面沟通本身，便是“真我”的显现过程哪！
今天的人类怕是正在从“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迈进，自孔子至二十世纪末正是人类的“而立之年”，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人类为了自立于宇宙之中，不被外界的“鬼神”所左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实是无代价，除了一代代人演出的活剧如过眼烟云一样散去之外，这宇宙、这世界又少了什么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贝多芬的那些血气方刚的交响乐，便可领会到在“而立之年”的人类，是怎样的豪迈、奔放、自信。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进入“不惑之年”。今天人类的根本之“惑”是生命之惑。当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再在“生物”与“生命”之间画上一绝对的等号时，人类的“生命之惑”便会初步得以解除了。
南先生你明白这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