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里有些句子在文学史上很有名：“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这是批评当时的文章内容满眼都是风花雪月，形式上又刻镂雕琢，同现实问题没有一点关系，派不上一点实际的用场。批来批去，他的文章对仗也很工稳，也很注意修辞。总起来可以说，当时的人对骈文弊病的认识，绝大多数还只是局限在文章的艺术风格上，并没有彻底否定用对偶来组织文章的意思。相反，这种性质的批评不仅不会消灭骈文，反而会扩大骈文的市场，延续骈文的生命。因为在坚持骈偶文体的前提下，任何一点改进都会增强骈偶文体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因此，整个南北朝、隋朝以及唐代初年，都是骈文一统文坛的时代，而且是大家普遍认为骈文是正宗文体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真正希望彻底改变骈文这种文体的改革，实际上只有一次，而且是一次极不成功的尝试。
北方的北魏政权垮台以后，分裂成东魏、西魏两个国家。西魏的第一个皇帝宇文泰为了使国力迅速强大起来，以便在同敌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认为长久以来流行的骈文实在是太浮华了，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文章领域必须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古人很早就对文章的意义看得很重，认为文章会影响到社会风俗，社会风气的浮华同浮华的文章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改造文章。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责成苏绰负责确立新的文体。苏绰在认识上同宇文泰很一致，大骂骈文的轻薄浮艳，而且认为这种风气起源于魏、晋，南朝人变本加厉，还把恶劣的文风传染给了北方。在他的心目当中，只有《尚书》里面所收录的夏、商、周时代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要改变风俗，就必须学习《尚书》。他很虔诚，学习《尚书》文章的时候采取“仿制”的手段，简直亦步亦趋，同时有宇文泰的支持，甚至还采取了行政命令的手段来推行新文体。苏绰仿照《尚书》写了一篇《大诰》，这是改革的总纲领，更是他们所确立的文章典范，要求从今往后的文章，都要依照这种写法。可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宇文泰和苏绰的预料，这种文体完全没有推广开，在西魏国内都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尚书》里面的文章并不是不好，可是那毕竟是上千年之前的“古董”，那里面的好处尽可以借鉴、吸收，却不能在一千多年之后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世界时刻在改变，文章的写作艺术也时刻在发展，总不能为了弥补今天的不足，再次回到一千年之前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阅读、欣赏和学习中国古典散文，接受它的熏陶，吸收它的艺术营养，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古典散文的笔法和调子去描写今天的事物、抒发今天的情感。所以，西魏的文体改革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一种无视散文发展规律的倒退。并不是只有我们今天这样评价它，唐代学者对这次改革的性质就已经有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令狐德棻等人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里说，苏绰的《大诰》文体“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复古并不是坏事，可是矫枉过正，就不能适应历史潮流，所以必然不能长久。
四、回光返照式的惊艳结局
唐代中期和北宋中期发生了两次古文运动，使骈文这种文体受到巨大的冲击。关于这两次古文运动，我们将在后文中作专门的介绍。在两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没有灭绝，只不过失去了六朝时代一统文坛的霸主地位，退守到了公文领域，公文之外的领域，几乎都被不用对偶的古文所占领。这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变局。直到清代末年，这种文体格局都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骈文之所以会顽固地坚守在公文领域，大概是由于骈文自身的形式特点相对古文来说更符合公文的要求。骈文对偶的句子具有工整、对称的空间美，骈文特殊的声律要求使它具有音乐美，骈文重视辞藻修饰的特点使它具有色彩美，骈文用典故来表情达意的特点使它具有典雅、含蓄之美。这些特点使骈文很能迎合正式、工整和严肃的行政公文的需要。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在无话可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写一篇漂亮的骈文，却很难写出一篇古文。