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不是如南先生讲的，孔子很谦虚，只是希望保留传统文化。孔子的本意是：“道”是不可说的，“道”是最现实的最生动活泼的，“道”也是最简单的。“道”就其道理来说，并不复杂，“允执厥中”、“惟精惟一”，这些古语，早把道理讲完了，不需要再去讲了，包括我们现在写的这本书，如果不是南先生偏得太远了，我们也没有写的必要。
“道”，在基本道理明白之后，关键是体悟，这是儒家学说的“有为法”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它和释道两家的区别。儒家这种要求对与不对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忠实表达他的基本思路。儒家这种对“道”的体悟，可以从道德修养入手，但终极是要体悟出无善无恶直抒胸臆的境界。南先生对儒家理论阐释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把一切道德修养当成了目的，这就必然把人们引到邪道上去了，也完全背离了儒家学说的根本。
请看孔子自己的说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是希望人们不要掉到道德及其他迷宫中，似乎真有什么外在的准则需要遵守，才可见“道”。
南先生讲：“‘毋意’，这是孔子做人处世，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下来。”
“毋必”，南先生讲这是说，天下事没有“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事实往往未必能如此。
“毋固”，便是不要固执己见。
“毋我”，专为别人着想，专为事着想。
如果仅从文字上讲、字面上讲，南先生说的这些大致可通。
但这个“可通”所带来的麻烦也是十分大的，因为像南先生这么一讲，看似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外在的准则了，而“四毋”本身又成了准则了。
毋意，可能使人成为没主意的不倒翁。
毋必，可能使人成为没有意志力的懦夫。
毋固，可能使人成为不坚持原则的庸人。
毋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对于肉身人来讲，完全毋我，是骗人的鬼话，甚至于能使人成为貌似无私的伪君子。
孔子提这四条，正是人的意识的基本特点，凡意识，必有所愿，凡有愿皆希望实现，为了达到实现愿望，必坚持己见，这三个过程中皆有一个“我”在。“我”这种观念，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主观意识主观修养可以克服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仅从处世经验从道德修养讲“四毋”，就会变成绝对的“四有”。
“四毋”是要我们在把握生命的意识现象时综合运用的，所以儒学重在切身体悟。
“四毋”是我们在把握自己的意识现象时具体运用的，所以儒学重在对“明德”的“明”，即具体明白事物在我们个人的“明德”——意识上是如何运作的。
正如我们前文反复说过的，个体人的“明”，只能是对“至善”矛盾运动的折光反映。用孔子的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个体人的任何“知”，都包含着无量的“不知”，所以任何“明”都只是至善的“折光”。我们在做判断时，却只能依赖“已知”。如果把“已知”绝对化，从“已知”的一点，凭主观逻辑推断出它的结果，因此产生的意愿，就是孔子在“四毋”中指出的“意”的毛病。进而相信自己必定成功，这就是孔子在“四毋”中指出的“必”的毛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明明显出你的“已知”只是个假象，不可能产生你推导出的结果，你却非要固执成见，这便是孔子“四毋”中指出的“固”的毛病。
这些毛病为什么会产生呢？除了单纯强调“已知”的片面性之外，关键在于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我”在起作用，我太相信“我”的感官，被感官所迷，“意”、“必”、“固”的毛病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南先生说：“毋我”就是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是骗人的鬼话，专替别人着想就可以避免“知”的片面性吗？专为事着想就可以使人一下获全知全能吗？将孔子的话变成教条而不知孔子立意的根本，绝对会错解孔子的。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我需求的迫切需求也会使人产生偏差。
根子在于，人们不认得自己的生命本体。生命，只是一个“知”，除了“知”，无生命可言。“知”是宇宙本有，它没有什么需求。只是由于生命本体，在我们这个时代，非以一定的某个肉体为载体不可，于是人们错把肉身载体当成了“自我”，当成了自己的生命，把肉体自我的需求，错当成了生命自己的需求。这样，人们的“意”就必然被“需求”牵着鼻子走。于是便必然产生“意”、“必”、“固”。
久而久之，人们便产生了一个错觉，好似“意识”、“愿望”这些东西都是主观自生，是“我”的头脑主动产生的。这样，关于“我”的错觉便自然产生，我在想，我要说，我在做，我在吃苦，我在享受，我悲，我喜……其实这一切都是错觉。
这便是把生命和其载体肉身画绝对等号之后，无法摆脱的错觉。
对于生命的本体“知”、“明德”来说，如果它本性是悲，就无法产生喜，如果本性是享受就不能吃苦……就比如一幅画，它的“底色”如果是“红色”，再涂上红色便无用，再涂上绿色就“黑”，再涂上白色便是“粉红”。正因为生命——知——“明德”是空空如也，所以才知肉体之喜怒哀乐，知肉体之苦痛享受，才会有分别。也就是说，凡有所想、所知、所感，皆不是我，所以我可以认识它、明它、知它。
人类真要认识这一点，必得依赖一步步的进步，尤其是肉体的生死之谜被解开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明白，本来无我，我本是空空如也，我本是一尘不染。
