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 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 而竭焉。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五段话是互相矛盾的。“子畏于匡”是说孔子在匡地让人抓起来的故事，一个“畏”字活画出孔子此时的担惊害怕，但孔子说出话来却是一点也不畏，这是很有意思的，“斯文”即文明，孔子认为自己传承了文明的精髓。如果老天不让文明存在，早就可以灭了它，现在这文明既然在我身上表现出来了，匡人又能拿我怎么样？
这便是王阳明说的，久久自然得力处，只要你坚持直抒胸臆，即正确反映“宇宙—生命”系统在你这一方的运动状况，你和天便同体了。这种“同体”不是主观认定的，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乃至无穷，逐渐使心灵得以充实的。这种“同体”与主观臆断毫无关系，是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的自信心，所以孔子说要到五十方可知天命，心中才会是一片晴朗朗的天理，到了这种境界，不是你的心随境，而是境随你的心转。这不是说主观的“心”真有移山填海的本事，而是对于天地的运动运转，你自会先有感触。这正如一位科学家，正确地掌握某种仪表久了，对自己这个仪表的性能掌握透了，连仪表的毛病（如意、必、固、我等等毛病）都掌握透了，虽然仪表上显示的图像有偏差，这样的科学家也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会自然而然把偏差的因素考虑进去。明白它、掌握它，偏差就不是偏差了，毛病也就不是毛病了。科学家对此越熟练，判断越正确。人心的“明德”是反映“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的变化的，孔子将这个包含“已知”与“不知”相统一的系统称之为“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这个“知”，便是“天”之“知”或曰对天之知，王阳明称为“良知”。
这里插一句，王阳明的“良知”说，我不知怎么会被当代学者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奇怪至极。这恐怕还是没有把王氏的学说真搞懂吧？
正因为如此，孔子认为自己是知“天”的，知天就是与天同体，天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匡人还能违反“天”的意志杀了“天”吗？
但是，孔子对于自己的知天，永远是恐惧的，怀疑的。“子畏于匡”的“畏”字说明了这一点，后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更表现了孔子的这种戒慎恐惧。这戒慎恐惧正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具体运用。
既有充分的自信，又对自己恐惧怀疑，自信的是自己相信自己是可以知“天”的，但在具体环节上，又怕有失误，甚至在整体上也怕没有把准，这样的人永远自信，永远自觉反省，其自信正来自于反省，其反省中包含着自信，这才是真知“天”，这才是真正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天行无常”啊！我以无常之心，对天行无常，这便是实践理性的精髓所在。千万莫理解为道德修养，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这种人永远不怕承认自己的卑贱与失败，永远正视自己的卑贱与失败。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为自己的老师涂脂抹粉，孔子很不以为然。我小时贫贱，（为了求生）学了不少生存的技艺。真正所谓的君子多吗？你认为的那种所谓的君子，即像圣人一样的君子，有吗？太少了（起码我孔老二不是的）。
看看南先生对孔子“叩其两端而竭焉”的解释吧：
“孔子说你们以为我真正有学问吗？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一点学问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有不曾受教育的人来说我，我实在没有东西，就他的程度所问的，我便就我所知的答复。如果他本身很鄙俗，来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确答不出。那我怎么办？因为没有主观，没有成见，就‘叩其两端而竭焉’，反问他提出问题的动机，就他相对思想观念的正反两面研究透了，给他一个结论。所以我没什么学问，不是我给他答复，是他自己的意见提出来问我时，我替他整理作个结论而已。”
我们对南先生的解释不作过分的挑剔，解这一条，能知“无成见”，便基本到位了。但是人们若回忆一下，在此之前，南先生对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解释，给了我们多少成见呢？
什么“为世为人”，什么“准备寂寞”，什么“孝悌”是人的根本，什么“温、良、恭、俭、让”，太多太多，似乎《论语》每一条语录都要给我们一条“做人”的准则，其实也就是一条成见。
“鄙夫问于我”，这里突出“鄙夫”，是为了说明，即便是最粗陋最简单的问题，对于我来说，也不为过往的经验与知识所迷，仍要使此心保持“空空如也”的状态，不要有任何成见，依“当下”的情势回答他，也就是尊重“当下”的良知。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良知”强加给别人，而是给对方讲出他提问题的多重可能性，由他去选择，由他去决定，由他去理解。
不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这里突出“鄙夫”二字的意义，你也就不能理解“无友不如己者”的意义，“三人行，必有吾师”的意义。你也就不理解“中庸”的真正含义。
一句话，“良知”只是每个人自己的，谁也代替不了谁。任何人的“知”，都是“宇宙—生命”系统矛盾运动的折光反映，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的“知”中，折光状态都不一样，折光也非折光，对于这个具体人，他此时此刻就该如此，此“知”也即是他该有的“行”。作为“宇宙—生命”系统中的一个点，他能这样知、这样行，便是对的，符合整体的要求的。如果下一刻，他又变了，这变也是对的，符合整体要求的，正如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四条边各自有各自的力的方向与大小，这样才可能形成合力，产生“矢量”。在这里以己之心求人之心，希望自己与他人的用力的方向与大小完全一样，反而是破坏了“矢量”的运动，那就违了“天意”，就必遭天罚。“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表面上看来，儒家的这种用心方法，有主观唯心的影子，但查到底，你会看出，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把天人整个的合为一体了，便是孔子讲的“天道”。
在充分尊重一切人的，包括最无知者的“良知”中，已经包含了“天道”与“人道”这不可分割的两端，“标量”与“矢量”这不可分割的两端，这便是孔门所谓的“中庸”。
“中庸”不是保守、马虎，更不是南先生讲的中和矛盾双方的辩证法游戏。
辩证法，一旦作为成见的教条，就早不是辩证法了。最沉痛的教训莫过是“文化大革命”。
我们突然在这里提出这个历史事件，是为了让读者明白南先生在解这条语录的下半段时的严重错误。他把“叩其两端而竭焉”解为“我替他整理作个结论”，就他“相对思想观念的正反两面研究透了”。这完全是不尊重对方，也是不尊重“天道”。你怎么可以透过对方的心越俎代庖呢？