我们前面说过，骈文的弊端主要在于形式华美而内容空虚，这在行政公文领域内不仅不一定是缺点，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优点。官场上很多文章都没有实际的内容，但这篇文章却必不可少，需要的就是它的形式。人们经常批评“官样文章”或者“形式主义”，殊不知这种文章对官场的运作来讲是多么的必要！比如说某个官员升迁，朋友、同僚少不了要祝贺一番，这种祝贺自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而且未必发自真心，可是如果用一篇对仗工稳、声调铿锵、句句典故、辞采华丽的骈文铺展出来，那就很容易显得冠冕堂皇，甚至让对方看了心花怒放。我们且举一个例子来看。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九月，工部侍郎陈夷行进为门下侍郎，就是从一个准宰相的位置转了正。李商隐当时在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里做掌书记，专门负责草拟各种行政文书。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王茂元需要给陈夷行写一篇表示祝贺的“状”，还要随着这篇“状”送上一些土产。这种文章当然未必是王茂元自己愿意写，而是按照官场规则他必须写。文章由李商隐代笔，写道：
相公兰台克成于故事，黄扉显正于嘉谋。道协五臣，名高六相。远流休问，实激含灵。某忝建高旌，方掀大旆。军中之执，既阙于请缨；土贡之余，尚盈于厥篚。前件物等，薄如蜩甲，轻甚鸿毛。是愿达诚，敢求睹物？延陵至郑，不隔纻衣之微；孔圣删诗，无废《木瓜》之兴。贵贱虽闻有异，古今未始无兹。干触威严，伏增兢惧。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典雅，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甚至有些晦涩，因为每句都是典故，整篇文章就是用典故堆砌出来的。我们如果逐句解释，还真要费不少工夫。其实文章的内容很简单，首先说明恭贺荣升之意，进而说明呈送礼物之事，接着劝说对方收纳，最后两句是谦辞。即使陈夷行不看这封信，也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但是王茂元不给陈夷行寄上这封信却万万不可。王茂元要通过这封信表达对新任宰相的拥戴，陈夷行只要接到这封信，就已经领会了王茂元的意思，至于信里都是些什么词句，其实完全无关紧要。可是从王茂元的角度而言，只是干巴巴地说上几句表示拥戴的话也还是不够，因为那样还不够冠冕堂皇，所以要用一篇漂亮的骈文，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单一的内容多样化，黯淡的因素多彩化。辞藻、声律和对偶将文章变得更加多姿和亮丽，用典则增加了文章的变化和深度。各种要素有机结合，交互为用，就构成了骈文在表达方面的独特艺术效果，造就出一篇精美的“官样文章”。
这就是骈文在唐宋以后的主要用途。今天的读者对这类骈文大概很难产生多少兴趣，就是学者也很少去关注它。如果从散文的艺术角度看，除了形式上更加细密之外，这些文章的确少有可取之处。不过我们还不能就因此认为它们丝毫没有研究的价值。很多相关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化史现象都可以借助这类文章的发展、变迁得到解释，至少可以得到启发。
比如在晚唐时代，科举腐败，文人通过正常途径进入仕途的机会很少，很多杰出诗人都长期在地方幕府里担任掌书记之类的职务，负责撰写幕府公文。他们特别喜欢用五律、七律等近体诗的形式创作诗歌，使近体诗的格律比原来更加细密，同时他们所撰写的骈体幕府公文也在声律、对偶方面比以往的骈文更加精密，正是因为律诗和骈文之间的交互影响和渗透，才使他们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沉沦藩镇幕府二十多年，大半生的时间都在漂泊中度过，他的创作就是晚唐文人生活和情感的典型缩影。他的律诗和骈文，都像锦绣般美丽，像音乐般动听，都浸染着浓郁的凄婉和哀伤。他的骈文最像诗，他的律诗也最像骈文。
晚唐五代，中原地区战火连天，朝廷衰弱不堪，对天下大局已经无能为力，只好任凭那些从中唐以后日益壮大起来的藩镇首领们去互相拼杀，逐鹿争权。在这种情况下，幕府成了政治的重心，朝廷的公文就不如藩镇幕府中的公文来得重要。藩镇领主对幕府公文在复杂政治形势中周旋权变的功能越来越看重，所以求贤若渴，急切地盼望擅长骈文的人才前来投奔；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众多士子为了寻求政治出路，或者仅仅为了一口充饥饱饭，也十分愿意凭借一技之长到藩镇幕府中去效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结合起来，就造成了晚唐幕府中骈体公文创作的极度繁荣；同时，围绕着骈体章、表、书、记之类幕府公文的写作，有了师徒授受，也有了相关文集的大量出现以便适应效仿、学习的需求，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学问，学者们往往称之为“章奏之学”。骈文虽说已经失去了往日独霸文坛的辉煌，却又在晚唐时代展现出一道特别的文化景观。
