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读《论语》最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解文字。一味地解文字，就字面讲字面，非出差错不可，儒家思想越传越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比如“祭如在”，人们很容易解成祭祀时要诚心，不诚心便不对。有人讲这段语录时说，这是要求人们干什么事心中要有什么事情在，祭神，就要做到如同神在我心中。
宋儒是这样讲的，今人是这样讲的，南先生讲的也没有什么新意。这样讲的结果，必是把“诚意”、“正心”讲成了道德要求。而“诚意”、“正心”又是一切儒家弟子都明白的、儒家“修身”的最基本“要求”，学儒先学“正心”、“诚意”。错了，一旦你把“正心”、“诚意”当成道德要求，“正心”、“诚意”便成了两把刀、两根绳、两把锁。刀，剜你的心；绳，捆了心；锁，锁了心。人便成了死人。
我们常说宋儒的“理学”，尤其是到了康乾之世，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变成了“阉人”。正是由于此，社会的活力就不是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了，而是表现在地痞、流氓、浪子、还俗和尚、邪教道人等等流氓无产者身上。他们没有文明，也不想要文明，他们的“争”必表现为不择手段的杀戮、抢劫、诈骗，不可能如知识分子那样“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完全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规律。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直在争夺着对中国社会的领导权。一头是以流氓无产者为代表的野心家集团，一头是以“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头一个集团占上风时，社会表现为大乱，第二个集团占上风时，社会表现为大治。而大乱转大治、大治转大乱的转折点，全看“士”集团自身是否被束缚。“士”的被束缚不是被别人束缚，往往是被“正心”、“诚意”两根绳子捆死了心，两把刀剜了心，两把锁锁了心，成了文化阉人。
是不是“正心”、“诚意”错了？
不，正心、诚意，无错无不错。
“心”是什么？心本无心，有影像过则有心，哪有离了对影像认知判断的“心”？没有心，只有“允执其中”的过程。既是这样，“正心”又应如何操作？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便自己设置许多标尺、标准、原则、条文……让“心”去符合，事实上是让现实去符合“原则”，这样的心不仅不是“正心”，而且是“死心”、“半死不活”的心、“阉人”的心、“邪心”。
“祭如在”不是要求，而是描绘。
每当你祭祀时，问一问你的心，“神”在不在？“在”，便是祭；不在，便不是祭。不要勉强去祭，实在祭不了，不去祭，正好是“祭”。所以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
我的心没有参与这个祭，就如同不祭。
“吾不与祭，如不祭。”各家的解释纷纭复杂，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实在祭不了，不祭，便正好是“祭”，对不对？牵强不牵强？请看：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进了太庙，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恭恭敬敬去叩头、作揖、奠酒……而是每事问，好似什么也不懂的样子。有人对此看不过眼，便问道：“谁说鄹人之子（孔子）知礼呀？一进门不好好礼拜，这也问，那也问，像不像话？”孔子听到这个批评，便笑道：“我这就是礼呀！”
方外史批曰：不知便问，（决不盲从）是孔子直心道场处。若云虽知亦问者，谬矣。
不知就是不知，不知就问，不要本来不知，却偏要随人家去演一个礼拜的猴儿戏，那就是迷信。
想祭便祭，不想祭便不祭，决不勉强装样子，陪着那些乱叩头的人装样子。祭便祭，不想祭便不祭，就是“正心”、“诚意”，就是“不自欺”。
