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
孔子这段语录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历代学者几乎没有太大的异议，这段话的本意是：
“能以礼让传递国家政权者，（自然会合于礼）这样的国家治理起来有何困难呢？如果你得到政权却没有以礼让为手段，你还能用礼让来治理这个国家？你能把礼当成什么东西呢？”
南先生实在是道教的好弟子。借着“礼让”二字大讲一番所谓的道家思想，好似尧舜禹都是道家弟子，伯夷叔齐也是道家弟子。
我们能说什么呢？老子的思想真是可以“用”的吗？如果是教授学者们如是说，我们不会说什么，你认为能用，你便去用吧，也没有什么对与错。但对于一位修炼有成的大师级人物南怀瑾先生，他也说《道德经》可以运“用”，我们便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如果《道德经》真是如某个物理学化学学的公式定义一样有实用价值，老子也不会如黄鹤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南先生还要说：“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
可不是嘛，周代有姜太公，汉代有张良，蜀国有诸葛亮，唐代有李淳风、袁天罡，宋代有陈抟老祖，元代有邱处机，明代有刘伯温、宋献策，清代呢？中国的历史便是由这样一些人拨乱反正的？！
东方文化永远不具体规定“用”的原则与方法，尤其是老子特别强调这一点，释迦关于“用”的许多议论，只是导你入门的一些手段，以及满足某些有心理偏见的人的“黄叶止啼法”。孔子谈“用”，只是针对人类走出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之后的一些提示，以及他自己心“行”的一些直观体会。
东方文化说到底，只是个“明白”。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生命的本来面目，自然而然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在改变的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原则。
南先生笔下那一批在中国历史上“拨乱反正”的人物，说到底，大半是一些术士，或是沾染了术士气的人，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负面影响多于正面的。中国人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走出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的民族，但查一查中国的历史，以鬼神为内涵的神道设教，即所谓的邪教一直没有真正绝迹。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还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原因之一便是有这样一些儒冠道袍者在其中兴风作浪。正是这些术士，几次令中国文化差一点倒退到了图腾时代，如元、清两朝宫廷中发生的那些轶事便是明证。我们不否定上述术士有一定的文明水平，不同于邪教魔头，但其骨子里对“术”的崇尚，给中国文化造成的负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些人一旦和流氓无产者结成同盟，社会的大动乱便会立即产生。
南先生大讲这些人的功成身退，这和中国古代史发生过的、儒家提倡的“礼让”根本不是一回事。
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管南怀瑾自己如何说，也不管社会上的人对他如何看，在我系统研究了他的着作之后，可以明确地说，他一不是佛家，二不是儒家，三不是道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道教徒。
南怀瑾的失误不是在个别问题上解错了东方文化，而是从总体上讲，对东方文化大半不通。
“礼让”与“功成身退”能是一个概念吗？能互相类比吗？
尧舜的“礼让”精神，体现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某种人文主义的民主精神，是政权的一种和平的有秩序的交接行为，严格讲应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种“文明”。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清这种“礼让”的具体内容。孔子看重的只是他的“文明”，孔子希望这种文明精神能永远延续。这和后来的一些术士明哲保身的“功成身退”，根本不是一回事，尧舜禅让是功成身退吗？南先生以这些术士的明哲保身类比古人的“礼让”，是概念的混乱，以这种术士作风对比西方现代文化的进取精神，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大家认真看一下我们在后面对《尧曰第二十》的解释，更会明白上古的“礼让”与术士们的“功成身退”有天壤之别。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这又是孔子一个极深刻的观点，和南先生所说的立功、立言、立德，并不完全是一样的思想。
一个人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是要从天地大道上明白，自己这种地位是如何来的。不怕没有人了解自己，而是要做与众人心相通的事。
社会地位的高下好坏富贵贫贱，是历史给的，你自己无力改变他，也不必改变他，但你得从“明明德”、“止于至善”的高度，看自己之所以有这种地位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个“明白”。一旦真的彻天彻地地“明白”了，你的地位不变也是变了。你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问题是你是否如“明德”、“至善”那样“亲民”？
一句话，人的真正追求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明白”，别无其他。说到底是一个审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