李商隐最初学习古文，骈体幕府章奏的写作能力来自高官令狐楚和崔戎等人的教授。令狐楚是从文章起家，从藩镇使府幕僚而平步青云、做到宰相之职的典型。他在桂林、太原担任幕府僚属长达十三年之久，写了大量的表、状、笺、启、辞、牒一类的公牍文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令狐楚《表奏集》十卷当中即有大量其在担任幕府僚佐期间所作的文章，《全唐文》卷五三九至五四三收楚文五卷，其中既有其任职使府时所撰，也有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时所作，全部都是骈体文。他在太原幕所作的骈文章表已经大为德宗皇帝所欣赏。崔戎在淮南李鄘、卫次公幕，太原裴度幕担任过多年幕僚，大和年间担任给事中时，所撰奏疏著称于时。李商隐居于崔戎门下之时，在骈体章奏的写作方面曾经得到过崔戎的悉心指导。对于令狐楚的指导教授，李商隐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曾有《谢书》诗云：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此诗作于大和六年（832），当时李商隐二十一岁。作者回想自三年前在洛阳初次拜谒令狐公以后，即受到他的悉心照顾，不仅同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等人共同学习，还得到令狐楚的慷慨资助，进京参加进士考试，自己却未能有丝毫的报答。诗歌后面两句所说，正是令狐楚以骈体章奏之学教授一事。相传禅宗的第五代祖师弘忍和尚在临终时，曾对他最得意的弟子慧能和尚说：“你同南方有缘，应该到南方去传播佛法，带上我的袈裟，把它作为我们师徒关系的凭证吧。”说完就圆寂了。这就是李商隐诗中所说的“半夜传衣”。至于“王祥得佩刀”的故事，发生在西晋。当时有个人叫吕虔，他得到了一把名贵的佩刀，某位行家看了之后，认为只有位居三公高位的人，才能够佩带此刀，否则会对主人不利。吕虔对名士王祥说，我看老兄有望成为三公，就把这宝刀送给你吧！王祥不肯接受，在吕虔屡次推让之下才接受了。王祥就是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相传曾经在寒冬腊月里用自己的体温化开河冰，抓鱼给继母享用。后来王祥做到司空、太尉、太保，果然成了三公。他临死时又把这把宝刀送给他的弟弟王览，王览的后人世代显贵，就是东晋初年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李商隐把令狐楚传授他以章奏之学，比之为五祖弘忍传衣钵于慧能、王祥临终传佩刀给其弟王览而王览后代得以累世显贵，这当然并非尽是诗人的夸张，因为章奏之学在晚唐时代确实是政治上一种极为有效的晋身之阶。令狐楚传授给他章奏之学，不仅是文章上的指点和栽培，更是出于政治上的关照与提携。
这种事在晚唐五代时期并不新鲜，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册府元龟》记载说，唐末有个人叫孙隲，滑台人，读书并不是很多，但是文章写得不错，唐僖宗光启年间（885—888），魏博节度从事公乘亿把女儿嫁给了他，并且把自己所擅长的幕府公文的写作诀窍传授给他。当时魏博节度使有一大堆公文需要处理，可是几个月里竟然写不出一个字来。有人给节度使推荐了孙隲，节度使就先给他一个最低的官儿考察他一下，孙隲果然把各种幕府公文都写得相当出色，后来做到了支使、掌书记，又升迁为级别很高的节度判官。社会上有相当多的文士来学习、研究章奏笺表的写作，尤其是晚唐，文人到处漂泊流荡，多半要投靠幕府以求生存，更需要这种特殊的写作才能。因为关系到士人的基本生计和政治出路，这种直接传授大抵比较保守，不是关系特别之人，大概是不容易享受到这种“殊荣”的。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军阀长期混战割据的状态总算结束，幕府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再不像晚唐五代时那么大了，来自朝廷的制、诏、诰、敕才是最为人所看重的大文章。这些文章仍然都要用工整的骈文来写，所以科举考试仍然要考骈文，骈文对广大希望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仍然是必修课。北宋时散体文章已经相当普及，而且出了不少创作散体文章的大家，比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名家辈出，可是这些古文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仅古文写得好，骈文写得也很出色。在欧阳修和苏轼的手里，骈文还充分吸收了古文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新的面貌，被后人称为“宋四六”。在古文和骈文两个方面都练就出深湛的造诣，这是他们超过唐代散文家的地方。即使骈文写得不够好，至少也应该会写，因为这是为官做宦的基本素质。有一次宋神宗想让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不愿意做，神宗问他为什么，司马光回答说他不会作四六文。其实司马光并不是不会写，大概只是写得不是太好而已，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写作四六文对当时的高官来说有多么重要。
北宋以后，一直到满清灭亡，情形大致差不了多少。做官的人虽说在很多场合已经不再使用骈文，可是仍然应当熟练掌握骈文的写作方法；就是能够识文断字的老百姓，也时常需要“转转文”，诌上几句骈文。因为骈文不仅一直牢牢把持着封建社会的公文世界，还依靠着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惯性，深刻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