灭宋非金，非辽，非元，非秦桧，非高宗；灭宋者，朱熹也。中国历史在最近数百年的衰亡，正是由于康雍乾用理学缚了中国人的身、捆了中国人的心。谁捆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文明活力的心，谁就准备让邪教教主来补这个空缺，扰乱国政。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
“射”，你也射，我也射，我们用心的着力处不一样，我想射穿牛皮就射牛皮，不想射穿，作一个射的游戏也是一样的“射”。
南先生解这段说：“这一段是说明做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
错了！这还是董仲舒“明其道不讲其功”的滥调。
细心的读者读这些大师们的书，一定要仔细辨析他们和孔子的细微差别之处。南先生在这里，把“道”与“功”分成两个了。我们说，无功就不是“道”，否则，“道”便成了道德之道、空谈之道。问题在于“功”是什么？我要的只是我的“功”，我认为的“功”，管不得别人。我想成功的一定要成功，我可以为了这成功，不断调节自己的判断、决定，这就是我合于“道”的过程，这便是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我成功了，是“道”的功劳，我不成功说明我还不合于“道”。问题在于我说的“成功”，不是别人对我的要求，而是我的心对我的要求，“入太庙每事问”便是我的成功，便是我的“道”，我的“礼”。“功”与“道”决不是两个。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南先生解这一段很特别，说王孙贾对孔子说这一段谚语，是想让孔子讨好王孙贾这样的大夫，而不要光讨好诸侯。这样的解释，很巧，很幽默，而“获罪于天”却无着落处了。对于这“天”字，南先生从中国人的宗教观扯到西方人的上帝，始终也不知孔子说的“天”到底是什么？
孔子此处的“天”，正是与王孙贾说的“媚”相对的一个概念。
什么是天？天本无天，显像于心，便有了天。“天”就是我“在”。我无心讨好谁，你非教我违心去做，便是“媚”，便是自欺。凡“媚”，凡自欺必“获罪于天”，任何祈祷都无用。
“天”，便是你的“好好色”、“恶恶臭”的“良知”，天便是“在”。
岳飞明知撤兵会使灭金的北伐大业功亏一篑，却非要为一个“忠”字，返回杭州去满足皇帝和宰相的无理要求，天便不饶他，非杀他不可。
“天”，太虚无缥缈了。不，天很具体，那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
不知“实事求是”四个字是谁发明的，这个人太伟大了。
“祭如在”，心中“在”，就是祭。但也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所以：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既然现在要祭神，要拜君主，那就按规矩去做。谄与不谄，是自己把握的事，与形式没有关系。讲形式，不过是显示我的文明程度。我已是“巧笑倩兮”，“绘事后素”不是更好吗？
照孔子这样，真是事事恰到好处，可惜后人学死了。
祭，若是不如“在”，不是祭之奴，便是祭之狂，都是错的。
“吾叩其两端而竭焉。”
为了清楚说明我们的观点，讲王阳明的一个故事供人们参考。
王阳明在江西擒拿了造反的宁王朱宸濠，正准备押解北上京师。此时，昏庸的武宗天子想自己独揽平征宁王的大功，示意手下太监叫他们告诉王阳明，再把宁王重新放到鄱阳湖上，等武宗亲自重新去擒。王阳明一眼便看出这是皇上的荒唐，他虽不能去投君主之所好，但也不贸然反对。于是，他便把宁王押解到当权太监张永的营中。张永不见，王阳明大呼闯门，张永不得不见。王阳明在张永面前，直陈其言：江西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如果王师也来添乱，那就会发生不测之祸。王阳明终于说服了张永，张永也就把宁王留在了自己的营中没有放走。后来为这事，王阳明屡遭奸谗之人的攻击，都是张永出面予以解救的。
王阳明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正心”、“诚意”，不亏己心，不亏己意，才是真正的“祭如在”，真正的忠孝仁义，所以孔子会接着斩钉截铁地说：“吾不与祭，如不祭。”
后人不是如绑如缚的奴才，便是狂言胡语的不驯之徒。
孔子自己何尝不也是处处如此呢？孔子微服过宋，不就是一个明证吗？
这便是真正的“祭如在”，强调的是一个“在”字，而不是“祭”字；但无“祭”，也说不上“在”与“不在”。人们，细思之，细思之。“八佾”一章，何尝只讲一个“礼”字？何尝只讲了一个“礼乐衣冠”？何尝只是一个文化艺术？
人们，千万不要上了大师们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