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龙袍冕旒非关“我”
我们说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对当代人来说也许是太稀奇了，人怎么可以和“生命”是分离的呢？这对中国古人来说未必是十分晦涩难懂的事。在中国古代与世界各国古代一样，都认为有“灵魂”这个东西，甚至产生灵魂即生命的观念。对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来说，这是它的基石。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逐渐抛弃了这种愚昧的观念，中华民族是第一个自觉走出这种生命观的民族，到了现代，相信灵魂实有的人已经是微乎其微了。但是，人类又堕入了另一个极端，肉身即生命。今天的生命科学，严格地说是从有机化学发展起来的，不过是把有机体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从终极上讲它并没有揭开“知”的奥秘。但是，它可能要打破人们关于肉体的“生死”之谜，这便有助人们揭开“知”的奥秘了。
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既否定“灵魂=生命”的观念，又否定“肉身=生命”的观念，直接从生命之成为生命的最根本特性的“知”入手，以实践理性为手段，希望最后解开生命的奥秘。这种方法到底对与不对，我们不去管它。我们的任务是把东方文化这一古老的、却早被人遗忘了的观念，介绍给当代人，当代人是否可以接受，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志左右得了的。
从我们可以见到的大量的上古文献资料看，这种独特的生命观，肯定是早就存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分子身上的。过去我们无法理解中国上古的禅让故事，为这些故事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看来真正的理由应从中国上古文化精英的生命观念上去找。
中国文化之所以产生这种独特的生命观念，最少应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观与透辟的辩证思维方式有关，如果没有这两条，中国人很难产生这样的独特的生命观念。如果你不抱着打卦算命的实用目的去读《周易》，就会发现这种生命观早已包含在了《周易》哲学中了。
正因为如此，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才会产生儒道两家如此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
在此之后，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此没有足够的支撑，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用，这种有着深刻辩证精神的天人一体的生命观被扭曲了。最能迷惑人、最似是而非的扭曲，便是将这种生命观变成一种道德哲学。这叫留其皮毛，而去其灵魂。我们之所以要和南怀瑾先生商榷，其根本原因便在这里。
中国上古的这种生命观不管如何扭曲，终究是全面支撑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任何扭曲都是花絮，其主干仍然没有彻底死亡，也不可能死亡。观察一下中国的艺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东汉、魏晋时代，佛学的传入，第一次呼应了这种古老而深刻的生命观，大唐的兴盛，正是这种生命观的直接成果。宋代理学在其前半期，张周二程那里，仍不失延续了这种生命观的精华，虽然有朱熹的大扭曲，以致形成“朱学”，但精华的种子并未泯灭。到了明代，在西方世界文艺复兴的高潮中，王阳明及其弟子，又一次冲破“朱学”的牢笼，展开了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如果没有清王朝的愚昧统治，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非常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是世界科学技术大振兴大发展的时代，科技的这些直接成果又指向了人类的生命观问题，尤其是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已经接近了否定生命与肉体绝对直接相等的观念的时代了。这时，我们再返回头去看中国人那古老的独特的生命观念，起码得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生命的认识，实在是伟大至极。
这难道不令我们欣慰吗？
泰伯三让其位，既然可以被孔子称为至德，我们便可想见，泰伯应是孔子、老子仰慕的“道”中人。“民无得而称焉”，人民并未从泰伯身上得到什么功德，反而要极力称赞他，可见在那个时代，得“道”之人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一句话，在中国文化中，衡量一个人的标志，不是实利，而是“道”。
孔子是站在“道”的立场赞扬泰伯的，而南先生是站在“道德”的立场赞扬泰伯的，“道”与“道德”一字之差，相距便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孔子赞泰伯，是因为他识了生命本来面目，颜回不把贫贱当回事，泰伯不把富贵当回事，都是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反过来说，这二位真得了富贵，他们也不会当回事，但这决不是说越贫贱越好。依南先生对我们的教育，那就是只能要贫贱不能要富贵，这表面上看来很高尚，但真这样做了，我们仍然是“利益”的奴隶。
这便是我们与南先生分歧的焦点，也是“道”与“非道”的分歧焦点。
孔子学说有一个口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对《论语》的解释，如果违背了这四条，那就全是错的，南先生明显是违反了这个口诀。
再请看下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 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这一节有几个必须注解的字：葸，猥琐也；绞，纠缠不清也；偷，浅薄。
恭、慎、勇、直，明显是道德，但无“礼”就都是毛病。“礼”，本意是和、和谐，这在实际生活中很不好掌握。中国人的“礼”，是从“天道”中引申出来的，人们可以看一下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就明白了孔子说的“礼”是什么意思了。狼吃兔子，兔子吃草，草春生夏旺秋凋冬灭，与生物对它的需要往往是对应的。又如水，可冰，可水，可气，逢热成气，逢冷成冰，正好在地球上形成一个循环。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天下万物凡能存在，皆是因因缘和谐。这便是中国文化所谓的“至善”的“仁”。
道德，若不是“至善”的，不是当时当下所自然流出的，便是桎梏，便是邪道，便是伪善。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是指此而言的。
人们自可把《论语别裁》和孔子的基本观点对比一下，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和南先生商榷了。
南先生对于这段语录，下口便说这是关于“政治领导学”的，其根据在于后四句：“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仅此一说，我们便明白，孔子说的“毋我”，南先生没有真懂。这一点在拙着《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中有过详尽的分析。这正是东方文化最深刻的地方，也是最神秘的地方，稍有偏差便可能落入神鬼怪异的泥坑。
东方文化认为，“我”这个有机体只是生命的载体，生命有自己的不以有机体主观意识（意）、意志（必）、欲望（固）为转移的规律。我们举几个例子，便可说明这一点。公元前五六百年间，全世界一下出了那么多的伟人，东方有老子、孔子、释迦及他们的弟子们，西方则有柏拉图、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他们几乎都在探索宇宙的终极真理，可以说是群星荟萃。这是为什么？
十四、十五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中国则有王阳明、张居正、汤显祖、《金瓶梅》的作者，他们几乎都在探索着人性解放的大课题，这时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群星芸萃。这是为什么？
再看当代，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都不可能独自鹤立鸡群，任何新的东西只要一出来，马上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人类要打破生命即是人的肉体的生命观念，除了依赖生命科学的实证之外，还应有这样博大的历史眼光。
我们说的这些似乎离题远了，但人们只要仔细想一下，实是一点也不远，任何一种真正的文明一旦产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早晚会成为一切人类的财富，这里当然不排除教育与传媒的作用。但在二千五百年前，以及十四、十五世纪，东西方几乎没有交流，为什么大家会想到一处去了呢？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举这些尽人皆知的例子。如果可能，简直可以写一部百万字的巨着。
至此，人们还不明白孔子所说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的道理吗？
一种文明一旦兴起，早晚会成为一种世风的，“德不孤，必有邻”嘛！但你必须“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不是说哪一个人自己主观意识欲望想达到这一目标，你就能“笃于亲”、“故旧不遗”，其实正是生命观达到了这一步，社会历史达到了这一步，那么“民”也会随之而来“兴于仁”，不是你的模范作用，你不过早走了一步而已。这是生命的本体本来之意。因“意”、“必”、“固”、“我”产生的意识，只是“宇宙—生命”系统运动发展变化的折光幻象。
懂了这些，人们也就会理解孔子在《论语》中的那些无比自信的语言了。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懂了这些，人们也就不会认为颜回、子贡对夫子的赞颂是过誉之词了。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