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散文的起源，首先得有文字。传说最初汉字是由一个叫仓颉的人造出来的。古书上记载，他把汉字造出来以后，“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文字，人就变得机灵巧诈了，就会想着争斗，想着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天怕粮食不够吃，所以降下小米来救济大众；鬼也怕人用文字来制服他们，所以夜里号哭。先民大概用这种传说来衬托文字的神秘感。有了文字，人们可以把自己和别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记录下来，达到和别人交流的目的。两个人距离很远，不能见面，古时候又没有电话、网络可以聊天，写封信也就解决了。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总结了数千年的历史，他当然希望后人知道他做的工作，了解他的思想，就写成洋洋五十多万字，一直流传到今天。通过文字，一代又一代人的行动、想法都保留下来，不断积累，不断传承，这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部分。有了文字，人类的确是变得越来越机灵了。那么复杂、那么规则的文字全部出自一个人的创造，当然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乍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稍作浏览，大概总会惊叹：那么多的书，里面得承载着多少思想，包含了多少文章啊？如果想到从古至今中国产生的所有典籍，那还非得用“浩如烟海”形容不可了！一个极其睿智、渊博的学者，也不过是从牙牙学语开始，也必须从学习一个发音、认识一个字起步。中国古代散文的历程正像是一个人的人生，要对她有所了解，还必须得从那文字初成的遥远年代开始说起。
一、卜辞铭文：龟甲青铜的古老变奏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北京国子监一位叫王懿荣的祭酒，也就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教务长，偶然得了疟疾，他发现郎中给他开的药方里面有一味叫做龙骨的，上面刻着些小字儿，似篆非篆，他就把抓药的下人叫来一问，下人说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铺抓来的。王懿荣很感兴趣，他本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很高的造诣，隐约就觉得这些小字儿里面大有学问，于是干脆把北京达仁堂药铺里的“龙骨”包圆儿了。他在这些小字儿上花了不少心思，后来还把这事告诉了来家中拜访的刘鹗。刘鹗以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知名一时，对古文字也颇为精通。经过共同研究，两人最后终于发现这其实就是咱们国家最早的成形文字，是殷商时代占卜的记录。当时发现的“龙骨”都来自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那里正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
人的思维落在文字上，就今天所知，还的确是同占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商代人最尊重鬼神，出了名儿了，当时原始宗教的气氛笼罩着生活的每个角落。《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鬼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信神、敬神都是全民参与的。在我们看来，那时的老祖宗简直迷信得不可思议，他们凡事都要向鬼神请示，所以动不动就要占上一卦。军国大事、生儿育女，乃至鸡毛蒜皮，无不占卜。今天，科学知识已经相当普及，偶尔在街头或者寺庙周围见到算卦、相面的，也很少有人光顾，多数人只当是蒙人骗钱的把戏，压根儿就不相信。商代人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占卜可是生活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事儿。他们有众多的占卜师，当时叫做“贞人”，专门负责沟通天地百神和已故的祖先，商王和贵族有时候还会自己动手从事占卜。再比如说占卜的工具，也有特别的要求，多半是像当年达仁堂里那样的“龙骨”，后来叫做甲骨的那一类。“甲”必须是龟的腹甲，“骨”应当是牛的肩胛骨，其他的东西就很少用，大概这两样更有灵气吧。占卜时要由专门负责占卜的巫师在甲骨上钻几个孔，然后放在火上灼烧，巫师根据灼烧后的裂痕来推断吉凶，随后把占卜的人、时间、问句和结果刻在甲骨上。比如一则卜辞说：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①
句子简单极了，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假如在今天，我们只要问“雨从哪边来？”也就够了，它偏要东、西、南、北整个儿询问一遍，采用同神明对话的形式和语气，显得既质朴又庄重。其实也难怪，相比今天来说，先民对世界了解很少，面对大自然的种种变幻，当然更容易恐惧，同时对自然世界也有着更多的敬意。商代人把占卜得来的结果看成是神的指示，而且除了巫师之外没有多少人认识“甲骨文”，所以在当时，这种最简单的文章实际上包含着非常神秘的色彩。它在表达上的最大特征，就是简明直白，因为只求实用，还谈不到修饰。
