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开始了自己艰苦卓绝且漫长的“生命观”转变之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也产生了一位文化巨人，他叫释迦牟尼，他几乎是从全新的角度，开始了对“人”的思考。
佛学博大精深，在这里我们只能就释迦关于“人”的思考的最粗浅的内容加以介绍。
《楞严经》是佛学入门着作，释迦从人的最切实最普遍也是最简单的东西，即人的“感知”入手。
凡感知必有“心”。在东方文化的古典原着中，“心”是人的知、情、意及全部精神活动的统称。正因为如此，释迦对“人”的思考，是从“七次征心”入手的。所谓“七次征心”，就是从人的感知活动的各个侧面寻找“心”，“心”在哪儿？“心”是什么？“心”的作用是什么？“七次征心”逻辑之缜密，推理之精到，是古希腊乃至古希腊之后，西方人关于“人”的思考，根本无法企及的。一切热衷于思考人的朋友，热衷于东方文化的朋友，最好能系统地详尽地阅读一下《楞严经》这部伟大的东方文化名着。
如果用现代人的语言来介绍释迦关于“心”的观点，大致可以这样讲，“心”本无心，也有心，它是全“宇宙—生命”系统能量的总和。
“心”本身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但它绝对是“在”，就其整体说其本来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心”的这个“在”，是与万物众生——“宇宙—生命”系统的“在”相一致的。有万物众生就有它，没有万物众生也找不见它。所以我们用“宇宙—生命”系统这个现代概念来表述它。
“心”本身无所谓动也无所谓不动，但在本质上它是如如不动的。“心”的“动”，是与万物众生的无常之动、“宇宙—生命”系统无常之动相一致的。万物众生动，它便动，万物众生不动，它也不动。其实这也只是镜面上的假象，就其本来的真相说，它是绝对不动的。正因为它不动，才映衬出万物众生的无常之动。最好把它理解为永恒的镜子，镜面映照万物众生之动，而镜子本身是绝对不动的。
“心”本身无所谓个体也无所谓整体。谁也不知它有多大，谁也不知它有多小，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但是，它必须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任何个体的意识、感知都只能是“实像”——“宇宙—生命”系统总体运动的扭曲的折光反映，凡被“反映”就是假象。人类的“明德”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可以透过这些无穷无尽无边的假象，识得“真像”。譬如眼睛，眼可以见万物，但绝对见不了“自己”，凡有所见皆非“自己”，但是正因为我能见万物，所以虽我不见我，但我知我“在”！
东方文化，不管是佛、道两家也好，儒家也好，对于“人”的体认都达到了这个水平。从中国与印度的古文献看，东方文化三大家学说产生以前，大量的东方贤者，大半都接近于这个观念。比如《论语·尧曰第二十》中，尧对舜的指示：“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里的“中”，准确地说应是“允执其中”四个字，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心”，或者说是在动态把握中的“心”，它已经包揽了一切。也如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的启始与终了是找不到的，有了“允执其中”的“心”，万物就有了“名”，也等于有了生他们的母亲。反过来说，“四海”、“天禄”——天地宇宙不就在“允执其中”的过程中吗？不全在“心”的运动过程中吗？舍了这“允执其中”的心，还有什么可说？当然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儒家学说中的《大学》讲得更明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正是“宇宙—生命”系统赐予人的意识力，感知力，“明”了这个“明德”，就是“大学之道”。这道，一头是“亲民”，一头是“至善”，允执其中的便是“心”。
正因为如此，东方文化三大家在对待“人”——“我”的问题时，几乎一致强调“勿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吾之有患者，在吾有身”。
活着，就是“允执其中”，也是“允执厥中”，你想“允执其中”，也是“允执其中”；你不想“允执其中”，也是“允执其中”。最好是明明白白“允执其中”，你的痛苦就没有了。人类的一切的痛苦，就是只知“我”的存在，而不知“我”的存在要依附“宇宙—生命”大系统的存在，而你对大系统，永远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但能明白自己不可能是全知全能，也就是全知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