佛教禅宗六祖慧能有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正是指生命的本体说的。
但是，即便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肉体的生死之谜被打破了，人的肉体感官的“明”、“知”对于“至善”的认识，仍然只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不可能出现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和人被自己的肉体需求牵着鼻子走，是“明德”的两个误区。
但如果在这里引入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便解决了。
人，作为个体生命体是有生有灭的，是不可能全知全能的，但人作为生命的整体，如果从其历史的发展来看，恰是全知全能，从终极意义上讲，自然全体的生命化，人化了的宇宙被“明德”所普照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被历史的进程所证明了的。古往今来的人类史证明，人类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讲，任何一个人的每一个活动，不管是善是恶，是成功是失败，皆是“宇宙—生命”系统矛盾运动的一部分，都是“宇宙—生命”系统整体矛盾运动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少一个环节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由于每个具体人、具体事，有善有恶，有成功有失败，才导致了人类文明史整体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的整体恰是无善无恶、无成功无失败。
在这中间，个人的意、必、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真实的作用，但也可以说是作用巨大。因为没有个体的意、必、固、我，也就没有历史的整体矛盾运动，“明德”就不会一日复一日扩大自己的光辉。
这个二重性是南先生根本没有看到的，所以他对“四毋”的解释，不能不产生严重的片面，谁如果真正照他说的，把“四毋”当做了死教条，不仅不可能在生活中解除烦恼，同时也会导致破坏历史的整体的正常运动。“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正因为意、必、固、我具有这样的历史的整体的两重性，所以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勿忘勿助”。南先生对“四毋”的解释，正好是“有助有长”。
儒学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要去管什么“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管在你认为的“知”的真切处“行”去。这不是明白地支持主观臆断吗？
不对了，朋友，东方文化的奥妙处正在这里，许多人千古不明的地方正在这里，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因也正在这里。当我们把话说到这里时，朋友，你是不是也明白了个体人的“意识”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呢？对！明白了就对了，就一切都好办了。你不管什么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等于你不明白意、必、固、我的片面性局限性，你再去做具体的事，心态会如何？仔细想一想，想一想……
世上的事只怕明白，一旦明白了，“心”自然变了，心变自然了，心自然止于至善了。东方文化只要你一个真真切切的“明白”，却不需要你去“遵守”。这其中的奥妙处还不清楚吗？孔子是提倡“有为法”的，这“有为”中正有着“无为”。
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还要坚持意、必、固、我，那就是“天理”让你坚持的，那就是“天命”，你不要管他，你的意、必、固、我，对生命普照宇宙，对历史的进步必有大大的好处。
也正如王阳明所说：“我只是这致良知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
你的意、必、固、我，在这时已经完全融入了“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运动中，也就无善无恶，只是“至善”。你的意、必、固、我，融入了历史的进步中，也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了。
在人们明白了“明德”的天理之后，你的一切皆不再是你的，想是你的也不是你的，这才是真正的“毋我”。南先生把“毋我”解成“一切为别人”的道德训条，实是根本不知儒学的着力处，也不知东方文化的真正着力处。
如果用我们今人的话说，把你的全部意识活动、生命活动看成是历史的客观的必然，“宇宙—生命”系统的矛盾不过是在你这里踮了一步脚而已，你还会悲时悲之不已，喜时喜之无形，毫无节制，乃至盲目冲动吗？
想冲动你也冲动不起来了，此时，那意、必、固、我，有还是没有？
朋友，这时，是需要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的。想一想，再想一想……千万莫停在字面上。
到此时，你便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孔子“述而不作”的道理了。可惜的是，后人虽然不是故意歪曲，但由于自己没有切身体会，就字解字，就文解文，解不了，就考据分析，东引西扯，使孔子的原意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