甲骨文中多是些零散的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所以叫做“辞”。后来《周易》爻辞经过占卜师（就是当时所谓“史”）按照卦的顺序连缀起来，就比甲骨卜辞显得整齐多了，包含的内容也更丰富，写作手法也更多样。古代有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传说，这大抵都是靠不住的。关于《周易》的时代，近代以来的学者一般认为是商末周初。《周易》是本卜筮的书，同商代卜辞没有根本的区别，不过应是日积月累，出于众多占卜师一类人的手笔。它的年代比一般商代甲骨卜辞稍晚，又经过不同的人长时间的“打磨”，文字的组织上显然比甲骨文进步了一些，爻辞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带有诗意的韵文了：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卦）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卦）
男子骑着白马，威风凛凛地到女子家里去，起初以为他是强盗，等那女子被抢走之后，人家才知道他是为着婚姻而来的。女子被挟在马上，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哭得伤心极了。句子虽也不长，却很整齐，明显经过了有意的修饰，那男人乘马的神气劲儿，和女子被抢离家的感伤，已经呼之欲出了。
又如《中孚卦》：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吾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一段恰是男女间柔密的情话：雌雄两只鹤在相互和鸣，我这里有芬芳的美酒，你何不来同我共醉呢？通过其他物象来引起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这同《诗经》里的“比兴”手法已经没有什么不同。它不像甲骨卜辞那么直白，而是优游、含蓄，生动、饱满，富有感人的力量。虽然它的用途同诗还是不一样，终究还是为了占卜，但表达技术已经与甲骨卜辞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国家历史博物馆，有一件青铜铸成的国宝，它经历了三千年风雨的洗礼，斑驳的翠绿色锈迹古色古香，重达875公斤的庞大躯体岿然屹立，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驻足观看，惊叹不已。它就是商王为母戊所铸造的祭器——司母戊方鼎。
鼎是商周青铜器的主要形制之一。商周时代，大型的青铜器皿多从一般食器演化而来，后来青铜器逐渐成为商代人宗教观念和情感的寄托，所以当时青铜器制作之精湛、品类之繁多、造型之多彩，今天看起来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青铜器也是我国古代早期散文的重要载体，镌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几乎与甲骨文同时产生，后世叫做金文。“金”是指青铜金属器物，由于青铜器的造型以钟鼎为多，所以金文又被称作钟鼎文。商代青铜器多以浮雕式的动物纹样知名，如果说上面雕有文字，只能说是图画文字，装饰性较强，同实用文字还有所区别。自成段落，能够表达完整意义的句子，在商代青铜器中还很少见。商代也有金文，比如有一则商代金文说：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①
内容大致是说某位大臣效劳于商王，立了功，得到了商王的赏赐，所以特别在某一天祭祀先祖，告慰亡灵。字数不多，时间、事件都有了，只是句子相当简单。但即使是这么短的文句在商代青铜铭文中也已经算是长的了。一般来说，商鼎中一二字或者四五字的铭文稍微多一点，这同当时低下的物质条件有直接关系，当然，先民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同样也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
记述功绩的铭文，到周代的青铜器上才大量出现。在周代，青铜器的拥有者都是上层贵族，他们在举行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时候，都要使用青铜器。这一方面表示对祖先的敬重，同时也要用这种当时极为贵重的礼器来炫耀自己的功勋、地位和财富。铜器上的铭文，一般都不外个人或家族的辉煌战绩和荣耀历史，因此在镌刻铭文时往往都会详细地列上时间、重大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最重要的还有相关家族成员的名字，这都是作者希望随着坚固的青铜器传之永久的东西。《虢季子白盘》、《小盂鼎》、《多友鼎》等铭文都出自参加过□狁战争的将士之手，时间、地点之外，作者把杀敌多少、俘获人数都记录在内，虽然没有对战争惨况的刻意雕琢，质朴明了的记载也不乏惊心动魄的力量。青铜器皿的面积远比龟甲和牛骨要大，所以有的文辞能够写得很长，比如今天可以见到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已经是意义比较复杂的段落了。其中有对事实的描绘，有王者同大臣的生动对话，散文功能提高了很多。《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春秋》、《尚书》历来被看做是历史散文的源头，其实从写作手法上说，周代青铜铭文就已经兼备了记言和记事这两重功能。韩愈曾经感叹《尚书》中的文章晦涩难懂，说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青铜铭文的风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有些长篇的金文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同《尚书》里的文章非常接近。不过古人并非希望用晦涩的文章来难为后人，实在是当时的口语就是这样，他们只是按照说话的方式不走样地记录下来，谁知年代一久，当时简易的口语却往往让后人不知所云了。