南先生作为一位大师，对《论语》最多只是字面上懂了，并不明白其精髓。后世学儒者能跳出此文字误区的也为数不多。孔子似乎有先见之明，坚持“述而不作”，仅留下一批最生动、最具体、最能体现其“良知”特色的语录，结果还是被后人指鹿为马、指月捉指了。还是颜回聪明：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南先生对于这一段话讲了极大的篇幅，其实仅看他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他并没有真懂颜回的真意。他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谓人文的学问，就是这两句话。”从这里南先生便扯到当代青年，“博我以文”是做到了，“约我以礼”却未做到。先不说南先生对这“文”、“礼”字并未真懂，“文”、“礼”岂可分家？连颜回的话也没有真懂。颜回先讲孔子神龙见尾不见首，后讲孔子为了引导弟子而“循循善诱”的方法，这方法便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种入门方法使我们欲罢不能。到了南先生这里，却是人文学问只有“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两句话而已，这便差之千里了。一个到此为止，一个是说这才刚开头。前文我们说过“文、行、忠、信”只是孔门教育弟子入门的手段，关键在于具体用心之妙，那才是真正的“道”。南先生却把人们封在了“道”外，《论语别裁》就是一本把人们封在孔子的“道”外的大作。如果人文学问只是那两句话，颜回不会说出“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我们把“文”也学了，“礼”也学了，自以为可以卓尔不群而立了，又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着。既然如此，孔子的人文学问怎么能只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么一点点呢？
也许正是由于只有颜回才体会到孔子的真正的“道”，孔子才会说：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其实，颜回也没有悟到什么，真正值得人们去体悟的只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谁也不要为人们的思想设置这样的或那样的标尺、准则了。宇宙在流动着，人的意识也在流动着，一切都在不舍昼夜地流动着，“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神龙见尾不见首，谁也不知川中之水，何处来，何处去，我只知它在流，阻是阻不了的，拦也是挡不住的，它一刻也停不下来，生生不息，生生不已。千万莫用什么人为的知识、原则、道德，戕灭了这生命本体的盎然生意。你敢如此，你便准备获罪于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若活着，见了后人把他的语录全作了成见教条，必得掩面而嚎啕。
我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董注：莫在其中找道理，孔子就是喜欢这样，别人也可以不喜欢这样。都好。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董注：混账的子路，作这个假干什么，这是最坏的毛病。南先生从这里能引出“了生脱死”的道理，和子路的水平差不多。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董注：可惜千百年找不到一个善贾。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董注：我居我心中，我亦居天上，我居到茅厕旁也是居天上，懂吗？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董注：这只是说我喜欢音乐，人们哪，莫想得太远。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董注：该做的我做好，不该做的我不做。你认为你该做的你也该做好，不该做的也别去做。这便是“天理”。从这里引出任何道理，都是胡说。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董注：我像好色一样好德。我怎能不好色？我不好色，我的儿子伯鱼怎么能生出来?难道当时我只是个生育机器？我是把我好色的强烈冲动也用到了好德上了。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 吾往也。
董注：这山就应少这一篑土，我也不倒土了。这平地应多一篑，我就去倒，和毅力无关，只是当时我觉得是对的就去做了。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董注：真让孔子说着了，但孔子又未说着，除了那些自命为国学大师、儒学专家者，孔子现在已经可以收获果实了。我以为今日社会不信东方文化，骂孔、骂老、骂释者皆是熟了的果子。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
董注：一个人四十、五十多岁后，还能如后生，也是可畏的。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 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南先生对这段语录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要注意‘绎之为贵’，绎就是演绎，要反省、研究、推敲、分析一下。‘说而不绎’，光喜欢好听的话，自己不加反省、推敲。‘从而不改’，对于好的格言，只是欣赏，而不依格言去改自己的毛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对于这种人，我也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董注：南先生，你在前文不是说“见与师齐，减德一半”吗？怎么到了这里，我辈只有反省、研究、推敲、分析的“份”了？“绎”，发展也。对于圣人、古人、老人的东西光高兴而不发展，光顺从而不改正，就对了吗?有损有益正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董注：是人便应有通天之志。其实，任何人的任何志，都没有可“夺”的。根本不存在南先生讲的什么“气节”。能夺者皆不是志。“不可夺”正是没什么可夺的。“帅”可以擒杀，“志”如何擒杀？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董注：是“志”便不可夺，是“道”，就不必臧。“道”，应是理所当然的“平常”，可臧，皆非“道”。 臧，善、好，可引申为称颂。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董注：三句是一句，核心是真知“生命”。日本人不懂这三合一的道理，大讲“三德”。可笑。知生命本无善恶，本无生死，本无成败，怎会惑、忧、惧呢？真知生命才是真智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 与权。
董注：难在“未可与权”。此节五个“与”，其实都不存在，真讲了“与”，一切都完了。此理不明，便不可言“道”。正是不与人“与”，便与一切人“与”了。“可”与“未可”三字不可轻看、误看。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远之有？
董注：李卓吾从这里引出“思”对人的重要性；南先生能把“偏其反而”，说成视角的偏差，不知此“偏”，通于“翩”，通于“翻”；“而”是语气词。文人便是文人。不讲出一点道理，我们怎么是有学识呢？
孔子此处莫过是“幽”了那怀人的歌者一“默”，并没有许多儒人学者讲的那么多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