总起来说，甲骨文、金文大体只应用在商、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竹简、木牍和缣帛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为书写工具，这些材料显然比甲骨容易获得，而且文字的承载量也更大；战国末年，铁器使用普及，青铜器的铸造衰退了，钟鼎铭文也就罕见了。书写工具的改进，适应着人们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也在推动着散文向更高级的阶段演进。有一个事实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无论后代的散文怎样演变，无论我们今天能够写出怎样华丽的文章，其实都是从商周甲骨和青铜上那些最稚拙的散文那里走过来的。
二、《老子》、《论语》：简约醇厚的永恒经典
周代的天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把自家的亲属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帮助他行使统治权力。天子之下的诸侯再把自己的亲族往下分封，这样从天子到庶民，等级森严，关系就像是金字塔的形状，这就是所谓“封建制度”的基本含义。此时的情形，就像《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春秋末年，宗法制度渐遭破坏，原本稳固的统治无法维持，社会等级开始混乱。诸侯的家臣拒绝向诸侯交纳原本应该交纳的钱粮，在诸侯危难的时刻不给予原本应该给予的保护和救助，或者起来反抗，甚至取代了诸侯的地位，这种种情形自然都是统治阶层所绝不能容忍的。天子对此没有办法，有时候反而承认了这些“倒行逆施”。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一些智慧而博学之士就站出来，对社会的走向、对世道人心提出自己的见解。倾向守旧的人，主张保持旧文化、旧制度，一切照旧；倾向革新的就认为旧有的东西实在要不得，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形制定新政策，寻找新出路。当然，也有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种种不同看法，甚至还有人主张取消一切文化和制度。哲学只有落实在文字上才能发扬光大，才能传之永久，去影响更多的人，于是诸子散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思想的解放，思想的发达，诸子散文的兴起就是最鲜明的标记。诸子中年代最早的，要属老子和孔子，记载他们言论的著作《老子》和《论语》，最能代表早期诸子散文的特色。
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面有篇《出关》，说老子骑着一头青牛，要出了函谷关，赶奔昆仑山。管理函谷关的尹喜勤心修炼，希求长生不老，他把老子当做圣人和神仙一般膜拜，请老人家出关前无论如何留下一些著作，老子便写了五千字，总结了他的思想，以此留给尹喜，也留给后人。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老子》。后来道家取了书中两个比较关键的字，用作书的名字，并且把它尊奉为经典，称作《道德经》。这个故事的真假当然无从考辨，鲁迅只是借助古书上关于老子的零星记载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些我们且不必多说。单从这个简单的小故事里，就不难看出老子这位古代先贤的神秘色彩（图2-1）。
司马迁确切说明了老子的姓名、籍贯，说他姓李，名耳，字聃，楚地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并说他是周代管理国家藏书的史官，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礼”的问题。后来不少人怀疑司马迁的说法，另外作了不少考证，有人认为他生活在孔子之前，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不过不但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老子的时代和形象反而越发扑朔迷离。唐代皇帝奉老子为始祖，称之为“太上玄元皇帝”，这位神秘的老人真就变得“玄之又玄”了。道教里的“太上老君”，形象就源于老子。年代久远，事迹自然不容易搞清楚，而且老子形象的神秘化，多半同《老子》书中思想的深奥还有语言的深邃玄远有关。
老子的哲学思想极有特色。他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无”，“有”是从“无”衍生出来的。历来的哲学家对此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弄得后来人有些无所适从。我们只需知道老子曾经说，这个“无”是个很难说清楚的状态，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所以才叫它“无”；而且它还包含着很多规律，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只好叫做“道”。这些理论，实际上说明那些关涉到世界本质的问题，都会很容易显示出语言的无能，总是有很多东西，本来存在，却是任何语言都无法确切形容的。这种思想很高深，也很玄妙，对后来的文艺理论启发很大。后世的不少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把老子的这种思想运用到创作中去。比如山水画或人物画中大面积的空白，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追问这些空白究竟意义何在，往往不容易说清楚，但如果把这些空白都抹掉，都用画笔填满具体的某些东西，艺术效果就完全给破坏掉了。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的妙处。没有深切的生活体验或者艺术实践，他的这套哲学是很难理解的；一旦理解了一点点，大抵都会觉得老子的思想的确是高深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